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僧朝美》是李白在天宝（公元742—759）末年游宣州（今安徽宣城县一带）时，赠僧人朝美的一首诗。

李白自从天宝三载（公元744）辞京还山之后，就一直未再回到朝中。在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目睹了唐玄宗荒淫误国，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把持朝政，败坏朝纲，眼看大唐王朝一天天地走下坡路，大唐江山就要毁于昏君群小之手，丽他却被奸人谗毁，在朝中无法容身，唐玄宗只是把他看作是一个点缀升平的御用文人，使得他的报国之志无从施展。他既不能违心从俗，向权奸屈服，就只好洁身自好，高蹈远引了。于是他毅然辞京还山，离开朝廷这个黑自不分，是非颠倒的污浊世界，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找他干净的乐土，自由的世界。他唱道：“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酬崔侍御》）在他漫游各地的十多年中，多与道士僧人交往，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浪游生活。道家老庄的遗世独立的精神、陶冶了他自由的性格；

佛教玄远的意趣，深邃的哲理，启发着他的诗情，释散了他内心久抑的痛苦。他在宗教这块方外之地上，寻找到了他疲惫困苦心灵的暂时憩息之地。与他前期积极进取、热衷功名的思想相反，他后期的思想在环境的逼迫与老庄佛学思想的影响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从入世转向出世，从热衷功名到主动抛弃功名。他自觉地与统治者决裂，退出朝廷，走向山林，与隐士为朋，以僧道为友，经常与他们一起吟诗品画，谈玄论道。《赠僧朝美》这首诗，就是他与僧人的谈玄论禅之作。

“”诗一开始就化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一个“特”字，表达了一腔倾慕之情。“”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不同一般。鲁仲连一生大节，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古风》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当初辛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平原君已为之犹豫，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在此关键时刻，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却秦振英声”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

而“后世仰末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直书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似曾成为一种思潮。

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张良、鲁仲连。李白的功成身退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实到吟咏者——“吾”身上的，即是对鲁连人格精神的高度推崇，“我”慕其风而愿与之同调了。一“倜傥”，一“澹荡”，既是鲁连的人格写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既是诗人的自许，也是诗人的自期。他是要把对鲁仲连心中由衷的仰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自觉的人格追求，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首诗直书其事，直抒胸臆，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寥寥数句，给读者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广告”的意图，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即随意挥洒，独具标格。

此诗用典、化典颇多，开篇三联便接连用典，但在用典的同时也叙述了古人的精神品质，并将其延伸到自己身上，可谓一妙手。

“苍山容偃蹇，白日惜颓侵”一联是全诗唯二的对于景致的描写，但又不全然是景物，更透露着诗人的感情。下一联直白的表达了诗人自己想要建功立业的想法，但与“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一联同看起来便少了功利多了报国的衷心。

“西来”句至“卖畚”句三联在表明了诗人此行的目的与胸中所怀的大志向的同时，又再一次提及景物将作者实际上想要归隐的感情含蓄的穿插其间。

诗人在最后一联展望未来，又一次表达了自己归隐的愿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后人爱用李白的话评价李白的诗，是很有见识的。

这首诗非常形象的表现了李白的性格：一方面对自己充满自信，孤高自傲；一方面在政治前途出现波折后，又流露出伤感之情。

在这首诗里，他演绎庄子的乐生哲学，表示对富贵的藐视。而在自然中，实则深含怀才不遇之情。全诗语言流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李白“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愤激情绪。

诚然，李白即兴赋诗，出口成章，显得毫不费力。他感情奔放，直抒胸臆，天真自然，全无矫饰，而自有一种不期然而然之妙。正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功夫是极不易学到的。这首《留别王司马嵩》就体现了李白这种自然高妙的诗风。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多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多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多，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

一腔忠贞而不被体察，满怀抱负而无从得施，这是封建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当着社会生活的内容有不敢直说、不便明言者时，这种反映往往是曲折、隐晦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因此在《离骚》中“上下而求素”，出入于风伯日驭之间，去寻找自己的理想。正是从他开始，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以游仙的形式来表现政治内容、抒发生活感慨的传统。这一传统，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全面继承，而到了李白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篇在李白的游仙诗中，不算最出色的，但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运用这种形式所取得的成就。

一起两句，开门见山，点出所思对象及其所在地点。据《十洲记》云；“东海之东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碧海在东海之东一万里，而仙人又在碧海之东隅，可见其远。碧海之水“甘香味美”，迥别于人间，可见仙人居处的奇异、优美。诗人于仙人不能不萦之于心，而于路途的遥远、凶险亦不能不念念于怀，因而逗出下面数句。

接着诗人列举了四事，说明欲至仙人居处的“碧海之东隅”的凶险程度。首先是气温低寒，其次是海风凶狂。风狂则浪大：“白波连山倒蓬壶”（木华《海赋》：“波如连山。”），更别提还有凶猛的怪物作祟了：“长鲸喷涌不可涉”。由于这层层险阻，诗人痛感无望的悲哀，于是只好“抚心茫茫泪如珠”了。

去既不能，罢亦不忍，“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终竟是意难平。那么，这一份惓惓之情便只有托那神奇的青鸟代为传递了。青鸟是西王母的信使，见《汉武故事》。麻姑是传说中的一位美丽的仙女，见《神仙传》。这里，诗人请青鸟代为向麻姑（即篇首的“仙人”）表示歉意：他不是不想去，实在是去不成。

从李白的生平经历来看这首诗，它的寓意相当明显。可以说，它反映了李白追求美好的理想，虽遭权奸们的诋毁，而始终惓惓情切的真实处境，浓缩了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遭遇，是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游仙诗看待的。

《有所思》是一个古题，出自汉乐府。用此题者，一般但言男女离思。而李白将其引入游仙，将所思对象改为仙人，并赋予整首诗以深刻的寓意，不能不说是用古题写出了新意，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诗人的创造力。

“木落识岁秋，瓶冰知天寒”，意指已有先见之明。“桂枝日已绿，拂雪凌云端”，”弱龄接光景，矫翼攀鸿鸾”意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可报效祖国，施展才华。前四句主要是写诗人借描绘“木落”“瓶冰”“桂枝”“拂雪”等景物来表达自己雄大的智略，以及坦荡无畏惧的气魄，想报效祖国，干一番事业。

“”意指李白与元丹丘相识很早，他二十多岁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就与元丹丘相识。李白五十多岁时有一首诗《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中说“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说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非常亲密要好的朋友。李白与元丹丘曾一起漫游四川、湖北安陆、襄阳、河南嵩山、石门山，从李白与元丹丘来往的书信诗文内容来看，这位元丹丘显然是一位隐居山林游仙的职业道士。

“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吁叹岁月不饶人，人已渐渐年老，蕴念有不堪蹉跎之意。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李白用此诗形容自己与元丹丘之间的交情犹如管鲍之交，由于此时李白的境遇有类管仲微贱之时，故在这首诗中有“穷与鲍生贾”之语。

“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有感叹自身怀才不遇、仕途不通的悲壮情感。虽有自我慰勉之意，但仍对未来仕途充满着希望。

“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借用典故，诉说功业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报效国家施展才华的雄心犹在。

“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面对现实的残酷，有自我慰勉之意。

此诗意寓出诗人既有热血满腔的爱国豪情又有壮志未酬的苦闷。虽然岁月蹉跎，功业无成，加上仕途颠簸、官运不济，胸有大志而不受皇帝重用，但是诗人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此诗借送人还京，自抒被放去朝之恨及眷恋长安之情。首两句，诗人以简单的疑问句，说明诗人是从何处归来。“劳”、“苦”字都为下文的“沐猴”、“牛滞”起到了有力的铺垫作用，慢慢引出受排斥、遭打击的处境。

第三、四句以猕猴自喻，前句谓己不堪着冠带在朝，后句谓己困顿迟滞于东鲁。诗人说那些腐朽权贵活像猕猴带高冠，不值得一谈，自己却如骑土牛一样，政治上受打击、排挤，滞留在这东鲁一带，长期停留在低微的官职上。诗人借“沐猴而冠”用来讽刺当时的权贵，说他们毫无政治眼光，只不过是带帽子的猴子，不足言，不值得一谈，表达诗人对那些“沐猴而冠”的权贵投以极端的蔑视。

第五至十二句，主要描写了诗人、李沈与李凝的离别时情景。李白这里是用故事中的月色写眼前的景色。以浊水泥和清路尘会合不到一起与李沈离别。“绝”字是说感人的琴声也弦断音绝了，表达诗人不愿看到离别这一幕。“惜”字道出了送客的人都恋恋不舍，更道出了诗人的叹惜和依依不舍之情。李白这里是用故事中的月色写眼前的景色。以浊水泥和清路尘会合不到一起比喻离别。这里比喻与李沈分别。

第十三至十六句，诗人用故事中的月色写眼前的景色，以浊水泥和清路尘会合不到一起与李沈离别，想象李沈走后的思念情怀。

第十七至二十句，诗人曾经在这个地方做过皇帝所亲近的臣下，虽然遭受打击，但仍然坚持进步的政治理想。

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句，诗人在这里用屈原的遭遇来喻指自己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愤懑心情；以崔姻得罪窦宪被贬一事，比喻自己因反对腐朽权贵而受到打击。

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句，诗人在政治上受打击的创伤很重，又像断了翅膀的孤雁，随着被风吹起的蓬草翻飞，听见虚发的空箭声就从天上掉下来了。诗人以张长公比喻自己已经被迫离开朝廷，无法再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坠”字表面上是描写断了翅膀的孤雁听见虚发的空箭声而坠落，实质是表达诗人自己受排斥、遭打击的愤懑情怀。“怜”字有怜惜、悲凉之意，诗人因为没有人怜惜像他这样的人才，而感到悲凉和痛苦。反衬出唐王朝统治的黑暗政治现实。

诗的结尾，诗人又以辛辣的笔锋，把矛头直指以唐玄宗为首的唐王朝统治，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久弃青云土”的黑暗政治现实。

这是一首艺术上颇具特色的诗。

特色一：托物寓意，松兰明志。这首诗首句就高歌“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极度赞美“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的高洁傲岸的节操。赞颂之情，意犹未尽，诗人又盛赞孤高的鸾风、明洁的珍珠，并以形陋质卑的萧艾、鸡、沙砾等物与之对比映衬，越发使得兰松等物的高风亮节、清操美德熠熠发光。在赞美和鄙视中，诗人托物寓意，形象地表明了自己峻洁孤高的心迹和晚节。表明了自己愤世嫉俗、不与卑劣小人同流合污的傲骨。李白虽屡遭挫折，困顿穷窘，却仍一如既往：“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要作“独立自萧飚”的“南山松”（《古风》第四十七），傲然不同，不失孤直本性，不失高尚志节。

特色二：借事抒怀，用典表情。诗人长安被黜之后，浪迹天下多年，而今流落江南，正处于“寂寂还寂寂”的无路可走的寂寞痛苦境况中。诗人欲向常赞府倾诉衷肠、一吐怀抱，以求得知己好友的同情和支持。诗中就借古事，用典故，较好地抒发了这种沉郁深擎的感情。诗人之所以向常赞府“真堪写怀抱”，是因为视其为意趣相投的“同心人”。作为“远客”的诗人是高滔的松兰，作为主人的常赞府也是惜才的“名贤”。“松兰相因浓”，“鸾与鸾同枝”，贤才俊士理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写，既与诗前句孤高的自我形象紧相勾连，又让主人的“名贤”形象与之相映生辉，为诗人倾吐心事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其落脚点在一个“贤”字上。而诗人向好友“倾倒”的“方寸心”，是用“虞卿弃赵相”、“壮士死田横”、“长铗归来乎”三个典故来表达的。诗人用典喻意极明，将主人“好贤”品德推崇至极点，把自己欲得同情、欲求支持之情表达得更为明白。三个典故侧重点不一，却以一个“贤”字贯通，极精当地披露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怀抱胸襟。

总之，上述两种手法的运用，使此诗形象生动，寓意深邃。它们既囊括了原物、原典之形象和内涵，又注入了新的形象和内容，诗人处置恰当，熔铸有方，故极生动精确地塑造了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抒发了自身深沉含蕴的内在情感。

“”《善哉行》古辞首二句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初看李白诗似也是套语；其实不然。“携粮负薪”，即《赠崔司户文昆季》所云“惟昔不自媒，担西入秦。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匠”的“担”。李白把被召入京一事看得很重，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不无自得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到了长安，待诏翰林，弄臣般的地位，高力士辈的忌恨，同列的谤伤，种种严酷的现实使他从“愿为辅弼”的幻梦中清醒过来，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他却觉得太漫长了，“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此诗“苦口焦唇”反映了诗人当时彷徨、怅惘和困窘之态。最后，他是非离开朝廷不可了。

但是，谤伤和挫折并没能磨损诗人的锐气，也没能改变诗人豪迈傲岸的性格。他说：“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又说：“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他的朋友任华描绘诗人离开长安的情形道：“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杂言寄李白》）。根据这些载述，可推测“今日醉饱，乐过千金”写的是辞阙为放臣时的达观之状。“仙人相存”至“金丹满握”八句，表面上写从仙人求长生术，实则用游仙的形式表现对人间污浊世界的轻蔑和不满。和人间社会相比，神仙世界没有倾轧，没有谤伤，自由自在。诗中写道，马上有仙人前来存问，劝诱他远学。他随着仙人，一下凌海而至仙界三山，一下腾空而至名山五岳，何其超然、悠然。不仅如此，他还乘龙飞天，目瞻四野，受神药，握金丹。在太白集中，很有些关于求仙访道的作品，著名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结尾几句写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看起来诗人是真信神仙，太信神仙了。其实又不尽然。他说过，服菖蒲以为可以延年的汉武帝“终归茂陵田”（《蒿山采昌蒲者》），并没有长年。他还对神仙和神仙世界有过怀疑：“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其三）；“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因此，这首诗对神仙世界的颂扬，真正目的未必在于求仙长年，而在于借那个世界来否定污浊的人间世界。

“”这几句，联系上文，说今蒙恩而授之神药，使得长生，其德甚深，无时不思报答，但却有如精卫衔木石填海，德深而无以尽报。联系赐金放还，则还有更深的意思。上文说过，长安三年，备受排挤，诗人感到时间漫长难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召入京，毕竟是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历史，不能在那段时间及有生之年报主恩，又不能无愧。在封建社会中，士子们经济策、济世志的实现，往往与报主阙相联系，李白虽然比较清楚地看出社会现实的黑暗，但对国君仍抱有较大希望，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深报主恩，乃是“浮云蔽日”所致。“”求仙的最高境界是求道，只有求道才能视万乘如敝屣，才能真正做到养生长生。“道”，是老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指超越时空、感知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实体，又是万物之源，所以李白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的“轩”指轩辕黄帝。“道”如此重要，就连黄帝都得师事广成子（《庄子·在宥篇》中一个“达于至道”的人物，一说即老子）以求道。《庄子·在宥篇》说，黄帝问如何治天下，广成子不答；黄帝问如何养生长生，广成子告诉他：清静无为，不把统治天下当成一回事。此诗“蝉翼九五，以求长生”，就是黄帝听了广成子开导后所作的反映。据《易》，“九五”为天子之位。黄帝得道，便视天子之位如蝉翼之轻，只以求长生为念。黄帝尚且如此，一个凡夫俗子更不必把世事看得过重，有勅放归，于是便“高歌大笑出关去。”“下士大笑，如苍蝇声，”李白十分痛恨那帮拨弄是非的小人，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对他们进行痛斥，同时也表示绝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自己之所以被国君疏远，就是这些小人作祟的缘故：“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离开长安后，他还写道：“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白璧何辜，青蝇屡前”（《雪谗诗赠友人》）。诗人受谤而离开长安，虽然大笑而去，但是随着其“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幻梦的破灭，内心则有一种难于言状的苦涩。

此诗从字面看，内容和乐府古辞似无大区别，细玩辞意，从“携粮负薪”到求仙访道，直至蔑视小人，都不无诗人傲岸不羁的形象在。海凌陆憩，乘龙握丹，轩师广成，写得旷放飘逸，彪炳陆离，神采飞扬；中间又插入蒙恩深愧，结以下士青蝇，写仙界则始终不离人间，抑郁顿挫，跌宕有势。全诗虽然寄兴深微，辞旨恍惚，但其文理脉络、主旨大略亦不是不可寻绎。

这首诗的首联，入手擒题，盛赞昇州。上句从纵的时间方面着眼，说这里是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故都，让读者想见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下句从横的空间方面落笔，说这里是“三吴”地区的一座美丽的城市，让读者想见其江山多娇，物华天宝。丹阳郡为三国时吴所移置，治建业，故址在今南京市东南，亦即在诗人李白写此诗时的昇州。上下两句，一纵一横，气势宏伟，含盖多广。虽然这一联本于谢朓《入朝曲》的“江南佳丽地，六代帝王州”，但颠倒句序，使其落脚点在地更突出，而改“江南”为“三吴”，改“地”为“城”，改“州”为“国”，则有更工整、更确切的效应。如此为我所用，青胜于蓝，实非因袭陈言者可望其项背。

地灵则人杰，因此颔联紧承首联而颂王忠臣其人。上句说他人贤，帝王理当委托以重任；下句说他名高，天子凭借之以守此要地。这一联，似乎还巧妙地暗藏了被称颂者的姓名。上句，没有明说谁对“贤人当寄重”，但很明显指的应当为“王”。这“王”正是被称颂者的姓。下句、主语、谓语和宾语齐全，结构完整，但“天子”之所“借”以治国抚民的人，正是“忠臣”。这“忠臣”恰是被称颂者的“高名”。

昇州所辖，东极于海，西带长江，因此颈联放笔而涉及江海。上句的“一边静”，下句的“万里清”，从字面上看，写的是海与江的景象，实际上却说的是时局。这是针对这年正月，平定了刘展在这一带的作乱而言，又包含着诗人对史思明势焰尚嚣张，北方仍未平静的极大关注。对被赠诗的王忠臣来说，是既祝颂他所辖地区出现的清平，又希望他能扩大视野，看到北方的动乱。紧扣诗句，这一联则可作这样的解释：虽然“长江万里清”了，但是“巨海”才只有“一边静”，而非全静。

尾联，用侯嬴向信陵君献策窃符救赵事，以“应须”、“未肯”这样的推度语气，自比侯嬴，表现想要为国效命，在平定北方叛乱中建立功勋的愿望，希获被赠诗的王忠臣的理解和支持。据《史记·信陵君列传》载，侯嬴本为魏国大梁夷门监者，后为信陵君上客。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秦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国平原君夫人为信陵君姊，屡次送书信请求魏国相救。魏王初使将军晋鄙率兵十万救赵，但后又惧秦而命晋鄙停兵观望。信陵君竭力劝说魏王进军，魏王终不听从。在这紧急的情况下，侯嬴向信陵君献策，让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卧室盗出晋鄙兵符，然后去夺晋鄙军；如晋鄙不听，则使力士朱亥椎杀之。信陵信听从其策，果得兵符，杀晋鄙，率其兵而击秦军，救邯郸而存赵国。侯嬴与信陵君分别后，自刎而死。诗人李白这一想要为国效命，在平定北方的叛乱中建立功勋的愿望，在同一年所写的《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一诗，表现得更加明白。除诗题的表述外，诗中还说：“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可以与这尾联相互印证。遗憾的是诗人李白的这一愿望，无人理睬，使他终于在次年贫病交加而死。

李白是个充满豪情逸兴的诗人，不肯多写格律谨严的律诗，但偶有所作，皆为上品。这首五律，便可作证。它不死守五律定式声调，但平仄谐调。它以“城”、“名”、“清”和“嬴”四字押脚韵，皆属八庚，稳妥悠扬。它中间两联的对仗，两两相称，自然工整。首联亦对，更属难能。它紧紧抓住题目，以赞其地起，以颂其人承，以言时局转，以抒心曲收，层次清晰，中心突出。它始称“六代”，来引“侯嬴”，中言现在，上下千年，包举的时间漫长，运用“三吴”、“巨海”、“长江”、“万里”等意象，囊括的地域宽广，从而形成了阔大的意境，使人胸胆开张。它为赠昇州的王忠臣而作，却不限于一地，不囿于应酬，而能放眼全国，抒写壮怀。这首诗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所以受到后人的高度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