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就秦末动乱的局面，对秦始皇焚书的暴虐行径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谴责。

公元前213（秦始皇三十四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奏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焚毁儒家《诗》、《书》和百家之书，令下之后三十日不烧者，罚作筑城的苦役，造成中国历史上一场文化浩劫。

焚书坑据传是当年焚书的一个洞穴，旧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的骊山上。章碣或者到过那里，目之所触，感慨系之，便写了这首诗。

诗一开始就接触主题。首句用略带夸张的语言揭示矛盾：竹帛化为灰烟消失了，秦始皇的帝业也就跟着灭亡了，好像当初在焚书坑里焚烧的就是他的嬴氏天下。这一句夹叙夹议，明叙暗议，有实有虚。“竹帛烟销”是实写，有形象可见。“竹帛”是古代写书的材料，这里指书。“帝业虚”是虚写。这种虚实相间的表现手法极富韵致。

次句就“帝业虚”之意深进一层，说是虽然有关河的险固，也保卫不住秦始皇在都城中的宫殿。“关河”主要指函谷关与黄河，当然也包括其他关隘、河流，如散关、萧关、泾河、渭河、崤山、华山等。贾谊《过秦论》：“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说“关河”，便概括一切可以倚恃的地理险阻。秦都咸阳四周虽有这许多关山河川包围着，但仍然锁守不住，所以《过秦论》又说：“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再坚固的“篱笆”也挡不住起义军队的长驱直入。诗以“关河空锁祖龙居”一句总括了整个秦末动乱以至秦朝灭亡的史实，言简意深；并且以形象示现，把“帝业虚”这个抽象的概念写得有情有景，带述带评，很有回味。“祖龙”指秦始皇。这里不用“始皇”而用“祖龙”，决非单纯追求用典，而是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一项传说：始皇三十六年，有神人对秦使者说：“今年祖龙死。”使者回报始皇，始皇听了，好久不讲话，过后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秦始皇一心要做子孙万代诸“龙”之祖。而此时江山易主，“祖龙”一词正话反用，又添新意成了对秦始皇的绝妙讽刺，而且曲折有文采，合乎诗歌用语韵味。

第三句点题，进一步用历史事实对“焚书”一事做出评判。秦始皇和李斯等人把“书”看成是祸乱的根源，以为焚了书就可以消灾弭祸，从此天下太平。结果适得其反，嬴秦王朝很快陷入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未冷”云云是夸张的言辞，旨在突出焚书行为的乖谬，实际上从焚书到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前后相隔整整四年时间。

末句抒发议论、感慨。山东之乱持续了一个时期，秦王朝最后亡于刘邦和项羽之手。这两人一个曾长期在市井中厮混，一个出身行伍，都不是读书人。可见“书”未必就是祸乱的根源，“焚书”也未必就是巩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过秦论》）的有效措施。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而能灭亡“焚书”之秦，全句纯然是揶揄调侃的口吻，包含着极为辛辣的讽刺意味。从“竹帛”写起，又以“书”作结，首尾相接如环，显得圆转自然。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如果说这就是“怨而不怒”的表现，那么，它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艺术手法。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开篇突兀而起。紧扣题目，描写吞云楼的胜概。巍巍高楼，直耸云天，华美、壮观。第一句是作者站在远处仰望云端，直抒赞赏之情，是正面描写楼之高耸入云。第二句用对比手法，说吞云楼的雄姿胜概足以压倒武昌黄鹤山上的南楼。这个对比很巧妙，“南楼”是诗词中常提及的名胜，其中有一个著名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庾亮是东晋声名赫赫的人物，拥重兵镇武昌，号征西将军。李季允身份、职务与庾亮有某些相近，作者言吞云楼胜压南楼，言下有李季允胜过庾亮之意，这不免有些夸大，但是应酬之作中的常见现象。然而词人却不停留于一般的恭维，笔势出人意外地来了一个逆转：“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如此巍峨华美的楼，登临纵目，自然是赏心乐事；然而对李侍郎来说，重任在身，也没有观赏风景的闲情。李侍郎即使登楼，也是为了观察地形，然后独坐苦苦思索破敌大计，这又暗与当年庾亮登南楼的风流雅事对比，衬托出今日李侍郎的一片忧国忠心。

下面接着这层意思，进一步借楼写人。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位齐国乌有先生对楚国使者子虚夸说齐地广大，并形容道：“吞若云梦（楚地广阔的大泽）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在这首词中，戴复古更翻进一层说：“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登上这样的高楼，感到“胸吞云梦”，从这里北望中原，简直有气吞残虏（指金兵）的气概。从此句开始词的现实性逐渐显露出来，作者写此词决不仅仅是为了赞美它的雄伟或恭维楼的建造者，而是为了抒写登楼后“西北望神州”，胸中一腔收复失地的豪情。这里，作者巧妙地化用《子虚赋》语，点出“吞云”楼名的来源，同时也就写出它直入云霄的雄姿，更进一步传楼之神，楼之神即人之神，李侍郎及词人自己抗金的壮志亦可“吞云”。

词写到这里，已将“气吞残虏”的豪情抒写得淋漓尽致，突然文势作了一个大幅度的跌宕：“百载好机会，人事恨悠悠。”词作于1221年，渡江已近百年，终于有了与金作战接连获胜的大好形势，可谓“百年一机会”，可是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却不能抓住这个好机会，一举收复中原，眼见胜势渐去，英雄亦失去了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契机，所以词人不禁叹道：“人事恨悠悠”。

词的下片便是将景、情和历史陈迹融为一体，继续抒发“人事恨悠悠”的感慨。从吞云楼上放眼望去，江山胜迹，尽收眼底，望着远处的黄鹤楼想起唐诗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而归结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悲感。那白浪接天的江中有一片绿地，正是鹦鹉洲。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汉代文学家祢衡在此作出文采惊人的词赋，而有“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之叹息。古人的流风遗韵，依稀还在，却已不可追寻。再向那黄鹄山下看，那里添了新景。郁郁葱葱的杨柳生长在旌忠坊岳王祠畔，在那烟笼雾罩之中，深锁着他“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及忠而见杀的遗恨，当年抗金名将岳飞为了“收拾旧山河”，竟至饮恨惨死于投降派的屠刀之下这等悲壮的事，生出无限感慨。借岳飞抗金宏愿实现作者自己壮志未酬之愁。直至今日，中原仍在陷落中，活着的人何以慰忠魂。因此词人又调转笔来，寄厚望于李侍郎“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了。同时作者又感到收复中原这项事业的艰巨，心生凄怆。还是让我们来干一杯吧，如果没有酒来解忧，秋风起时，真要愁得双鬓都变白了。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战刀以锋利著称于世，人们称为“并刀”。它真的“昨夜”铿然有声作“匣中鸣”么？诗人一开章暗用了一个典故：相传楚国剑工铸成的干将、莫邪雌雄双剑，将要杀敌饮血时常作匣中鸣；《刀剑录》也说，乌孤宝刀“有敌至，必鸣”。近代鉴湖女侠秋瑾也用过这个典故，“昨夜龙泉壁上鸣”。这不明明是借身边佩刀来表达抗敌救国的强烈愿望？“燕赵”是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包括河北、山西一带地区。诗题中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这里曾出现过荆轲、高渐离这些英雄豪侠！诗人说“悲歌最不平”，意思是：他们热血刚肠，疾恶如仇，面对强敌，敢于拔剑而起，还不是因为心头块垒难平？

《经世编序》里说，陈子龙“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年轻时与夏允彝等缔结“畿社”，企图匡救时弊。公元1637年（崇祯十年）中进士，如今正当而立之年，风华正茂。抗敌御侮的决心，匡时济世的夙愿，交织成巨大的精神原动力。今天途经“燕赵”旧地，枨触起荆轲的往事，怎能不使他沸腾起一腔热血，急于投入战斗，效命疆场呢？

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不正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吗？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陈子龙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不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么？

诗人出语犹如悲叹，又绝非无病呻吟，庸人自扰。崇祯以来，后金已先后于1629年（崇祯二年）、1634年（崇祯七年）、1636年（崇祯九年）三次入关犯境，进逼北京郊区，诗人《辽事杂诗》之一的“十载三逢敌骑来”即指此国难。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命运的陈子龙，已经预感到不久将会有国破家亡的惨祸了，“可怜”二字下得正好。

昏庸腐朽的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根本不值得为它唱挽歌；可是，诗人为之倡导的大敌当前，敢于英勇赴死的荆轲式英雄主义精神非常值得后来者珍视。

西塞山，在今湖北省黄石市东面的长江边上。岚横秋塞，山锁洪流，形势险峻。是六朝有名的军事要塞。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濬率领以高大的战船“楼船”组成的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开头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益州金陵，相距遥遥，一“下”即“收”，表明速度之快。两字对举就渲染出一方是势如破竹，一方则是闻风丧胆，强弱悬殊，高下立判。第二联便顺势而下，直写战事及其结果。东吴的亡国之君孙皓，凭借长江天险，并在江中暗置铁锥，再加以千寻铁链横锁江面，自以为是万全之计，谁知王濬用大筏数十，冲走铁锥，以火炬烧毁铁链，结果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直取金陵。“皓乃备亡国之礼，……造于垒门”（《晋书·王濬传》）。第二联就是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段历史。

诗的前四句，洗炼、紧凑，在对比之中写出了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战争的结局。它只用第一句诗写西晋水军出发，下面就单写东吴：在战争开始的反映，苦心经营的工事被毁，直到举旗投降，步步紧逼，一气直下。人们不仅看到了失败者的形象，也看到了胜利者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可谓虚实相间，胜败相形，巧于安排。

诗人在剪裁上颇具功力。他从众多的史事中单选西晋灭吴一事，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东吴是六朝的头，它又有颇为“新颖”的防御工事，竟然覆灭了。照理后人应引以为鉴，其实不然。所以写吴的灭亡，不仅揭示了当时吴王的昏聩无能，更表现了那些后来者的愚蠢，也反映了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次，诗人写晋吴之战，重点是写吴，而写吴又着重点出那种虚妄的精神支柱“王气”、天然的地形、千寻的铁链，皆不足恃。这就从反面阐发了一个深刻的思想，那就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可见如此剪裁，就在于它能完满地表现其主题思想。

清代屈复认为此诗第五句甚妙。不过应该指出，若是没有前四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第五句是难以收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效果。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山形，指西塞山；寒流，指长江，“寒”字和结句的“秋”字相照应。诗到这里才点到西塞山，但是前面所写并没有离题。因为西塞山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军事要塞，之所以在它的身边演出过那些有声有色载入史册的“活剧”，就是以南北分裂、南朝政权存在为条件的。因此前面放眼六朝的兴亡，正是为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引出西塞山，从而大大开拓了诗的境界。诗人不去描绘眼前西塞山如何奇伟竦峭，而是突出“依旧”二字，亦是颇有讲究的。山川“依旧”，就更显得人事之变化，六朝之短促，不仅如此，它还表现出一个“江山不管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包佶《再过金陵》）的意境。这些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一句的“伤”字作了补充。

第七句宕开一笔，直写“今逢”之世，第八句说往日的军事堡垒，如今已荒废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灭的见证，便是分裂失败的象征，也是“今逢四海为家日”、江山一统的结果。怀古慨今，收束了全诗。全诗借古讽今，沉郁感伤，但繁简得当，直点现实。

刘禹锡的这首诗，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开阖、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好像是在客观地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在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当然，“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侈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其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极言“英雄气”之充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串古今，极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使事无迹。“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

颔联紧承“英雄气”三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以后，他又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势分三足鼎”，化用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业复五铢钱”纯用民谣中语。两句典出殊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

如果说，颔联主要是颂扬刘备的功业，那么，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为之叹惜。“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国；“生儿不象贤”，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狎近小人，愚昧昏聩，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颉颃、声情顿挫之妙。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颈联说人事，转接之间，富于变化；且颔联承上，颈联启下，脉络相当清晰。

尾联感叹后主的不肖。刘禅降魏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

从全诗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这使人感慨万千。全诗措词精警凝炼，沉着超迈，并以形象的感染力，垂戒无穷。这也许就是它千百年来一直传诵不息的原因。

这首诗咏怀石头城，表面看句句写景，实际上句句抒情。诗人写了山、水、明月和城墙等荒凉景色，写景之中，深寓著诗人对六朝兴亡和人事变迁的慨叹，悲凉之气笼罩全诗。

诗一开始，就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

开头两句写江山如旧，而城已荒废。山围故国周遭在，首句写山。山围故国，故国即旧城，就是石头城，城外有山耸立江边，围绕如垣墙，所以说山围故国。周遭，环绕的意思。潮打空城寂寞回，这句写水。潮打空城，石头城西北有长江流过，江潮拍打石墙，但是，城已荒废，成了古迹，所以说潮打空城。这两句总写江山如旧，而石头城已荒芜，情调悲凉，感慨极深。

后两句写月照空城。淮水东边旧时月，旧时月，诗人特意标明旧时，是包含深意的。淮水，即秦淮河，横贯石头城，是六朝时代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的游乐场所，这里曾经是彻夜笙歌、纸醉金迷、欢乐无尽的不夜城，那临照过六朝豪华之都的旧时月即是见证。然而曾几何时，富贵风流，转眼成空。如今只有那旧时月仍然从秦淮河东边升起，来照著这座空城，在夜深的时候，还过女墙来，依恋不舍地西落，这真是多情了。然而此情此景，却显得更加寂寞了。一个还字，意味深长。

李白《苏台览古》有句云：“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谓苏台已废，繁华已歇，惟有江月不改。其得力处在“只今惟有”四字。刘禹锡此诗也写江月，却并无“只今惟有”的限制词的强调，也无对怀古内容的明点。一切都被包含在“旧时月”、“还过”的含蓄语言之中，溶铸在具体意象之中，而诗境更浑厚、深远。

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写，这样尤能显示出故国的没落荒凉。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荣富贵，俱归乌有。诗中句句是景，然而无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

诗人在朝廷昏暗、权贵荒淫、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危机四伏的中唐时期，写下这首怀古之作，慨叹六朝之兴亡，显然是寓有引古鉴今的现实意义的。江城涛声依旧在，繁华世事不复再。诗人怀古抒情，希望君主能以前车之覆为鉴。

刘禹锡在仕途上可谓一波三折，但在政治上、人格上，却是一位不妥协的斗士，是一个硬骨头。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正是诗人春风得意的时候，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在新即位的顺宗李诵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实施一系列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措施。刘禹锡深受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谋议，并担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改革触及了一大批权贵人物的利益，他们疯狂反扑，仅五个月后，“永贞革新”遭到失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到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召回长安，诗人看到一批趋炎附势之徒，不可一世，提笔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讽刺诗，又触怒了权贵，再度遭贬，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又过了十四年，到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才被召回，又挥笔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宣称“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人的硬骨头精神令人敬佩。这首《咏史（其一）》就是诗人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这两句充分肯定任安的不趋奉权贵的可贵精神。诗中的“骠骑”，古代将军的名号。指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非无势”，并非没有权势，意谓权势显赫；“少卿”，任安，字少卿，曾任大将军卫青的属官。褚少孙在《史记·田叔列传》后面补叙任安事，载武帝语：“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后死于北军护军使者任内。“终不去”，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卫将军）。诗人在这里运用了对举的方法来叙事。上句写霍去病，称其官职而不称名姓，说明霍去病的官位显赫，接着用双重否定的词句，进一步写出霍去病的权势很大。在一般情况下，一般世俗之人，如蝇逐臭，改换门庭，纷纷投靠骠骑。可任安却不是这样。下句写任安，称其字而不呼其名，字里行间有一种亲切感，充满着敬重之意。《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年轻时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后来独自领兵出战，取得赫赫战功，深得汉武帝信任，跟随他出征的军官都封侯拜将。后来，汉武帝“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诗人所写的就是这样一段事实。一般人读《史记》，一般都不太重视这一段的记载，都注意卫青、霍去病的立功封侯以及他们的贵幸，所谓“将军不败由天幸”。可诗人对这一段记载却十分在意，十分感慨。可以说，任安身上有诗人的影子在。

“”这两句是诗人的感慨。诗人说：如今的世道有如流水直下，只有我的心像中流砥柱一样，毫不动摇。句中的“剧”急剧，厉害的意思；“颓波”，大河决堤时从堤口奔泻而下的洪流；“砥柱”，山名，在黄河三门峡中。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山。”诗人回到现实社会中来，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官场上更是如此，落井下石，互相倾轧。诗人的两次遭贬，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对任安情有独钟，任安的这种行为，如今更是难能可贵。诗人把任安视为知己，他不向权贵屈服，永远不向邪恶势力低下那高昂的头。形势越是险恶，他越是坚强。“我心如砥柱”，是诗人的真心表白，是诗人与邪恶斗争的宣言。着实可佩可敬。

这首诗借史说话，抒发感慨，将叙事、议论、抒怀融为一体。《史记》中短短的一句话，诗人撰写成一首诗，运用白描的手法，娓娓道来，既赞扬了任安，又表明了心志，感情强烈，志向坚定，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好诗。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刘禹锡的《咏史》（其二）别出心裁，让人有深远的回味与联想。晚唐时宦官擅权皇权旁落，朝廷用人唯宦官之喜好，明于治乱之士无不痛恨，宦官亦忌惮正直之朝臣，所用之人大多无能之辈，戏嘘之人。这首诗是他的早年之作，诗中流露出了对朝庭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感叹。

这首词是一首送别之作，因为友人军职升迁是一件大喜事，所以此词全无哀婉伤感之情，通篇都是对友人的赞扬与鼓励，只是最后提醒友人不要忘记知音好友，一点即止。

上片写战争过去，人们的战争，敌情观念薄弱了，“髭胡膏血”都被汉水洗净了，这是一句反义用语，道出了作者心里的不平。接着用“人尽说”回忆王君的“归时英烈”。下片的过片与上片的开头遥相照应。既然没有战争了，刀剑就应入库了。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前两句由友人写到自己，以战国时的冯谖为喻，表达作者勇无所施、报国无门的愤懑。后两句表达自己对送行友人的歉意，言自己无物可送，只能用杯子之酒为别去的朋友送行。

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汉坛”，汉高祖刘邦曾在汉中筑坛拜韩信为大将。这两句言朋友官职地位之重，言外之意，朋友处此重位，定能像当年的韩信一样一展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立功。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这两句承上，前句用东汉马援之典。后句化用枚乘《七发》中“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语句，是说贪恋女色，必当自残生命。词人认为男儿应当立誓以马革裹尸死在沙场而还，至于那些沉溺酒色自戕生命之行再也休提，以此激励友人要以杀敌报国为务，勿沉溺于男女私情而堕了青云之志。

但从今，记取楚台风，庾台月。——引用战国宋玉和东晋庾亮的典故。以此劝诫友人：不要忘记咱们在楚楼、裴台吟风赏月的这段友谊。全词激昂沉郁，愤懑与不平隐含在曲折之中。

张说一生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度执掌大政，堪称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但是，他仕途坎坷，曾被流放一次，两次遭贬谪。这首诗就是公元713年（开元元年）被贬为相州刺史后所作。邺都，当时属相州所辖。张说纵观魏武帝曹操建功立业的雄壮历史和身后遭遇，联想自己被奸佞小人攻讦的现实，不禁感慨万千，写下《邺都引》这一千古绝唱。

这首诗歌激情奔涌，慷慨悲壮，但诗情又紧和缅怀魏武的题旨，做到诗情恣肆而有节制，思想内蕴而易外传。

诗分两层。

前六句为第一层，主要是缅怀和描述曹操生前的非凡业绩，以寄托自己的凌云壮志。“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二句，为曹操生前的壮举铺叙了广阔的时代场景。“草创”二字表明了魏武创业的艰难、不易；一个“争”字，生动地表现出曹操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古代迷信思想认为人的遭遇、地位都由天帝赐予，而曹操不信天命，偏偏要奋起与“群雄睚眦相驰逐”，争夺帝位，这一“争”就将他的顽强奋斗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二句，以极其洗练的语言，概述了曹操一生的文武事业。“昼”句勾勒了曹操驰骋沙场的形象，一个“携”字描摹出了他一马当先、勇冠三军的英武气概；一个“破”字，又表现出了其无坚不摧的进攻气势，展示了“魏武挥鞭”气吞万里如虎的骁将风姿。“夜”句则为读者刻划了曹操极具儒将风度的形象侧面。这里，一个“接”字，表现了魏武礼贤下士的品格。曹操在中汉末建安时期，力倡“建安风骨”，并带领其子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以诗歌的形式努力表现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表达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情调慷慨，语言刚健。他所建的“西园”——铜爵园，就是其父子常与文士夜间在此宴会赋诗的地方。“夜接词人赋华屋”一句，就形象地展示了当年曹操开创建安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画面。“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二句，主要描写曹操在生产、建设方面的功绩。邺都城池委曲环绕，表明魏国建筑雄伟，后方坚固；农桑林木沿漳河层层密布、“汗漫”无边，说明其农、林生产的发达。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战乱中能辟一农桑昌盛地域实在不易，由此更能显示出曹操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在历史上，曹操是蒙垢最多的人物之一。一些持正统观念的史家往往将他打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贼”另册。作为曾二度为相的张说，能够如此高度地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是独具胆识、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一层也表露出诗人追慕魏武，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感情，让读者从对曹操的业绩的追述中体味出诗人的理想追求。

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主要叙述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流露出诗人哀叹时光易逝、英雄业绩无继的感慨。“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二句，是通过曹魏时代的城郭建筑今已凋蔽颓败揭示邺都环境的今昔变迁。“城郭”一词有承接上文“都邑”、引起下文转折的作用，它是邺都外观上最易显示变化的景物。“城郭”和“西园”沦为废墟，标志着魏武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明月依旧，却照不见曹操在西园“夜接词人赋华屋”，更衬托出今日邺都的凄凉冷落。“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目录共灰尘”二句，是从邺都人事变迁的角度来表现其今昔变化的巨大。曹魏时代的“贵臣”已入“高冢”作古，说明其政权的支柱已不复存在；魏武的众多姬妾、歌伎化为尘土，可见供其役使的社会基础也土崩瓦解。“贵臣”、美女的纷纷进入坟墓，它象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折射出历史变迁的轨迹，流露出了诗人对曹操文韬武略、宏图大业付之东流的婉惜之情。结尾“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二句，为正面抒怀。“试上”二字表现了诗人欲上而又犹豫的心理——人事变迁，景非昔比，诗人要登上曹操所建铜雀台一览胜迹，但又怕“铜台”因为“人代改”而“为墟”，引发自己更多的惆怅。等到登上“铜台”，果然见出邺都的一切繁华都成为历史，只留下秋风凭吊英雄。“愁杀人”三字是饱蘸感情的点睛之笔，深沉而强烈地表现出诗人悲壮的凭吊心情，将一腔不泯的雄心遥寄千载，表现出诗人被贬、壮志难酬的内心苦痛和不平之情。诗人紧扣曹操创业的始终线索展开诗情，叠出画面，因此这首诗的感情较之同类作品就更显得慷慨悲壮、深沉含蓄，象羯鼓筝琶一样，摇人心旌，撼人心魄。

其次，诗歌的结构艺术也颇有独到之处。这首诗是借凭吊古迹而抒发胸臆的怀古之作，诗歌画面都围绕魏武生前、身后诸事展开。开始写魏武生前草创大业，继而写他的文韬武略、治国有方，把他一生的伟绩很简洁地概括于“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四句诗中。“城郭为墟人代改”以下四句着重突出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曹操能够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辟一邺都繁华之地，而他身后的人们却无法维持邺都的繁荣，可见魏武确实高人一筹，后世多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结尾写铜台秋风，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操临终“遗令”，这样，诗的一起一结就是曹操的一始一终，诗的主体则是曹操的生平业绩、身后境遇，从而展示出诗人结构谋篇的高超才华。

这首诗在语言和韵律方面也很有特色，诗歌气势恢宏，语言雄健畅朗，一洗梁陈绮丽之风；用韵活泼，全诗十二句，四次换韵，跌宕有致，富于流动多变的音乐美。正如林庚、冯沅君先生所说：“《邺都引》慷慨悲壮，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

南京古称金陵，地处江南，“霏霏”正是状写其多雨而细密如丝的气候特征，芳草弥蔓，绿遍江岸无远不达，一个“齐”字既是形容它又点明季节，这里暗含了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江南三月，暮春草长”的意思。总之，“江”、“雨”、“草”三者交衬共融，构筑出一派迷蒙清幽、如烟似雾的境界。六朝即孙吴、东晋、宋、齐、梁、陈，金陵于六朝时称建业、建康，作为它们的都城，一直为宫廷所在地和皇公贵戚的活动中心，歌舞饮宴，竞相奢靡，可谓繁盛至极，但这里也是权力角逐的之地，三百余年间战乱频繁，六个王朝迭番更代，犹如走马灯一般，教人顿生目不暇接之感，直觉兴衰遽变，短暂的豪华亦难以持作凭依。加之江南春雨朦胧、细草凄迷的气氛环境所形成的轻柔婉曼景调，这属于金陵固有节候地域呈现着的自然风貌，它们相互熏染滋润，暗暗逗出一个“梦”字。倘再作深层探究，“六朝”治乱盛亡的往事早已付诸浩浩江流，无从踪迹了，而“江雨”“江草”却是年年如此，当下映入眼帘的，又是烟笼雾罩般的暮春景色，抚今追昔，自然人事对照，怎能不满怀惆怅迷惘，顿觉一切如梦里境像呢？况且韦庄出身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郊）的世家大族，远祖韦待价曾为武则天朝宰相，四世祖是著名诗人韦应物，他自己却逢辰不偶，半世落拓，大唐帝国也濒临灭亡，难道就要再蹈“六朝”覆辙吗？正当潜沉到现实忧虑和历史反思的纷纭意绪中，留连踟蹰，忽地耳旁传来数声鸟啼，陡然惹起新的慨叹：鸟儿不解世事无常、治乱代变的严重，只依时序自在啼鸣，却让多情的人何以为堪？“空”字写出了因鸟声触发的感叹。

如果说前两句以总体笔墨，描摹金陵的景光风物，而情景中，只凭“梦”字轻轻透露消息；那么，后联则将目光回转到“台城”，正面点明题旨，并选择“柳”为高度凝聚的媒介形象，即景抒情，藉情统驭景，呈现了浓厚的主观指向。就像京城是全国中枢似的，台城也是金陵的中枢，皇宫和台省（中央政府）都在这里，六代倾覆的最后一幕往往于此处结束。然而，堆烟叠雾的杨柳却容颜未改，春来依旧绿遍十里长堤，一如台城豪华鼎盛时，所以说它“无情”。由于韦庄从“六朝如梦”的感受里联想到严峻的现实危机，悲悼大唐帝国的江河日下，灭亡之势已不可回，面对烟柳的生机勃勃、逢春必发景象，排遣无计中，才托辞他向，归于“台城柳”的“无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