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后汉书·董祀妻传》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到了武帝，更是雄图大展，天下太平。他筑柏梁台，宴集能写七言诗的臣僚。就在这次盛宴之后，他又下诏巡幸河东。可见，此举是汉朝的国势发展到巅峰时的大典。接着，诗仍以四句为一节，分写河东地方长官隆重迎接天子的大驾光临；百姓倾城而出，领略皇帝威仪的气势；祭祀汾阴后土的盛况，等等。至此，汾阴后土之祠的正题已经简括地叙写完毕。诗人巧妙地调转笔锋，用“埋玉陈牲礼神毕，举麾上马乘舆出”两句承上启下，将诗意由祭祀引至泛河上来。接着，先用四句描述泛游汾河的热闹场面，写得富丽堂皇，极恣酣玩赏之乐。再以四句描写欢宴的场面。不但群臣享受到宴饮的欢乐，老百姓也分享到牛肉和美酒的犒赏。因此，皇帝博得了上上下下的热烈拥戴，他们衷心祝愿皇帝万寿无疆。诗的喜庆气氛和祝颂之意，达到了最高潮，巡幸河东的整个活动也被写得纤毫毕现。

从“自从天子向秦关”到篇末为诗的第二部分。这部分都是诗人的议论，抒发对今昔盛衰无常的慨叹。

“秦关”，指函谷关。相传道家始祖老子过此关仙去，这里借以讽喻汉武帝学长生术，但还是命归黄泉。这一部分仍以四句为一小节而转换，反反复复地借当日的坛场官馆、青楼歌舞，化为蒿莱蓬草、黄埃荆棘，渲染世事翻覆，盛衰无常，使人无限伤感。特别是最后四句，由汾阴的古今盛衰，总结出“富贵荣华能几时”的一般议论，揭示了社会发展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发人深省，具有启示性。相传唐玄宗听梨园弟子唱到此诗的这四句，不禁凄然涕下，并说：“峤真才子也。”

李峤的《汾阴行》，既含有“四杰”歌行的遗风，又有着盛唐七古的某些特色。文辞华丽，讲究藻饰，多用偶句，基本上以四句一节，逐层铺叙，脉络清晰，这些都受了“初唐体”的明显影响。但叙事不过分铺陈夸饰，主要采用单向发展，一气直下的叙述方法，而不是横向的多角度、全方位的赋写，显出一种转折倏忽、以跌宕顿挫的特点，与“四杰体”七古以圆美流转，音韵婉畅有所不同。还有，诗中的议论成份大大加强，表达了诗人对一种社会现象的清醒认识和深沉慨叹，比起“四杰体”七古的“曲终奏雅”，在篇末自伤不遇的境界有所拓展，而向着盛唐七古博大深广的社会内容，慷慨激昂的风格特色靠近了一步。

《赠白马王彪》一诗共分七章，表现了曹植恐怖、悲伤、痛恨和愤怒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深刻地揭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

第一章共十句，写这次“会节气”结束之后启程返回封地的经过和心情。诗人在“承明庐”朝见了魏文帝曹丕之后，将要返回自己的封地鄄城。按曹植于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侯，次年立为鄄城王。清晨从京都洛阳出发，傍晚经过了首阳山。这前四句都是过程的介绍。接着“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则寓有深意。说伊水、洛水既宽广又幽深，已经感到路途艰难。“欲济川无梁”竟然说过河无桥，更表明是难以克服的因难。作者瞻望前途，寸步难行。只好从水路“泛舟”，却又遇见“洪涛”，因而“怨彼东路长”：东归鄄城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这个“怨”字，不止怨路，实际还包括怨人，怨曹丕和他的爪牙。“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是在旅途的困苦之中回头再朝京城看了一眼，内心不是怀念曹丕，更不是留恋“会节气”的活动，而是想到了曹彰在洛阳暴死得不明不白，引起作者的极大悲愤，甚至恐怖，所以在伸着脖子遥望城阙时心情也是悲伤的。

第二章共八句，写归途中的困苦。诗人经过寥廓的太谷关，山上的树木郁郁苍苍。接上章可知诗人弃舟登岸，走入山谷。不巧“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积水纵横流淌，行路和“泛舟”同样困难。这里路途难行，也隐喻处境危险。下文“中途绝无轨”和上文“欲济川无梁”一样，还是无路可走，这里可以体会出曹植身受的痛苦和威胁多么深重。水上有洪涛，山谷遇大雨，只好改道登上山坡，然而长长的斜坡直入云天，前面的路程辽远而又高峻。恰在此时马又得了玄黄的病。困难加剧，矛盾激化，东行归藩的路途竟然如此充满险阻，有如唐诗人李白《行路难三首》说的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隐约说明了曹植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不平。

第三章共十二句，开始直接抒发内心的悲愤，进入诗的核心部分。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作者还得骑着病马前进，说明当时诗人已失去自由，只能返回封地，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我思郁以纡”，心中愁闷郁结。接着提出自己和亲密的弟弟曹彪不得团聚的问题：“亲爱在离居。”这点明了写这首诗的直接原因。途中派有监国使者灌均，灌均使他们弟兄“离居”。灌均其人，过去就曾经“奏植酒醉悖慢，劫胁使者”（《三国志》曹植本传）。如今曹植想在途中同曹彪互叙兄弟情谊，灌均竟然不准，因此曹植对他恨之人骨。把他比做鸱枭、豺狼、苍蝇。他们窃据要津，混淆黑白，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进谗言，说坏话，使得亲人之间都疏远了。这里当然有难言之隐和违心之论。由于当时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和君臣名份的限制，诗人不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对曹丕的不满，而只能把满腔怒火烧向使他们“亲爱在离居”的监国使者灌均之流。诗人表面还要回护一下曹丕，好像曹丕对他们本来很好，是“谗巧令亲疏”的。“中更不克俱”是说中途才改变主意不让他们弟兄同行的，似乎说曹丕本来是没有明确让他们分路而行的。曹植的这种用心是清清楚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受到这帮势利小人的胁迫，心情沮丧愤慨，一时想要重回京城，但“欲还绝无蹊”，没有退路，只能拉起绳在那里徘徊犹豫。

第四章十二句，诗人于路上触景生情，感物伤怀。曹植在路上徘徊，前途茫茫，自己不禁发问：但在这里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原来相思之情是无穷无尽的。“相思”指弟兄之间的关怀，也就是指他对曹彰的悼念和对曹彪的思念。在陷入相思的苦痛之中，又面对着秋风、寒蝉、萧条的原野和西匿的白日。秋风没有温暖，寒蝉发出哀鸣，一派肃杀凄清景色。此外“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更引起诗人的无限伤感。归鸟有林可赴，孤兽有群可归，鸟兽尚且各自寻求归宿，然而曹植本人却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从而产生人不如物的感触，这就是“感物伤我怀”。最后只能“抚心长太息”，拍着胸脯长叹罢了，现实生活，没有前途和希望。

第五章共十四句，表现了曹植对曹彰暴死的哀悼和对人生的感慨。这章接触到写这首诗的根本原因。作者深知，叹息没有什么用。好像上天安排的命运故意和他作对。这种念头是由曹彰暴死引起的。根本不会料想到一母所生的兄弟，一道来到洛阳就突然死去了，落得“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曹彰如果死而有知，也会感到孤独寂寞的。其实这是作者当时的心境。曹彰之死，使曹植感到前途未卜，命运难料，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的颓丧情绪。曹彰突然间就死去，活着的人身体也渐渐衰弱下来。人生一世，只不过像早晨的露水那样，太阳出来一照就干了。而且进入晚年，时光流逝更快得惊人。诗人又自知不如金石长寿，只能叹息悲伤。曹植写作此诗时年龄不过32岁，正在有为的壮年，然而居然认为“年在桑榆间”，到了人生的暮年，这种反常的心理，是他对个人命运难以把握的反映。“人生如朝露”或“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二首》），为汉代末年士大夫中较为流行的思想。《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诗句，但较之曹植的忧愤深广就显得肤浅得多了。

第六章共十二句，诗人以豪言壮语和曹彪互相慰勉。上一章诗表现的是由曹彰之死引起的悲愤，感人肺腑，催人落泪。然而一味沉湎于忧伤之中，于身无益，于事无补。曹植清醒地知道“心悲动我神”，因而毅然“弃置莫复陈”，不能陷入忧伤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诗人抖擞精神振作起来，用“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言壮语和曹彪共勉。唐代诗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受了曹植的启发。情绪的由低沉而变得昂扬，使诗的情调也变得开朗豪迈了。下面“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是对曹彪的开导。告诉他：弟兄之间的情谊如果没有减弱，离得远了情份反倒会日益亲密。不一定要像后汉姜肱那样，和弟弟常常共被而眠才算表示深情。言外之意是说对这次途中没得同行不要介意。如果因此而得病，那就是失掉了大丈夫的气概而沉溺于儿女之情了。和上文所引的王勃诗中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一个意思。话是这样说，但诗人还是不能从沉重的忧愤之中完全解脱出来，因此末二句“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情绪又急转直下，曹彰的暴死以及由此产生的兄弟残杀的恐怖阴影是永远不能忘怀和消除的。

最后的第七章共十二句，在赠诗惜别的情意之中，表示了诗人对天命的怀疑和对神仙的否定。作者后半生形同囚禁，动辄得咎，生活没有乐趣，前途没有希望。经过这次“会节气”和归国途中受到的刁难，使他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弟兄骨肉之间的权力之争的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前还认为命运不好，“天命与我违”；如今知道“天命信可疑”了。似乎意识到，他的遭遇，不是上天意志的安排，而是人世斗争的产物。至于神仙，更是骗人已久了。汉末建安时期，求仙之风很盛行，曹操的诗有一半是描写神仙世界的。曹植也有不少游仙题材的诗。略早于建安产生的《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里也有“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抒写。曹植对神仙的虚无有所认识，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曹植感到“变故在斯须”，顷刻之间就会发生曹彰暴死的惨剧。那么，人生百年，谁能把握不了，曹丕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所以他说“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不然，和年青的兄弟分手是不会有诀别之感的。在这作者看来是生离死别的时刻，只能祝愿对方保重身体，并且互相祝福而已。诗人与白马王曹彪最后洒泪而别。

《赠白马王彪》一诗，直接反映的是曹植对曹丕手下的鹰犬爪牙的仇恨和愤慨，实际是对其兄曹丕对他们弟兄残酷迫害的抗议。

这首诗是继屈原《离骚》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首长篇抒情诗。诗的正文共80句，400字，篇幅之长，结构之巧，感情之深都是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全诗气魄宏伟，结构严谨。曹彰之死有如一个阴影笼罩全篇，由此构成的悲剧气氛，在序文和一、五、六、七各章里都反覆渲染，突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中间“欲济川无梁”，“中途绝无轨”，“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走投无路，进退失据，悲愤交加的境遇和心情联结起来，并使文气贯通，前后勾连，全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全诗结构的浑然一体，和各章之间运用辘轳体有密切的关系。辘轳体即修辞学里的“顶真格”，它要求行文在段与段或句与句之间用相同的字句相互衔接。古代《诗经》中的《大雅·文王》和《大雅·既醉》两篇；乐府诗《平陵东》、《西洲曲》都运用了这种形式。《赠白马王彪》除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使用辘轳体（《古诗源》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视为一章）之外，其余各章都用了。如第二章的末句是“我马玄以黄”，第三章的首句就是“玄黄犹能进”；第三章的末句是“揽辔止踟蹰”，第四章的首句就是“踟蹰亦何留”，下皆仿此。这种手法能够使结构紧凑、段落分明而又便于人们记忆和传诵。

此诗抒情的方式也时有变化，有时直抒胸臆，有时却把抒情和叙事、写景结合起来。“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看起来是叙事，实际是抒情。第四章借景抒情，情景相生，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诗中的寒蝉、归鸟、孤兽都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冷落空旷的秋季原野，也是当时诗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形象再现。

另外，恰当的比喻也是此诗的特色之一。作者把监国使者比之为“鸱枭”、“豺狼”和“苍蝇”，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些比喻不仅可以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免于授人以柄。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岗。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衡轭通：衡扼)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慇懃。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髪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赠白马王彪》一诗共分七章，表现了曹植恐怖、悲伤、痛恨和愤怒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深刻地揭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

第一章共十句，写这次“会节气”结束之后启程返回封地的经过和心情。诗人在“承明庐”朝见了魏文帝曹丕之后，将要返回自己的封地鄄城。按曹植于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侯，次年立为鄄城王。清晨从京都洛阳出发，傍晚经过了首阳山。这前四句都是过程的介绍。接着“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则寓有深意。说伊水、洛水既宽广又幽深，已经感到路途艰难。“欲济川无梁”竟然说过河无桥，更表明是难以克服的因难。作者瞻望前途，寸步难行。只好从水路“泛舟”，却又遇见“洪涛”，因而“怨彼东路长”：东归鄄城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这个“怨”字，不止怨路，实际还包括怨人，怨曹丕和他的爪牙。“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是在旅途的困苦之中回头再朝京城看了一眼，内心不是怀念曹丕，更不是留恋“会节气”的活动，而是想到了曹彰在洛阳暴死得不明不白，引起作者的极大悲愤，甚至恐怖，所以在伸着脖子遥望城阙时心情也是悲伤的。

第二章共八句，写归途中的困苦。诗人经过寥廓的太谷关，山上的树木郁郁苍苍。接上章可知诗人弃舟登岸，走入山谷。不巧“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积水纵横流淌，行路和“泛舟”同样困难。这里路途难行，也隐喻处境危险。下文“中途绝无轨”和上文“欲济川无梁”一样，还是无路可走，这里可以体会出曹植身受的痛苦和威胁多么深重。水上有洪涛，山谷遇大雨，只好改道登上山坡，然而长长的斜坡直入云天，前面的路程辽远而又高峻。恰在此时马又得了玄黄的病。困难加剧，矛盾激化，东行归藩的路途竟然如此充满险阻，有如唐诗人李白《行路难三首》说的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隐约说明了曹植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不平。

第三章共十二句，开始直接抒发内心的悲愤，进入诗的核心部分。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作者还得骑着病马前进，说明当时诗人已失去自由，只能返回封地，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我思郁以纡”，心中愁闷郁结。接着提出自己和亲密的弟弟曹彪不得团聚的问题：“亲爱在离居。”这点明了写这首诗的直接原因。途中派有监国使者灌均，灌均使他们弟兄“离居”。灌均其人，过去就曾经“奏植酒醉悖慢，劫胁使者”（《三国志》曹植本传）。如今曹植想在途中同曹彪互叙兄弟情谊，灌均竟然不准，因此曹植对他恨之人骨。把他比做鸱枭、豺狼、苍蝇。他们窃据要津，混淆黑白，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进谗言，说坏话，使得亲人之间都疏远了。这里当然有难言之隐和违心之论。由于当时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和君臣名份的限制，诗人不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对曹丕的不满，而只能把满腔怒火烧向使他们“亲爱在离居”的监国使者灌均之流。诗人表面还要回护一下曹丕，好像曹丕对他们本来很好，是“谗巧令亲疏”的。“中更不克俱”是说中途才改变主意不让他们弟兄同行的，似乎说曹丕本来是没有明确让他们分路而行的。曹植的这种用心是清清楚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受到这帮势利小人的胁迫，心情沮丧愤慨，一时想要重回京城，但“欲还绝无蹊”，没有退路，只能拉起绳在那里徘徊犹豫。

第四章十二句，诗人于路上触景生情，感物伤怀。曹植在路上徘徊，前途茫茫，自己不禁发问：但在这里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原来相思之情是无穷无尽的。“相思”指弟兄之间的关怀，也就是指他对曹彰的悼念和对曹彪的思念。在陷入相思的苦痛之中，又面对着秋风、寒蝉、萧条的原野和西匿的白日。秋风没有温暖，寒蝉发出哀鸣，一派肃杀凄清景色。此外“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更引起诗人的无限伤感。归鸟有林可赴，孤兽有群可归，鸟兽尚且各自寻求归宿，然而曹植本人却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从而产生人不如物的感触，这就是“感物伤我怀”。最后只能“抚心长太息”，拍着胸脯长叹罢了，现实生活，没有前途和希望。

第五章共十四句，表现了曹植对曹彰暴死的哀悼和对人生的感慨。这章接触到写这首诗的根本原因。作者深知，叹息没有什么用。好像上天安排的命运故意和他作对。这种念头是由曹彰暴死引起的。根本不会料想到一母所生的兄弟，一道来到洛阳就突然死去了，落得“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曹彰如果死而有知，也会感到孤独寂寞的。其实这是作者当时的心境。曹彰之死，使曹植感到前途未卜，命运难料，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的颓丧情绪。曹彰突然间就死去，活着的人身体也渐渐衰弱下来。人生一世，只不过像早晨的露水那样，太阳出来一照就干了。而且进入晚年，时光流逝更快得惊人。诗人又自知不如金石长寿，只能叹息悲伤。曹植写作此诗时年龄不过32岁，正在有为的壮年，然而居然认为“年在桑榆间”，到了人生的暮年，这种反常的心理，是他对个人命运难以把握的反映。“人生如朝露”或“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二首》），为汉代末年士大夫中较为流行的思想。《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诗句，但较之曹植的忧愤深广就显得肤浅得多了。

第六章共十二句，诗人以豪言壮语和曹彪互相慰勉。上一章诗表现的是由曹彰之死引起的悲愤，感人肺腑，催人落泪。然而一味沉湎于忧伤之中，于身无益，于事无补。曹植清醒地知道“心悲动我神”，因而毅然“弃置莫复陈”，不能陷入忧伤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诗人抖擞精神振作起来，用“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言壮语和曹彪共勉。唐代诗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受了曹植的启发。情绪的由低沉而变得昂扬，使诗的情调也变得开朗豪迈了。下面“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是对曹彪的开导。告诉他：弟兄之间的情谊如果没有减弱，离得远了情份反倒会日益亲密。不一定要像后汉姜肱那样，和弟弟常常共被而眠才算表示深情。言外之意是说对这次途中没得同行不要介意。如果因此而得病，那就是失掉了大丈夫的气概而沉溺于儿女之情了。和上文所引的王勃诗中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一个意思。话是这样说，但诗人还是不能从沉重的忧愤之中完全解脱出来，因此末二句“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情绪又急转直下，曹彰的暴死以及由此产生的兄弟残杀的恐怖阴影是永远不能忘怀和消除的。

最后的第七章共十二句，在赠诗惜别的情意之中，表示了诗人对天命的怀疑和对神仙的否定。作者后半生形同囚禁，动辄得咎，生活没有乐趣，前途没有希望。经过这次“会节气”和归国途中受到的刁难，使他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弟兄骨肉之间的权力之争的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前还认为命运不好，“天命与我违”；如今知道“天命信可疑”了。似乎意识到，他的遭遇，不是上天意志的安排，而是人世斗争的产物。至于神仙，更是骗人已久了。汉末建安时期，求仙之风很盛行，曹操的诗有一半是描写神仙世界的。曹植也有不少游仙题材的诗。略早于建安产生的《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里也有“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抒写。曹植对神仙的虚无有所认识，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曹植感到“变故在斯须”，顷刻之间就会发生曹彰暴死的惨剧。那么，人生百年，谁能把握不了，曹丕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所以他说“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不然，和年青的兄弟分手是不会有诀别之感的。在这作者看来是生离死别的时刻，只能祝愿对方保重身体，并且互相祝福而已。诗人与白马王曹彪最后洒泪而别。

《赠白马王彪》一诗，直接反映的是曹植对曹丕手下的鹰犬爪牙的仇恨和愤慨，实际是对其兄曹丕对他们弟兄残酷迫害的抗议。

这首诗是继屈原《离骚》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首长篇抒情诗。诗的正文共80句，400字，篇幅之长，结构之巧，感情之深都是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全诗气魄宏伟，结构严谨。曹彰之死有如一个阴影笼罩全篇，由此构成的悲剧气氛，在序文和一、五、六、七各章里都反覆渲染，突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中间“欲济川无梁”，“中途绝无轨”，“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走投无路，进退失据，悲愤交加的境遇和心情联结起来，并使文气贯通，前后勾连，全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全诗结构的浑然一体，和各章之间运用辘轳体有密切的关系。辘轳体即修辞学里的“顶真格”，它要求行文在段与段或句与句之间用相同的字句相互衔接。古代《诗经》中的《大雅·文王》和《大雅·既醉》两篇；乐府诗《平陵东》、《西洲曲》都运用了这种形式。《赠白马王彪》除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使用辘轳体（《古诗源》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视为一章）之外，其余各章都用了。如第二章的末句是“我马玄以黄”，第三章的首句就是“玄黄犹能进”；第三章的末句是“揽辔止踟蹰”，第四章的首句就是“踟蹰亦何留”，下皆仿此。这种手法能够使结构紧凑、段落分明而又便于人们记忆和传诵。

此诗抒情的方式也时有变化，有时直抒胸臆，有时却把抒情和叙事、写景结合起来。“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看起来是叙事，实际是抒情。第四章借景抒情，情景相生，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诗中的寒蝉、归鸟、孤兽都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冷落空旷的秋季原野，也是当时诗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形象再现。

另外，恰当的比喻也是此诗的特色之一。作者把监国使者比之为“鸱枭”、“豺狼”和“苍蝇”，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些比喻不仅可以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免于授人以柄。

这首七言古体长诗，通过董大弹奏《胡笳弄》这一历史名曲，来赞赏他高妙动人的演奏技艺，也以此寄房给事（房琯），带有为他得遇知音而高兴的心情。

诗开首不提“董大”而说“蔡女”，起势突兀。蔡女指东汉末年的蔡琰（文姬），文姬归汉时，感笳之音，翻笳调入琴曲，作《胡笳十八拍》（拍，等于段）。三、四两句，是说文姬操琴时，胡人、汉使悲切断肠的场面，反衬琴曲的感人魅力。五、六两句反补一笔，写出文姬操琴时荒凉凄寂的环境，苍苍古戍、沉沉大荒、烽火、白雪，交织成一片黯淡悲凉的气氛，使人越发感到乐声的哀婉动人。以上六句为第一段，诗人对“胡笳声”的来由和艺术效果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幽邃的艺术境界。读者要问：如此深挚有情的《胡笳弄》，作为一代名师的董庭兰又弹得如何呢？于是，诗人顺势而下，转入正面叙述。从蔡女到董大，遥隔数百年，一曲琴音，把两者巧妙地联系起来。

“先拂商弦后角羽”，至“野鹿呦呦走堂下”为第二段。董大弹琴，确实身手不凡。“先拂”句是写弹琴开始时的动作。古琴七弦，配宫、商、角、徵、羽及变宫、变徽为七音。董大轻轻地拂拭琴弦，次序是由商弦到角弦，意为曲调开始时迟缓而低沉。琴声一起，“四郊秋叶”被惊得摵摵（sh&egrave；设）而下。一个“惊”字，出神入化，极为生动。诗人不由得赞叹起“董夫子”来，说他的演奏简直象是“通神明”，不只惊动了人间，连深山妖精也悄悄地来偷听了！“言迟”两句概括董大的技艺。“言迟更速”、“将往复旋”，指法是如此娴熟，得心应手，那抑扬顿挫的琴音，漾溢着激情，象是从演奏者的胸中流淌出来。

董大的指法使人眼花撩乱，那么琴声究竟如何呢？诗人不从正面着手，却以种种形象的描绘，来烘托那凄恻动听的声音。琴声忽纵忽收时，就象空廓的山间，群鸟散而复聚。曲调低沉时，就象浮云蔽天；清朗时，又象云开日出。嘶哑的琴声，仿佛是失群的雏雁，在暗夜里发出辛酸的哀鸣，嘶酸的音调，正是胡儿恋母声的继续。诗到此忽然宕开一笔，又联想起当年文姬与胡儿诀别时的情景，照应了第一段蔡女琴声，而且以雏雁喻胡儿，更使人感觉到琴音的悲切。接着二句，引自然界景物来反衬琴声的巨大魅力。琴声回荡，河水为之滞流，百鸟为之罢鸣，世间万物都为琴声所感动了，这不是“通神明”了吗？其实，川不会真静，鸟不会罢鸣，只是因为琴声迷住了听者，“洋洋乎盈耳哉”，唯有琴声而已。诗人接着指出，董大的弹琴不仅仅是动听而已，他还能完美地传递出琴曲的神韵。侧耳细听，那幽咽的声音，充满着汉朝乌孙公主远托异国、唐朝文成公主远度沙尘到逻娑（拉萨的另一音译）那样的异乡哀怨之情。这与蔡女造《胡笳弄》的心情是十分合拍的。

直到“幽音”以下四句，诗人才从正面描写琴声，而且运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幽音”是深沉的音，但一经变调，就忽然“飘洒”起来。忽而象“长风吹林”，忽而象雨打屋瓦，忽而象扫过树梢的泉水飒飒而下，忽而象野鹿跑到堂下发出呦呦的鸣声。轻快悠扬，变幻无穷，怎不使听者心醉入迷呢？

这一段，诗人洋洋洒洒，酣畅淋漓，从不同的角度表现董大弹奏《胡笳弄》的情景。由于董大炉火纯青的技艺，蔡女“十八拍”丰富的琴韵得到充分的体现。诗人对董大的赞慕之情，自在不言之中。最后四句，是“兼寄房给事”的。唐朝帝都长安，皇宫面南坐北，禁中左右两掖分别为门下、中书两省。“凤凰池”指的是中书省，青琐门是门下省的阙门。给事中正是门下省之要职。诗没有提人而人在其中，而且暗示其密迩宫庭，官位令人羡艳。最后，诗以赞语作结。房琯不仅才高，而且不重名利，超逸脱略。这样的高人，正日夜盼望着你抱琴而去呢！这里也暗示董庭兰得遇知音，可幸可羡。而李颀对董弹《胡笳弄》的欣赏，以及所作的传神的描摹，自然也非知音莫能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首诗关联着三方面──董庭兰、蔡琰和房琯.写董庭兰的技艺，要通过他演奏《胡笳弄》来写。要写《胡笳弄》，便自然和蔡琰联系起来，既联系她的创作，又联系她的身世、经历和她所处的特殊环境。全诗的特色就在于巧妙地把演技、琴声、历史背景以及琴声所再现的历史人物的感情结合起来，笔姿纵横飘逸，忽天上，忽地下，忽历史，忽目前。既周全细致又自然浑成。最后对房给事含蓄的称扬，既为董庭兰祝贺，也多少寄托着作者的一点倾慕之情。李颀此时虽久已去官，但并未忘情宦事，他是多么希望能得遇知音而一显身手啊！

综述

《芙蓉女儿诔》文采飞扬、感情真挚、寓意深刻，全面体现了作者曹雪芹的不世文才。

贾宝玉在这篇《红楼梦》中所有诗词歌赋中最长的、达千余言的诔文里，首先介绍了晴雯的身世遭遇，回顾了他们之间的相与共处的生活，叙述了她的惨死经过，然后以无限的深情悼念晴雯，以金玉、冰雪、星日、花月等比喻，赞美了晴雯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在这篇诔文里，晴雯是奋翅高翔、博击长空的雄鹰，是香味浓郁的兰花；而王夫人、花袭人之流则是玩弄口舌、以毒杀人的鸠鸩，是一类的恶草。他热烈颂扬晴雯傲世独立、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声泪俱下地控诉王夫人等的杀人罪行，甚至发出了“钳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的怒吼。他以优美的想象，赞扬晴雯有如伟大诗人屈原，“志洁行芳”，始终坚守着高尚的情操。他愤怒地刻画了封建正统势力及其帮凶们的狰狞面目，揭露了他们搞的“诼、谣、诟”的阴谋诡计。他怀念晴雯，上天人地以求索，用美丽的神话来慰藉自己，深深祝愿晴雯在“天国”生生不息。

《芙蓉女儿诔》还抒发了曹雪芹的悼亡体验。尽管曹雪芹生平事迹不详，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离丧”，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特别是如贾宝玉一样在家族败亡过程中目睹家庭中许多美的年轻女性的毁灭，诔文中“何心意之忡忡，若寤寐之栩栩”数句，非过来之人不能够“作此哀音”。换句话说，一部《红楼梦》，就是曹雪芹怡红心性与悼红情结的形象写照。脂评曾说：“一部大书，只为一葬花冢耳”，套用一下，也可以说：“一部大书，只为一《芙蓉诔》耳”。

作为诔文，《芙蓉女儿诔》的最大特色是创新。首先表现为：立意创新，见解不俗。在祭奠方式上，宝玉不屑拘泥于世俗之葬礼，他认为祭祀原不在形式，全在心意诚敬而已。宝玉不但冒险到下人住处探视晴雯之病，还以群花之蕊、冰鲛之毅、沁芳之泉、枫露之茗，于夜静无人之时致祭晴雯，并写下情意深长的长篇诔文，为她的抱屈夭亡而鸣不平。他对黛玉说：“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于熟滥了，所以改个新样”，主张“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问”。立意突破传统诔文感情拘谨、形式陈腐的局限，进行全新的创造：“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他认为用这种独特的致祭方式，“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为一个奴才、丫头做此一篇宏文，写作态度上完全超逸出社会规范对个人角色的期待，却符合宝玉一贯之为人。文中作者宝玉的自我形象十分突出，感愤哀切，深情执著。

其次，该诔从思想到艺术都从整个中华古代文学中汲取精华营养，从而突破悼祭文学传统模式的束缚，采用新的手法，形成新的面貌，一洗近人八股习气。宝玉曾有“尚古”的文学主张，他所说的古代传统主要包括屈原、庄子与魏晋时代的文章风气，如：他所列举的《大言》、《招魂》、《离骚》、《九辩》、《秋水》、《大人先生传》等，均是不得志于时者寄情文字、离世叛俗式的牢骚文学，个人抒情色彩很浓。因而，该诔在体制的宏丽、想象的丰富、文藻的华丽、香草美人的寓意等方面，都明显借鉴了楚辞的写法。此外，还受到曹植、李贺等人诗文风格的影响。曹雪芹友人敦敏在诗中把他比作写过《洛神赋》的曹植（“诗才忆曹植”），另一友人敦诚则说他“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樊篱”。昌谷即指李贺，李贺诗以感愤不平和仙鬼艳情为主要内容，又以结构跳跃、想象奇特、造语尖新等特色而被称为“长吉体”。“长吉体”乃是在吸收屈原的奇诡变幻、鲍照的险峻夸饰、李白的想落天外及古乐府的绮丽清新等基础上而形成的。从曹雪芹仅存的两句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看，其构思、意境和词采都颇近李贺，亦可由此略窥雪芹诗歌艺术之一斑。《芙蓉女儿诔》中不仅可看到李贺诗文激愤不平、艳情仙语的特色，还能看到曹植《洛神赋》式的优美深情和缠绵惆怅。

可以说，《芙蓉女儿诔》的成功是与历史上最优秀的抒情文学、个性创作的影响分不开的。而明清时代的启蒙思潮又给以思想上的影响，归有光《寒花葬志》，张岱《祭秦一生文》等应是其精神先导。《芙蓉女儿诔》代表曹雪芹诗文创作成就，置诸中国最优秀的悼祭文学之列也毫不逊色。

主题思想

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从题材上应属于悼姬之作。古代婚姻主要取决于家世的利益，且夫妇关系主敬不主爱，比较而言，妓姬与男性文人的关系往往近乎自由的纯性爱性质；妓姬在男权文化中更缺少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和权利，与文人在专制王权凌迫下往往赍志而殁，有类似之处，因此，与伤悼正妻的庄重与治家贤德，着力表现哀伤的深度不同，悼妓姬之作则更能表现出文人多情浪漫的天性，往往凄美缠绵，情韵悠长，具有较多反文化、非正统的意蕴。晴雯是宝玉房中的大丫头，地位仅次于袭人，实则有准侍妾身份。而且她不仅与宝玉同行同卧，亲密无间；还在精神方面与宝玉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契合，她身为下贱却要求人格尊严、不甘供人驱遣的皎皎个性，与宝玉追求自由、反对奴性的心性竟是一致的。因而，宝玉对晴雯很是珍视尊重，彼此抱着一片痴心，进行纯洁的精神恋爱。晴雯临死前向宝玉赠甲换袄，即是对这种爱情关系的明确表示。而宝玉诔文中采用“镜分鸾别”、“带断鸳鸯”以及“共穴”、“同灰”、“汝南”、“梓泽”等明显指称夫妻关系的典故，可见他也是把晴雯作为一个逝去的爱人的。

通常认为《芙蓉女儿诔》是对晴雯人格悲剧的明写，更是对黛玉人格悲剧的暗写。然而，《芙蓉女儿诔》不只是悼祭晴雯或黛玉，更是对大观园所有冰雪般纯洁、花月般美丽、金玉般尊贵的女儿们的悼祭挽歌。该诔与《红楼梦曲》及黛玉《葬花词》、《五美吟》有着共同主题，传达出《红楼梦》“悲金悼玉”的主旨。因而，《红楼梦》第七十九回脂评本注：“非诔晴雯，诔风流也。”《芙蓉女儿诔》的确是宝玉对外在环境迫害风流人格而作的无力抗争。

关于这篇诔文的写作，小说中原有一段文字，在程高本中，却被删去。其文为：

……[宝玉]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苹蘩蕴藻之贱，可以馐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无奈今之人全惑于‘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参戚序本、庚辰本校）

其中“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一句明白地说明诔文是有所寄托的。所谓“微词”，即通过对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情节的褒贬来讥评当时的现实，特别是当时的黑暗政治。所引为先例的“楚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讽喻政治的。而其中被诔文在文字上借用得最多的是屈原的《离骚》，这并非偶然。《离骚》的美人香草实际上根本与男女之情无关，完全是屈原用以表达政治理想的代词。

《芙蓉女儿诔》可以说是声讨封建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对富有反抗精神的处于社会下层者的颂歌。这篇诔文的出现，标志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重要发展。一个贵族公子，作文祭悼，赞美一个奴仆，歌颂其反抗精神，表现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鲜明的封建叛逆者的立场。

与此同时，贾宝玉对于封建贵族阶级的背叛，已经深入到了封建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法伦理关系之中，愤怒地抗议已经直接指责到了他的生身母亲王夫人身上。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是大观园内封建势力与初步民主思想较量对他的教育、影响的结果。因此，《芙蓉女儿诔》也是这种较量的产物。

作者在诔文中表现出强烈的爱憎态度：用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女婢加以热情的颂赞，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对惯用鬼蜮伎俩陷害别人的邪恶势力的痛恨。但是，由于作者不可能科学地来认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所以，他既不能了解那些他加以类比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受到排挤打击者，与一个命运悲惨的奴隶之间所存在着的阶级区别，也根本无法理解邪恶势力就产生于这一制度的本身，要拔除这种邪恶势力，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艺术手法

清代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情况大不一样，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则更是文禁酷严，朝野惴恐。稍有“干涉朝廷”之嫌，难免就要招来文字之祸。所以，当时一般人都不敢作“伤时骂世”之文，“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触犯文网，丢掉乌纱帽，这还是说得轻的。曹雪芹“不希罕那功名”，“又不为世人观阅称赞”，逆潮流而动，走自己的路，骨头还是比较硬的。

当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揭露封建政治的黑暗，就得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巧妙地隐藏起来，“尚古之风”、“远师楚人”、“以文为戏”、“任意纂著”、“大肆妄诞”、“歪意”、“杜撰”等等，也无非是作者护身的铠甲。借师古而脱罪，隐真意于玩文，似乎是模拟，而实际上是大胆创新，既幽默而又沉痛。艺术风格也正是由思想内容所决定的。基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篇表面上写儿女悼亡之情的诔文中，要用贾谊、鲧、石崇、嵇康、吕安等这些在政治斗争中遭祸的人物的典故。为什么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既不为秦可卿之死而作，也不用之于祭奠金钏儿，虽然她们的死，宝玉也十分哀痛。

构思技巧

《芙蓉女儿诔》构思之新奇，情感之强烈，意象之幻丽，形成夺目的文采与批判锋芒，在贾宝玉创作中堪称高峰，置诸《红楼梦》全部人物诗文中也别具一格，十分醒目。唯其如此，它的出现让人甚感突兀，且与晴雯身份地位不大相称。对此，历来学者多从贾宝玉叛逆性格以及晴雯对黛玉的影写的角度来解释。

这本采从作者在小说中安排芙蓉花丛里出现黛玉影子、让他们作不吉祥的对话等情节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确，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是想借晴雯的悲惨遭遇来衬托黛玉的不幸结局的：晴雯因大观园内出了丑事，特别是因她与宝玉的亲近关系而受诽谤，蒙冤屈，将来贾府因宝玉闯出“丑祸”而获罪，黛玉凭着她与宝玉的特殊关系，也完全有可能蒙受某些诟辱的。“似谶成真”的《葬花吟》中“强于污淖陷渠沟”的话，也不是无的放矢。晴雯是宝玉不在时孤单地死去的，而且她的遗体据说是因为“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便立即火化了。黛玉也没有能等到宝王避祸出走回来就“泪尽”了，她的诗句如“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等等，也都预先透露了她“红断香消”时无人过问的情景。她的病和晴雯一样，却死在“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时刻，虽未必也送入“化人厂”，但总是返柩姑苏，埋骨“黄土垅中”，让她“质本洁来还洁去”。“冷月葬花魂”的结局，实在也够凄凉的了。脂评特指出诔文应对照“黛玉逝后诸文”看，可知宝玉“一别秋风又一年”后，“对境悼颦儿”时，也与此刻“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馀衷，默默诉凭冷月”的景况相似。当然，使她们同遭夭折命运的最主要的相似之处，还是诔文所说的原因：“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在她们的不幸遭遇中，作者都寄托着自己现实的政治感慨。这其实与高鹗之续书中写黛玉之死的情节毫无共同之处。

艺术形象

《芙蓉女儿诔》的结尾，模拟《离骚》的写法，展开奇特想象：想象着晴雯被上帝任命为芙蓉花神，乘云气，驾飞龙，在天界自由遨游；又想象她感于自己致祭的诚意，在众神的簇拥之下，于仙乐飘飘，香气氤氲的境界中降临凡间。宝玉借助历史神话传说中的各种神异故事、神话人物，创造出一个美丽缥缈的神仙境界。这段幻想体现了宝玉尊崇女儿的心理，他希望晴雯这个被迫害致死的薄命女儿从此能超越尘俗的压迫和羁绊，到达自由永恒的境界。诔文感情缠绵，意境凄美，主要描写对美的毁灭的悼惜，以及忆昔感今等内容，与传统悼妓姬之作的唯美与深情有相通之处；其思维模式、典故运用都表明它是中国悼祭文学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的产物。

这段骚体歌词表达了作者对芙蓉女儿的颂赞，把芙蓉女儿描绘成能够驾玉龙、乘瑶象，遨游于天宇之神。有人认为这些情节绝对不是林黛玉和丫头晴雯所能承受得起的。有观点就认为《芙蓉女儿诔》之中所诔之人既非黛玉又非晴雯，曹雪芹笔下的“芙蓉女儿”实乃竺香玉皇后。竺香玉是曹家用银子买来的女奴，她曾做过曹雪芹的丫鬟。此人生的袅娜多姿，聪明灵巧，恰似书中的晴雯；竺香玉自九岁开始做曹雪芹的伴读，并与之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情深意洽，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正似小说中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恋人关系；竺香玉进宫后，曾做过皇后，死后以皇太后身份大办了丧仪。这种情况反映到诔文中，便是芙蓉女儿在天国所受到的非比寻常的待遇：驾玉龙、乘瑶象；月亮为她照明，雷神为她助威；危星和虚星做她的侍卫，箕星和尾星做她的随从。她佩戴用香花串成的佩带，她戴着用明月镂成的耳坠。她的莲灯中点燃着兰花香脂，她的酒杯中注满了琼浆玉液。神仙赶来为她奏乐，百兽群集为她起舞。……在人们的头脑中，天国的生活往往是人间生活的再现和升华。天上的神上神，所喻指的恰是人间的人上人：即竺香玉皇后。

宋玉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在《史记·屈原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古今人表》中，都说宋玉生于屈原之后，到王逸才第一个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还说《九辩》是思师之作。宋玉的作品，现存十四篇，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十六篇（其中一些已残缺），可见有些作品已亡佚。现存作品中，以《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最为著名。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情胜理，用形象思维的手法，把浪漫主义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他的作品与屈原的作品一样，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中悲秋、神女、美人、风雨、山川、游历等主题，一直影响着后代的中国文学。主题

《九辩》的悲秋主题，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情深意长的悲秋之作。把秋季万木黄落、山川萧瑟的自然现象，与诗人失意巡游、心绪飘浮的悲怆有机地结合起来，人的感情外射到自然界，作品凝结着一股排遣不去、反覆缠绵的悲剧气息，勾起人们对自然变化、人事浮沉的感喟，千古之下，仍感动着无数读者。

《九辩》现传本子中，有分为九章的，也有分为十章的。其实，无论分九章、十章，都没有必要作过多的争辩，因为全篇作品，贯穿的只是悲秋主题。在不同的诗章中，不过是把悲秋情怀反覆咀嚼、重沓喻示而已。今参酌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分为十章。

开头，就鲜明地点明了主题：“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在先秦典籍中，虽然不乏人们对秋寒的畏惧，但更多是秋天农作物收获的喜悦。宋玉却把秋天万木凋落与人的遭遇联系起来。“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失去官职，没人同情，独自流浪，人过中年事业无成，所有不幸，仿佛都集中在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身上。于是，这位贫困、孤独、哀怨的流浪者，眼目中秋天的景物，无不带上悲伤的颜色。贫士悲秋主题一旦确定，诗歌就顺利地展开了。

从第二章到第十章，《九辩》反覆抒述见秋而悲的原因。不能为世所用而事业无成，是萦绕心怀的痛苦。造成这种痛苦也是多方面的。第二章说“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美丽的女人竟然被抛弃，独自飘零远方，而所思恋之君却不理睬，爱情破灭了，能不伤心吗！第三章写一路所见秋色，眼中都是凄凉。你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寒露下来，百草焦黄，乔木落叶，春天的群芳与夏日的浓荫，都消失了。“”季节过去了，草木只能黄落；机遇失去了，贫士唯有悲哀。第四章在脉络上遥接第二章，还是以一个被君所弃的美人口吻，写她求爱不遂的悲苦。“”大门紧闭，门外恶狗狂吠，怎能传送去一片心意呢？无奈之下。只好“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在秋草摇摇的水泽边，伤心人只能仰天悲叹了！

第五章是直接模仿屈原的《离骚》和《涉江》的，所以历来评论者，大都认为《九辩》的政治性社会性就在这一章中。特别是诗中用了姜太公九十岁才获得尊荣的典故，显示诗人参与军国大事、建功立业的希冀。不过，诗中直接论及当时国家形势并不明显，反而是突出不为世用的悲哀：“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如果与诗歌中的贫士形象相联系，就可以领会到，宋玉所说的是：如果贫士为君王所用，也能像姜太公一样立下赫赫功勋；如果不能为君王赏识，只能“冯郁郁其何极”，悲愤郁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消散了！这一章笔墨集中在贫士自身进行抒情。

第六章承第五章，意蕴主旨复沓。不过，着重写霜露霰雪，突出了秋已深、冬即至的季节特点。“愿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与野草同死”，季节不等人，岁月不等人，贫士失意，虽然怀着侥幸心情等待，然而仍然是无望的等待。冬季来临，能熬过这严寒吗：“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由悲秋发展到惧冬，贫士的心情更紧迫也更凄苦了。

第七章全然抒发岁月流逝的感伤，诗中秋夜、夕阳、流水、明月，无不加强了岁月不居、一事无成的慨叹。

第八章、第九章，诗歌集中突出“失人”的悲哀。所谓“失人”，一方面指掌权得势的都是薄幸小人，奸臣当道，把持国柄，使社会污秽混乱；一方面指如贫士一类贤人被弃置不用，心怀壮志宏才却不得施展，还受到小人的排挤、压迫。在悲怨之后，诗人仍然抱有希望，“罔流涕以聊虑兮，惟著意而得之”。要擦干眼泪去唱歌，壮气可嘉，但底气不足，因为“失人”的现实仍然存在，贫士要抒怀，只能依赖幻想了。这秋天的悲哀，仍然盘结在贫士心胸之间。

最后第十章，是全诗的结束。悲秋如何了结呢？只有依赖浪漫主义的想像：人间得不到的，天上能够补偿。于是，贫士“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离开躯体的精魂，穿过太空的日月虹气，成了天上神灵的主宰，朱雀、苍龙、雷师、风神都听他调遣，成了他车驾的扈从，多么神气又多么得意！贫士之贫变成了贵，悲秋之悲变成了喜。悲秋的主旨却引出一个欢乐结尾，然而那欢乐只是幻想的虚构的欢乐。贫士得志，是虚幻的想像的得志，现实社会中，秋天仍然是草木黄落，贫士仍然是不为世用。现实与想像的强烈对比，把悲秋主题更加强化了。

《九辩》把一个贫士在深秋时节“失时”、“失人”的心境写得生动精彩，有很强烈的感染力。悲秋主题得到形象的感性的抒述。不过，从社会意义而言，此诗虽然也有伤时之语，但总的说来缺乏社会的指涉性。所以司马迁说“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从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来看，《九辩》是很成功的作品。悲秋题旨，本来是古代南方文学（以《楚辞》为代表）的特点之一，最能显示楚骚精神的浪漫主义色彩。《九辩》把悲秋题旨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成为后代人们学习的典范。从此，在中国文学中，悲秋一直是诗文家喜爱的题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秋风辞》，潇洒俊秀的曹植有《秋思赋》、《遥逝》，高瞻远瞩的曹丕有《燕歌行》。魏晋南北朝诗人笔下的秋天，大都带有《九辩》悲秋的气息，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之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以悲秋带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恨，更为悲秋主题谱写出新曲。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诗词中的悲秋之风始终弥漫不散。悲秋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母题之一，产生了许多动人的作品，而《九辩》原创性的功劳，当是不可抹杀的。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机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象的真实写照。蔡文姬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掠掳西去的。

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辛源于被掳。她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冰霜凛凛”、“原野萧条”、“流水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徙，住在临时用草筏、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梓”，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和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遇，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高，与蔡文姬的才高有关，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宋玉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在《史记·屈原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古今人表》中，都说宋玉生于屈原之后，到王逸才第一个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还说《九辩》是思师之作。宋玉的作品，现存十四篇，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十六篇（其中一些已残缺），可见有些作品已亡佚。现存作品中，以《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最为著名。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情胜理，用形象思维的手法，把浪漫主义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他的作品与屈原的作品一样，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中悲秋、神女、美人、风雨、山川、游历等主题，一直影响着后代的中国文学。主题

《九辩》的悲秋主题，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情深意长的悲秋之作。把秋季万木黄落、山川萧瑟的自然现象，与诗人失意巡游、心绪飘浮的悲怆有机地结合起来，人的感情外射到自然界，作品凝结着一股排遣不去、反覆缠绵的悲剧气息，勾起人们对自然变化、人事浮沉的感喟，千古之下，仍感动着无数读者。

《九辩》现传本子中，有分为九章的，也有分为十章的。其实，无论分九章、十章，都没有必要作过多的争辩，因为全篇作品，贯穿的只是悲秋主题。在不同的诗章中，不过是把悲秋情怀反覆咀嚼、重沓喻示而已。今参酌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分为十章。

开头，就鲜明地点明了主题：“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在先秦典籍中，虽然不乏人们对秋寒的畏惧，但更多是秋天农作物收获的喜悦。宋玉却把秋天万木凋落与人的遭遇联系起来。“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失去官职，没人同情，独自流浪，人过中年事业无成，所有不幸，仿佛都集中在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身上。于是，这位贫困、孤独、哀怨的流浪者，眼目中秋天的景物，无不带上悲伤的颜色。贫士悲秋主题一旦确定，诗歌就顺利地展开了。

从第二章到第十章，《九辩》反覆抒述见秋而悲的原因。不能为世所用而事业无成，是萦绕心怀的痛苦。造成这种痛苦也是多方面的。第二章说“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美丽的女人竟然被抛弃，独自飘零远方，而所思恋之君却不理睬，爱情破灭了，能不伤心吗！第三章写一路所见秋色，眼中都是凄凉。你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寒露下来，百草焦黄，乔木落叶，春天的群芳与夏日的浓荫，都消失了。“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季节过去了，草木只能黄落；机遇失去了，贫士唯有悲哀。第四章在脉络上遥接第二章，还是以一个被君所弃的美人口吻，写她求爱不遂的悲苦。“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大门紧闭，门外恶狗狂吠，怎能传送去一片心意呢？无奈之下。只好“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在秋草摇摇的水泽边，伤心人只能仰天悲叹了！

第五章是直接模仿屈原的《离骚》和《涉江》的，所以历来评论者，大都认为《九辩》的政治性社会性就在这一章中。特别是诗中用了姜太公九十岁才获得尊荣的典故，显示诗人参与军国大事、建功立业的希冀。不过，诗中直接论及当时国家形势并不明显，反而是突出不为世用的悲哀：“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如果与诗歌中的贫士形象相联系，就可以领会到，宋玉所说的是：如果贫士为君王所用，也能像姜太公一样立下赫赫功勋；如果不能为君王赏识，只能“冯郁郁其何极”，悲愤郁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消散了！这一章笔墨集中在贫士自身进行抒情。

第六章承第五章，意蕴主旨复沓。不过，着重写霜露霰雪，突出了秋已深、冬即至的季节特点。“愿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与野草同死”，季节不等人，岁月不等人，贫士失意，虽然怀着侥幸心情等待，然而仍然是无望的等待。冬季来临，能熬过这严寒吗：“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由悲秋发展到惧冬，贫士的心情更紧迫也更凄苦了。

第七章全然抒发岁月流逝的感伤，诗中秋夜、夕阳、流水、明月，无不加强了岁月不居、一事无成的慨叹。

第八章、第九章，诗歌集中突出“失人”的悲哀。所谓“失人”，一方面指掌权得势的都是薄幸小人，奸臣当道，把持国柄，使社会污秽混乱；一方面指如贫士一类贤人被弃置不用，心怀壮志宏才却不得施展，还受到小人的排挤、压迫。在悲怨之后，诗人仍然抱有希望，“罔流涕以聊虑兮，惟著意而得之”。要擦干眼泪去唱歌，壮气可嘉，但底气不足，因为“失人”的现实仍然存在，贫士要抒怀，只能依赖幻想了。这秋天的悲哀，仍然盘结在贫士心胸之间。

最后第十章，是全诗的结束。悲秋如何了结呢？只有依赖浪漫主义的想像：人间得不到的，天上能够补偿。于是，贫士“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离开躯体的精魂，穿过太空的日月虹气，成了天上神灵的主宰，朱雀、苍龙、雷师、风神都听他调遣，成了他车驾的扈从，多么神气又多么得意！贫士之贫变成了贵，悲秋之悲变成了喜。悲秋的主旨却引出一个欢乐结尾，然而那欢乐只是幻想的虚构的欢乐。贫士得志，是虚幻的想像的得志，现实社会中，秋天仍然是草木黄落，贫士仍然是不为世用。现实与想像的强烈对比，把悲秋主题更加强化了。

《九辩》把一个贫士在深秋时节“失时”、“失人”的心境写得生动精彩，有很强烈的感染力。悲秋主题得到形象的感性的抒述。不过，从社会意义而言，此诗虽然也有伤时之语，但总的说来缺乏社会的指涉性。所以司马迁说“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从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来看，《九辩》是很成功的作品。悲秋题旨，本来是古代南方文学（以《楚辞》为代表）的特点之一，最能显示楚骚精神的浪漫主义色彩。《九辩》把悲秋题旨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成为后代人们学习的典范。从此，在中国文学中，悲秋一直是诗文家喜爱的题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秋风辞》，潇洒俊秀的曹植有《秋思赋》、《遥逝》，高瞻远瞩的曹丕有《燕歌行》。魏晋南北朝诗人笔下的秋天，大都带有《九辩》悲秋的气息，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之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以悲秋带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恨，更为悲秋主题谱写出新曲。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诗词中的悲秋之风始终弥漫不散。悲秋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母题之一，产生了许多动人的作品，而《九辩》原创性的功劳，当是不可抹杀的。

宋玉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在《史记·屈原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古今人表》中，都说宋玉生于屈原之后，到王逸才第一个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还说《九辩》是思师之作。宋玉的作品，现存十四篇，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十六篇（其中一些已残缺），可见有些作品已亡佚。现存作品中，以《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最为著名。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情胜理，用形象思维的手法，把浪漫主义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他的作品与屈原的作品一样，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中悲秋、神女、美人、风雨、山川、游历等主题，一直影响着后代的中国文学。主题

《九辩》的悲秋主题，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情深意长的悲秋之作。把秋季万木黄落、山川萧瑟的自然现象，与诗人失意巡游、心绪飘浮的悲怆有机地结合起来，人的感情外射到自然界，作品凝结着一股排遣不去、反覆缠绵的悲剧气息，勾起人们对自然变化、人事浮沉的感喟，千古之下，仍感动着无数读者。

《九辩》现传本子中，有分为九章的，也有分为十章的。其实，无论分九章、十章，都没有必要作过多的争辩，因为全篇作品，贯穿的只是悲秋主题。在不同的诗章中，不过是把悲秋情怀反覆咀嚼、重沓喻示而已。今参酌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分为十章。

开头，就鲜明地点明了主题：“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在先秦典籍中，虽然不乏人们对秋寒的畏惧，但更多是秋天农作物收获的喜悦。宋玉却把秋天万木凋落与人的遭遇联系起来。“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失去官职，没人同情，独自流浪，人过中年事业无成，所有不幸，仿佛都集中在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身上。于是，这位贫困、孤独、哀怨的流浪者，眼目中秋天的景物，无不带上悲伤的颜色。贫士悲秋主题一旦确定，诗歌就顺利地展开了。

从第二章到第十章，《九辩》反覆抒述见秋而悲的原因。不能为世所用而事业无成，是萦绕心怀的痛苦。造成这种痛苦也是多方面的。第二章说“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美丽的女人竟然被抛弃，独自飘零远方，而所思恋之君却不理睬，爱情破灭了，能不伤心吗！第三章写一路所见秋色，眼中都是凄凉。你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寒露下来，百草焦黄，乔木落叶，春天的群芳与夏日的浓荫，都消失了。“”季节过去了，草木只能黄落；机遇失去了，贫士唯有悲哀。第四章在脉络上遥接第二章，还是以一个被君所弃的美人口吻，写她求爱不遂的悲苦。“”大门紧闭，门外恶狗狂吠，怎能传送去一片心意呢？无奈之下。只好“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在秋草摇摇的水泽边，伤心人只能仰天悲叹了！

第五章是直接模仿屈原的《离骚》和《涉江》的，所以历来评论者，大都认为《九辩》的政治性社会性就在这一章中。特别是诗中用了姜太公九十岁才获得尊荣的典故，显示诗人参与军国大事、建功立业的希冀。不过，诗中直接论及当时国家形势并不明显，反而是突出不为世用的悲哀：“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如果与诗歌中的贫士形象相联系，就可以领会到，宋玉所说的是：如果贫士为君王所用，也能像姜太公一样立下赫赫功勋；如果不能为君王赏识，只能“冯郁郁其何极”，悲愤郁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消散了！这一章笔墨集中在贫士自身进行抒情。

第六章承第五章，意蕴主旨复沓。不过，着重写霜露霰雪，突出了秋已深、冬即至的季节特点。“愿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与野草同死”，季节不等人，岁月不等人，贫士失意，虽然怀着侥幸心情等待，然而仍然是无望的等待。冬季来临，能熬过这严寒吗：“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由悲秋发展到惧冬，贫士的心情更紧迫也更凄苦了。

第七章全然抒发岁月流逝的感伤，诗中秋夜、夕阳、流水、明月，无不加强了岁月不居、一事无成的慨叹。

第八章、第九章，诗歌集中突出“失人”的悲哀。所谓“失人”，一方面指掌权得势的都是薄幸小人，奸臣当道，把持国柄，使社会污秽混乱；一方面指如贫士一类贤人被弃置不用，心怀壮志宏才却不得施展，还受到小人的排挤、压迫。在悲怨之后，诗人仍然抱有希望，“罔流涕以聊虑兮，惟著意而得之”。要擦干眼泪去唱歌，壮气可嘉，但底气不足，因为“失人”的现实仍然存在，贫士要抒怀，只能依赖幻想了。这秋天的悲哀，仍然盘结在贫士心胸之间。

最后第十章，是全诗的结束。悲秋如何了结呢？只有依赖浪漫主义的想像：人间得不到的，天上能够补偿。于是，贫士“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离开躯体的精魂，穿过太空的日月虹气，成了天上神灵的主宰，朱雀、苍龙、雷师、风神都听他调遣，成了他车驾的扈从，多么神气又多么得意！贫士之贫变成了贵，悲秋之悲变成了喜。悲秋的主旨却引出一个欢乐结尾，然而那欢乐只是幻想的虚构的欢乐。贫士得志，是虚幻的想像的得志，现实社会中，秋天仍然是草木黄落，贫士仍然是不为世用。现实与想像的强烈对比，把悲秋主题更加强化了。

《九辩》把一个贫士在深秋时节“失时”、“失人”的心境写得生动精彩，有很强烈的感染力。悲秋主题得到形象的感性的抒述。不过，从社会意义而言，此诗虽然也有伤时之语，但总的说来缺乏社会的指涉性。所以司马迁说“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从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来看，《九辩》是很成功的作品。悲秋题旨，本来是古代南方文学（以《楚辞》为代表）的特点之一，最能显示楚骚精神的浪漫主义色彩。《九辩》把悲秋题旨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成为后代人们学习的典范。从此，在中国文学中，悲秋一直是诗文家喜爱的题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秋风辞》，潇洒俊秀的曹植有《秋思赋》、《遥逝》，高瞻远瞩的曹丕有《燕歌行》。魏晋南北朝诗人笔下的秋天，大都带有《九辩》悲秋的气息，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之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以悲秋带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恨，更为悲秋主题谱写出新曲。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诗词中的悲秋之风始终弥漫不散。悲秋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母题之一，产生了许多动人的作品，而《九辩》原创性的功劳，当是不可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