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选自《逊志斋集》卷六。文章以天台生被群蚊叮咬，责骂童子为引子，引出童子的一段尖锐的答话。话中指斥了剥削者比蚊子尤为厉害，“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血淋淋的剥削压迫事实，比蚊子叮人更为残酷。更为甚者，他们的“呼天之声相接”，但却“无恤之者”。但作者只是站在传统儒家仁政思想的基础上来说的，不可能认识到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文章绘声绘色，写得颇为生动。

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

文章开门见山，既和小序内容相呼应，又点明主旨，迅速入题。“余有行于京洛兮”，点明此行所赴之地；“遘淫雨之经时”至“乘马蹯而不进兮”几句，说明途中遭遇的阴暗艰难的自然环境；“心郁悒而愤思”，说明作者在此行中凄楚沉郁、悲怆愤慨的心情；“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说明该文借古喻今、借他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的抒情特色：首段统领全文，自然引出下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从陈留到偃师，所经之处历史遗迹甚多，心怀忧愤的作者触目伤情、追古述今，把自己对东汉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悲愤全部寄寓在对历史的回顾与陈述中。作者所列举的史实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君臣关系。其中多是臣下叛逆君主，实际上，作者意在影射东汉时期宦官专权、矛盾尖锐的黑暗政治现状。

行至大梁，作者想起战国时信陵君为窃取虎符搬兵救赵国，贸然派朱亥杀掉魏国名将晋鄙的史实，讥笑信陵君的鲁莽，也为晋鄙的无辜牺牲感到悲哀；到大牟，回忆起晋国大夫赵简子手下的佛肸据中牟反叛赵氏一事，而同为中牟人的宁越经过十五载苦学，最终成了周威王的老师；迄管邑，鞭挞管叔和蔡叔制造流言、诬蔑周公、勾结武庚、进行叛乱的无耻行径。

当然，作者也对历史上的明君明臣进行肯定和赞扬。到洛汭时，想起历经千难万险、为救生民于水患之中的夏禹，不禁衷心歌颂；到荥阳时，想到为整体胜利而慷慨献身的纪信，愿怀着敬意去凭吊：作者虽未作评，但其对倒行逆施、祸国殃民者的谴责，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鞭笞，已经在字里行间明显地表现出来。

作者行到洛水与黄河汇合之处，想起继承父亲夏启为帝的太康，他放纵田猎，荒淫无道，不顾民生，最终被后羿驱逐出国，死于异域。作者发出“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的感叹，为太康的执迷不悟而深感痛心，为五子的殷切劝告而深表同情，委婉地寄寓了但愿当朝皇帝保持清醒头脑、反省自身、虚心纳谏的殷切希望。

当作者走到坛坎时，回顾了姬带在周惠王纵容下祸国殃民的史实。“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既对惠王纵子作恶感到痛心，又对襄王怀有无限的同情：“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既对红颜祸水的姬带发出无限愤恨，又对百姓深受灾难而满怀伤感。行至巩县，作者无情控诉了周王二子为争权夺利而发动叛乱的行为，表达了对子朝和其父周景王的不满，抒发了“哀衰周之多故”的喟叹。

从陈留到偃师，作者概括地反映了汉桓帝时期黑暗社会现实。“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权贵豪门争权夺利，贪赃枉法，令人愤慨；“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洷。消嘉榖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权贵的生活穷奢极侈，而人民生活竟比权贵养的禽兽都不如，贫富对立极其尖锐，令人不忍卒读。

作者还由争权夺利、贫富对立的表象，看到了当时朝廷昏暗不明、世风口益败坏的深刻本质“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驳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人。”对阿映奉承的小人，朝廷竟然加以恩宠、庇护，而对忠诚敢谏的直臣，却苛刻、冷酷德才兼备之十既被放逐，正义当然无法伸张，世风必然日益败坏：“唐虞渺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歰。”

想到惨痛的历史教训，看到衰败的社会现实，忧围忱民的作者已经身心疲惫，而曲折颠簸、阴暗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加重了他心中的抑郁之气“寻修轨以增举兮”和“玄云黯以凝结兮”两个自然段，作者细致地描写了自然环境的艰难，雨急风狂、道路泥泞、危岩险山林立，荆棘丛生，这一切进一步为上文描写的衰败社会渲染了阴忧暗淡的色调和凄怆悲凉的气氛，也象征朝廷的腐败与仕途的险恶。

文章中国衰民闲的社会现实、惊悚恶劣的自然景色不断交错，准确揭示了汉桓帝时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现实本质，展现了当时危机四伏的局面，表达了作者震荡不平的激愤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该文借昏君庸臣之古，喻宦官号权之今；借社会自然之景，抒悲慨怨愤之情、感情由弱到强，语气由平和到沉痛，时空推移和感情的强化融为一体，行文中虽蕴有刚劲之志，但更多的是悲凉之感，虽不乏执著之意，但更多的是忧郁之情，以抒情主体为中心深化了天下治乱的深刻主题。

降虎牢之曲阴兮，路丘墟以盘萦。勤诸侯之远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涛涂之愎恶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长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峣陉；建抚体以立洪高兮，经万世而不倾。回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异形。冈岑纡以连属兮，溪谷夐其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严壑以峥嵘。攒棫朴而杂榛楛兮，被浣濯而罗生。步亹菼与台菌兮，缘层崖而结茎。

文章开门见山，既和小序内容相呼应，又点明主旨，迅速入题。“余有行于京洛兮”，点明此行所赴之地；“遘淫雨之经时”至“乘马蹯而不进兮”几句，说明途中遭遇的阴暗艰难的自然环境；“心郁悒而愤思”，说明作者在此行中凄楚沉郁、悲怆愤慨的心情；“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说明该文借古喻今、借他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的抒情特色：首段统领全文，自然引出下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从陈留到偃师，所经之处历史遗迹甚多，心怀忧愤的作者触目伤情、追古述今，把自己对东汉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悲愤全部寄寓在对历史的回顾与陈述中。作者所列举的史实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君臣关系。其中多是臣下叛逆君主，实际上，作者意在影射东汉时期宦官专权、矛盾尖锐的黑暗政治现状。

行至大梁，作者想起战国时信陵君为窃取虎符搬兵救赵国，贸然派朱亥杀掉魏国名将晋鄙的史实，讥笑信陵君的鲁莽，也为晋鄙的无辜牺牲感到悲哀；到大牟，回忆起晋国大夫赵简子手下的佛肸据中牟反叛赵氏一事，而同为中牟人的宁越经过十五载苦学，最终成了周威王的老师；迄管邑，鞭挞管叔和蔡叔制造流言、诬蔑周公、勾结武庚、进行叛乱的无耻行径。

当然，作者也对历史上的明君明臣进行肯定和赞扬。到洛汭时，想起历经千难万险、为救生民于水患之中的夏禹，不禁衷心歌颂；到荥阳时，想到为整体胜利而慷慨献身的纪信，愿怀着敬意去凭吊：作者虽未作评，但其对倒行逆施、祸国殃民者的谴责，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鞭笞，已经在字里行间明显地表现出来。

作者行到洛水与黄河汇合之处，想起继承父亲夏启为帝的太康，他放纵田猎，荒淫无道，不顾民生，最终被后羿驱逐出国，死于异域。作者发出“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的感叹，为太康的执迷不悟而深感痛心，为五子的殷切劝告而深表同情，委婉地寄寓了但愿当朝皇帝保持清醒头脑、反省自身、虚心纳谏的殷切希望。

当作者走到坛坎时，回顾了姬带在周惠王纵容下祸国殃民的史实。“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既对惠王纵子作恶感到痛心，又对襄王怀有无限的同情：“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既对红颜祸水的姬带发出无限愤恨，又对百姓深受灾难而满怀伤感。行至巩县，作者无情控诉了周王二子为争权夺利而发动叛乱的行为，表达了对子朝和其父周景王的不满，抒发了“哀衰周之多故”的喟叹。

从陈留到偃师，作者概括地反映了汉桓帝时期黑暗社会现实。“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权贵豪门争权夺利，贪赃枉法，令人愤慨；“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洷。消嘉榖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权贵的生活穷奢极侈，而人民生活竟比权贵养的禽兽都不如，贫富对立极其尖锐，令人不忍卒读。

作者还由争权夺利、贫富对立的表象，看到了当时朝廷昏暗不明、世风口益败坏的深刻本质“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驳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人。”对阿映奉承的小人，朝廷竟然加以恩宠、庇护，而对忠诚敢谏的直臣，却苛刻、冷酷德才兼备之十既被放逐，正义当然无法伸张，世风必然日益败坏：“唐虞渺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歰。”

想到惨痛的历史教训，看到衰败的社会现实，忧围忱民的作者已经身心疲惫，而曲折颠簸、阴暗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加重了他心中的抑郁之气“寻修轨以增举兮”和“玄云黯以凝结兮”两个自然段，作者细致地描写了自然环境的艰难，雨急风狂、道路泥泞、危岩险山林立，荆棘丛生，这一切进一步为上文描写的衰败社会渲染了阴忧暗淡的色调和凄怆悲凉的气氛，也象征朝廷的腐败与仕途的险恶。

文章中国衰民闲的社会现实、惊悚恶劣的自然景色不断交错，准确揭示了汉桓帝时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现实本质，展现了当时危机四伏的局面，表达了作者震荡不平的激愤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该文借昏君庸臣之古，喻宦官号权之今；借社会自然之景，抒悲慨怨愤之情、感情由弱到强，语气由平和到沉痛，时空推移和感情的强化融为一体，行文中虽蕴有刚劲之志，但更多的是悲凉之感，虽不乏执著之意，但更多的是忧郁之情，以抒情主体为中心深化了天下治乱的深刻主题。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失之空洞说教。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活了墨他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约，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他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答客难》是东方朔晚年的作品。他从二十岁负才自荐可以为天子大臣以来近四十年间，虽然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对他，却一直与对枚皋、郭舍人一样，诙啁而已，终不见用.因此内心幽愤难以平衡，遂作此篇，发泄牢骚，自慰表志。

作品开始即虚构出一位客以不解之辞问难东方朔：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愤懑不平之情已经沛然而出。继而再以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辩答，引出一大篇发愤以表志，……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文心雕龙·杂文》）的妙文。在这部分中，作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首先以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的所谓时异事异，表面上看似责怪客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颂扬当今之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实际上则是在机巧地反话正说，极辛辣地讽刺汉武帝刚愎昏暗、贤愚不分，甚至还不如战国诸侯明白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用人之道。尤其是当他嘲弄了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的所谓盛世之后，顺势揭露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凭个人好恶，对人才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致使才士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其感情的激越、笔锋的犀利、针砭的深刻，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于后面对自己的困境，表示要以务修身，完善道德来求得解脱，自慰之中，又流溢出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与悲哀。

《答客难》在艺术上成就也是很突出的。它承继被称为宋玉的《对楚王问》，又有重要发展创新。就汉代赋体文学而言，它既不同于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代表的对统治者表示规谏的散体赋，也不同于正面抒发遭世不遇的骚体赋，而是以散文笔法通过反话正说、对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进行耐人寻味的发泄与嘲讽，名为客难己，实则为独出心裁地难皇帝。和贾谊《吊屈原赋》以来的骚体士不遇赋相比，前者沉郁悲慨，后者则辛辣尖刻，从而更加丰富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迭相祖述；《解嘲》、《答宾戏》、《应间》、《释诲》，应运而出，蔚为大观。

《答客难》以主客问答形式，说生在汉武帝大一统时代，“贤不肖”没有什么区别，虽有才能也无从施展，“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随意抑扬，并为自己鸣不平。此文语言疏朗，议论酣畅，刘勰称其“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文心雕龙·杂文》)。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等，都是模仿它的作品。

《神女赋》接着《高唐赋》而来。《高唐赋》的迟回荡漾之笔，似乎在牵惹楚襄王乃致读者对巫山神女的怀想之情，只是到了《神女赋》，这位隐身云烟、姗姗不临的美丽女神才终于在作者笔下翩然现形。但作者并没有因让她与早就心驰神往的楚襄王相遇，却幽幽显现在他的侍臣宋玉“梦”中，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此赋序文叙说的是宋玉和神女相遇。开笔写的格外迷离。先以宋玉的神情恍惚、纷纷扰扰为神女降临造境，未入梦已扰人心神，然后才是女神现身，仍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朦胧感觉，继写宋玉梦境又历历如画地重现。这一节叙说文字扑朔变化，一波三折，显示出作者行文上的腾挪纵收之妙。

这段序文，由于版本不同，“王”“玉”互讹，梦遇神女的究竟是宋玉还是楚王，自宋以来一直存有争议。这里暂依清人胡克家《文选考异》之说，考订为宋玉梦遇神女。

序文大意是说：宋玉跟着楚襄王游云梦，宋玉给楚襄王讲了巫山神女的故事，并为他作了《高唐赋》之后，当夜宋玉果然梦见神女了。第二天他把他梦见的神女的形象描述给楚襄王听，楚襄王叫宋玉用赋的形式把他梦中的情景描写一番，宋玉照办了。和《高唐赋》一样，这段散文小序也非常精彩。它描写宋玉作梦的情景说：“晡夕之后，精神悦忽，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仿佛，若有所喜”了，这恰如今天人们开玩笑所说的“第六感觉”。宋玉对楚王描述神女的形态说：“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这里突出地描写了神女的精神气质，她是那样地神采焕发，摄人魂魄。她作用于人们的，不仅是视觉的痴迷，而是整个灵魂的震颤。接着楚王又描写神女的装束与身段说：“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这里不仅形象描写得生动传神。而且句法错落，韵节浏亮，读起来有一种音乐美。其中“白日初出照屋梁”、“皎若明月舒其光”、“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言”、“婉若游龙乘云翔”诸句，形式新颖，被人称为“后来七言之祖。”

后面赋的部分大约说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是描写神女的容貌情态。作品先是总体的说她“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障袂，不足程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接着又分别的说了她的面貌、眼睛、眉毛、嘴唇、身段等等如何美。这段描写虽也颇费工夫，但实际并不动人。第二层是描写神女想和楚王亲近，但由于某种原因，也许就是“圣贤”们所产的“以礼自持”吧，忽然又拿捏起来了。作品说：“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躅而不安。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茕茕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喟扬音而哀叹。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这段描写神女的心理情态非常细致生动。她想：你去找楚王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和他相爱吗？可是等到见面之后，当两情相通，互相爱悦，意津津而将要不能自持的时候，神女忽然变卦了，她“扬音哀叹”，甚至还带出一层薄薄的怒容。她要保持自己“贞亮之洁清”，她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于是就和《西厢记》里崔莺莺第一次邀请张生私会一样的不欢而散了。但神女毕竟是爱楚王的，她虽然没有和楚王同床共枕，但她的心却是毫无保留地给了楚王，因此她们的离别是异常痛苦的。作品对此描写说：“于是摇佩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采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这就是后一部分中的第三层意思。无情的离别无所谓，有情的离别是痛苦的，更何况仙凡相隔，后会无因，“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说的就是这种终生难忘的遗憾。

整个后一部分是用骚体句和四言句结构成的，它用词浅显，贯通流畅。诸如“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读起来唇吻调利，与《高唐赋》后一部分的侈意铺排景物、堆砌辞藻大不相同。

序文和赋辞两部分中都有对宋玉与神女梦遇景象的描摹，似乎重复，实际却各有侧重。序文中对话部分的描摹，侧重在传写神女初临时给宋玉带来的印象，妙在从虚处落笔。才思横溢的宋玉竟然也因神女的显现而陷入失态和拙于言辞的境地，正有力的烘托出神女的惊世骇俗之美，给读者以非同寻常的审美感受。赋辞部分侧重在对神女的容貌、情态作精工细雕的刻画。肖像的勾勒中特别注重其生气、神情的活现。静态的描摹之后是动态和心理的传写，展现出神女美丽多情，但又洁清守身，非礼难近，似乎向世人表明她的心早已交付给长眠幽冥的先王。赋辞尾部又刻划了神女脉脉含情和依依不舍的一瞥，读来令人更加令人回肠荡气和思致绵远。

数百年后，“建安之杰”的曹植受到此赋的激发，以青出于蓝的高妙彩笔创造出同样神情美丽的洛神形象，才使巫山神女在北国有了一位冰清玉洁的神女姐妹遥遥与之辉映千古。

1935年，闻一多先生曾写过一篇《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他认为巫山神女是楚民族的第一位母亲，就和北方中原地区的女娲等人相同。巫山神女掌管着行云布雨，也是一位造福于农业社会的精灵。同时巫山神女也掌管着男女之事，就如同《牡丹·惊梦》一场中牵合杜丽娘与柳梦梅并助其欢会的花神一样。这在原始社会本来是一位神圣、高洁而又极其富有人情味的形象。但流传到封建社会，尤其是到了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文人士大夫笔下，原有的巫山神女的形象也就渐渐地起了变化。即以此文中的神女而论，她竟然也讲究起“怀贞亮之洁清”来了，她最后竟然完全违背个人意愿扼制了内心的冲动，吞下了人生的苦果，而符合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先王”的教导。这纯粹是宋玉意识的自我表现。果然这点受到后人的称赞了，清代何焯说：“‘不可犯干’，守礼之正，所以抑流荡之邪心也。”男女爱情本来是一种极其自然的事，但在封建社会里被人看成是一种“邪恶”，因此巫山神女以及描写巫山神女的作品也就连带着被诋为“诲淫”了。

但人性是任何封建礼教所扼杀不了的，只要有男女，就会有爱情，巫山神女也就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崇敬。三峡中巫山神女的形象高耸入云，吸引着古往今来的过客们翘首仰观；巫山神女的传说遍布中外，家喻户晓，与日俱新；有关高唐神女的文学作品，诗词曲赋，戏剧小说，层出不穷；类似曹植的《洛神赋》这种作品就更是模拟着《神女赋》写出来的。在这些地方读者都可以体会到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具有着极大的生命力，以及它们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宋发巧谈，实始淫丽。”似乎有些贬意。这是与屈原作品的功利主义相对而言的。倘若从文学发展、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则宋玉的“巧谈”与“淫丽”正自不可缺少，正应该大提倡。

再补充一下版本争议问题。前面说过，《神女赋》中的一些文字，从宋代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如“其夜玉寝”，《文选》作“其夜王寝”，历代文人多因《文选》而作楚王梦遇神女。其实，文选版《神女赋》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首先看《高唐赋》，在那里是宋玉给楚王讲故事，楚王听着高兴，叫宋玉再给他“赋”一回。而到了《神女赋》中，却成了楚王作梦，楚王给宋玉讲梦，讲完后又让宋玉给他“赋”一回。两篇作品的结构不一致。再看《神女赋》中的写法，是楚王给宋玉描写神女的形象说：“茂矣美矣，诸好备矣”，一直到“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云云一大段，而后又是“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两段相连都是“王曰”，从内容上看从逻辑上看都有问题。因此人们认为这是由于作品在传抄流传中产生讹误造成的。《神女赋》序中的“王寝”、“王异之”、“王曰晡夕之后”、“王曰茂矣美矣”四句中的“王”字皆应作“玉”；而“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玉曰状何如也”三句中的“玉”字皆应作“王”。这样一来，就成了宋玉作梦、宋玉给楚王讲梦，楚王听后心里高兴，于是叫宋玉再给他“赋”一回。这样，一切矛盾就都解决了。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由于这篇作品流传日久，以讹传讹，楚襄王会神女的故事已经广泛地传播于口头，记载于简书，今天恐怕也只能是任其考订归考订，流传归流传了。

风没有生命，本无雄雌之分，但王宫空气清新，贫民窟空气恶浊，这乃是事实。作者从听觉、视觉、嗅觉对风的感知不同，生动、形象、逼真地描述了“雄风”与“雌风”的截然不同，反映了帝王与贫民生活的天壤之别。前者骄奢淫逸，后者凄惨悲凉。寓讽刺于描述之中，意在言外。

帝王幽居深宫，生存环境优越，肆虐的狂风进了高城深宫，早已化为清凉治病的和风；而生活在穷巷贫窟的庶民生存环境恶劣，没有防护实施，狂风肆意侵凌，无奈的遭受着风的凄苦。正如文中指出“枳勾来巢，空穴来风，所托者然也，则风气也殊焉。”因为生存条件的不同，所以对风的感受也就不同，风带给帝王的是享受，带给贫民的是灾难。不管宋玉是插科打诨，逗帝王开心，还是暗藏讽谏，风带给不同条件的人的祸福感受是客观存在的。

文章从开头到“臣闻於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为第一段。这段通过引起“雄风”和“雌风”论辩的背景，提出风气带给人不同感受的论点。

第二段论述了风的形成、起源以及由弱到强、由强衰弱直至进入深宫化为清风四处飘散吸取万物精华而后带给帝王享受的过程。肆虐的狂风在入城前飘散为清风乘越高墙入於深宫，摇动华叶，徘徊香木之间，寻取其幽香；临池采芙蓉芳香；出水掠蕙草浓香；劈开秦衡，摆动新夷掠取清香，披开荑杨收取嫩香，然后带着五香的新鲜徜徉中庭，北上玉宫，又通过层层帷幕进入深宫。这段描写颇为生动，像是描写一个殷情而又谨慎的君王侍臣，小心的调制着君王需求的和风。这里对风的描写暗喻了帝王贪欲的神圣特权，以及臣民伺候帝王的恭敬与虔诚。帝王得到的不像是自然的风，而是精心调制的服务。这风带给帝王的享受，好像是一付神药，这种轻松与愉悦像是病愈酒醒，耳聪目明，舒服至极，使得帝王不由的感叹“好痛快！”这就是帝王享受的雄风。这也是对帝王的生活侧面写照，揭示了帝王生活的奢求与贪欲。

第三段论述了庶人的风。突然起於闭塞的巷道中，扬起沙尘，像愤怒的冤魂恶鬼叫嚣着冲孔袭门。光这来势，就让人感觉这风对于贫民不怀好意的侵犯是何等的嚣张可怕啊！继而卷起沙粒，吹起死灰，搅起污秽肮脏的垃圾，扬起腐臭的气味，斜插进破瓮做的窗户，直冲茅庐。这阴风在贫窟里肆意妄为，使得贫民头昏胸闷，伤心劳神，疲软无力，继而发烧生病，吹到嘴上生口疮，吹到眼上害红眼病，进而嘴巴抽搐吮动，咿呀叫喊，说不出话来，得了中风病。这就是庶人的雌风。通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深切感受的庶民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庶民生存的艰难与痛苦。

通过帝王的雄风与贫民的雌风，我们深切感受到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生命是如此的不平等。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权的肆意践踏。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造成雄风带来的是无与伦比的享受，而雌风带来的是欲哭无泪的灾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