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

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吴子派札来（鲁国）访问。”吴国本无所谓国君，无所谓大夫，这则记载为什么承认它有国君，有大夫呢？为了表明季子的贤啊。季子贤在哪里呢？辞让国君的位置啊。他辞让君位是怎么一回事呢？谒、馀祭、夷昧跟季子是一母所生的四兄弟，季子年幼而有才干，兄长们都爱他，一起想立他做国君。谒说：“现在如果就这样仓促地把君位给他，季子还是不接受的。我愿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由弟弟依次接替哥哥做国君，最后把君位传给季子。”馀祭、夷昧都说行。所以几个哥哥在位时都勇敢不怕死，每次就餐必定祈祷，说：“上天如果让吴国存在下去，就保祐我们早点遭难吧。”所以谒死了，馀祭做国君。馀祭死了，夷昧做国君。夷昧死了，国君的位置应当属于季子了。季子出使在外，僚是寿梦的庶长子，就即位了。季子出访回国，一到就把僚当作国君。阖闾说：“先君所以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都是为了季子的缘故。要是遵照先君的遗嘱呢，那么国君应该季子来做；要是不照先君的遗嘱呢，那么我该是国君。僚怎么能做国君呢？”于是派专诸刺杀僚，而把国家交给季子。季子不接受，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受了你给予的君位，这样我变成跟你一起篡位了。你杀了我哥哥，我又杀你，这样父子兄弟相残杀，一辈子没完没了了。”就离开国都到了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宫廷。所以君子以他的不受君位为义，以他的反对互相残杀为仁，称许季子的贤德。那么吴国为什么有国君，有大夫呢？既承认季子是臣，就应该有君啊。札是什么呢？吴季子的名啊。《春秋》对贤者不直称其名，这则记载为什么称名呢？认可夷狄，不能只凭一事一物就认为够条件了。季子是被认为贤的，为什么季子还不够条件呢？认可做人臣子的，一定要使他像个臣子；认可做人儿子的，一定要使他像个儿子。（言外之意是：季子是夷狄之邦的臣子，是夷狄之王的儿子，就要在用语遣词上显示出这一点来。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以先帝那样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但是，不去讨伐敌人，王业也是要败亡的；是坐而待毙，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点也不犹疑。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谨陈其事如左：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睡不安稳，食无滋味。想到要去北伐，应该先南征。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才能吃上一餐；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所以冒着危险，来执行先帝的遗愿，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而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县的叛乱，东面又要竭力去应付孙吴的进攻，兵法要求趁敌方劳困时发动进攻，当前正是赶快进军的时机呵！现在谨将这些事陈述如下：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

高祖皇帝的明智，可以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见识广博，谋略深远，但还是要经历艰险，身受创伤，遭遇危难然后才得安定。现在，陛下比不上高祖皇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而想用长期相持的战略来取胜，安安稳稳地平定天下，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议论安守策略时，动辄引用古代圣贤的话，大家疑虑满腹，胸中充斥着惧难；今年不去打仗，明年不去征讨，让孙策安然强大起来，终于并吞了江东，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二点。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

太史公说：《诗经》有这样的话：“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宽阔的大路让人行走。”尽管我不能回到孔子的时代，然而内心非常向往。我阅读孔氏的书籍，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去到鲁地，观看仲尼的宗庙厅堂、车辆服装、礼乐器物，儒生们按时在孔子故居演习礼仪，我流连忘返以至留在那里无法离去。天下从君王直至贤人，是很多很多了，生前都荣耀一时，死后也就完。孔子是个平民，传世十几代，学者尊祟他。上起天子王侯，中原凡是讲习六经的都要以孔夫子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孔子可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在古代没有专门来规劝君王的官职，从官居高位的公卿大夫到市井百姓从事手工业和从商的人，都可以规劝君王。（等到）汉朝兴盛开始，才有了谏官的称号。

将天下所有的政事，四海之内的百姓，国家社稷的得与失，优势和弊病，都交萃于谏官身上，让他正确地将一切说出来。（谏官）的责任相当重啊！要当好一个谏官，（应当）注意重要的方面，舍弃细微的地方；把情况紧急的事放在前面，把不要紧的事放在后面；只为国家作贡献而不要将自己放在国家前面。那些在名声方面急切的人，一定会在利益方面贪图。（如果这样成为一个谏官的话）那其中的差距又相差多远呢？

天禧初年的时候，真宗下诏设立谏官六名，来监督皇帝的行为。庆历中的时候，钱君开始将谏官的名字书写在专门的文书上，我恐怕日子长了名字会磨灭掉。（于是）在嘉祐八年时，将谏官的名字刻在石头上。（这样）以后的人就可以逐个对着名字议论道：“这个人是忠臣，这个人是奸臣，这个人正直，这个人偏邪。”哎，真是令人警戒啊！

克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的意思。能够做什么呢？能够杀人。为什么不直接说杀呢？因为要表示出追随共叔段的人很多。

共叔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知道他是弟弟的呢？因为假如国君杀了嫡亲的长子，或者同母所生的弟弟，便用国君的爵号称呼他，文中既然已经称呼郑伯，那么也就知道共叔段是郑伯的弟弟了。共叔段既然是国君的弟弟，却不称他为弟弟；共叔段应当是公子，也不称他为公子，这是对他的贬斥，因为共叔段已经丧失了一个公子和弟弟所应有的道德以为。但是《春秋》鄙视郑伯的程度超过了对共叔段的批评。在什么地方超过了对共叔段的批评？因为经文并未对郑伯想尽一切方式，想要杀掉弟弟的意愿提出批评。

但经文说在鄢这个地方杀掉共叔段的，表明共叔段已经跑到远离郑国都城的地方了。就好比说是从母亲的怀中夺过婴儿杀掉，这又是郑伯做得过分的地方。

既然这样，那么对郑伯来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急着追杀已经逃远了的乱臣，而应该遵循兄弟之间相亲相敬的道德。

“元年”是什么意思？指君王登位的第一年。“春”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年开始的季节。“王”指的谁？指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再说“正月”？因为指的是周王确立的正月。为什么要说周王的正月？是表明大一统，天下都实行王的政令。

为什么不说隐公登位？这是成全隐公的心愿。为什么要成全隐公的心愿？隐公打算把国家治好，再把政权还给桓公。为什么要把政权还给桓公？因为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他兄弟俩身份尊卑的区别很微小，国人并不了解。隐公年长而贤明，诸大夫拥戴他为国君。这时如果隐公辞让，桓公能否登位，还没有把握。即使桓公能够登位，大夫们能否辅佐幼君，也没有把握。所以，隐公登位，全是替桓公着想。隐公年长又贤明，为什么不宜立为国君？因为立夫人所生的嫡子为国君，只凭年长，不凭贤明；立媵妾的儿子为国君，只凭尊贵，不凭年长。桓公为什么尊贵？因为他的母亲尊贵。母亲尊贵，儿子也就尊贵吗？是的。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又因儿子而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