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尽管此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事件与人物均相关涉，然而在写法上却有所变化，所以有相得益彰之美。例如前文体势自然，而本文则颇有造奇的文势。文章开头的一段譬喻，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用来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但却不紧接着说出来，而是先论述“马群遂空”的原因来比喻乌公搜罗东都贤士的情况。作者在文中既设奇喻，又在正文中反复议论以求其合，显得煞有介事，将本是韩愈个人的一个想法写成似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论其章法，该文比《送石处士序》那篇文章要显得曲折离奇。此外，该篇的立意要比前一篇单纯一些，无非是变着法儿赞扬温、石二人。以伯乐喻乌公，是为了赞扬温、石；极说温、石一去，东都政府和士群无所依恃，也是为了赞扬温、石。看来似乎说得过分了，但作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强调人才的可贵，提醒朝廷要高度重视人才。

该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石处士和温处士隐居在洛阳一带，韩愈与他们的关系密切，都是好朋友。石处士因大义而征召，温处士也因大义应聘出仕。这篇文章就是在送温处士时写的。文章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作者惜别了两个老朋友，心里难过。但更希望人尽其才，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

文章用比喻与反衬，从“空”字引出“怨”字，而这“怨”比正面的“颂”乌公识才更具有力量。所以，本文笔法巧妙，渲染得当。

钱起的家乡在吴兴（今属浙江湖州）。安史之乱后，钱起羁留长安（今陕西西安），难以归家。这首诗是写诗人在长安观秋雁南飞的感受。

此诗首联运用动静交错、点面结合的方法，寥寥数语，点画出一幅秋空雁过图。雁声凄凉，定下了全篇基调。颔联写鸿雁南飞的行色。一个“冷”字，一个“惊”字，更增添了全诗的悲凉气氛。颈联紧扣诗题，先写大雁征途遥远，呼应题中“征”字，再写诗人遥望大雁南飞，是写“送”字。诗人的担心，正说明他对大雁寄寓了深情。尾联以“乡愁”作结，正是题意所在。诗人目送大雁，视野逐渐模糊，仿佛随着大雁看到了故乡，于是乡愁渐生，转承得十分自然巧妙。

乡愁本是千古文人的一个传统主题。诗人遭逢动乱岁月，漂泊流落，久居长安，不能回归故土，只能寄情于怀想。这首诗就是写秋夜送雁南飞，雁引乡愁，诗人摹情写状，境界凄清，把乡愁咏叹得十分深沉和厚重。

这篇文章主要在说李白和其诸弟相聚一同歌唱一同饮酒的情景，深刻的表现出天伦之乐和兄弟之情，虽然文章篇幅不长，但却能令人有回味无穷之感，现时现况下，能拥有如些深厚的兄弟之情真的是不多见了，但却往往看到新闻报告：兄弟隙墙、反目成仇诸如些类的天伦悲剧，唉！这怎能叫人不心寒呢？相形之下，我们的手足之情该算什麼呢？

兄弟就是「手足」，为什么叫「手足」呢？就是因为手与脚是不能分开的，只要手脚合作那就没有不能完成的事，同样的，只要兄弟同心，其力是可以断金的，这就和一根筷子折的断，但十根筷子要一次折断就不容易了哦！！所以我们更加要珍惜手足之情，将它扩大之朋友之情，如此一来，社会哪有不进步、国家哪有不强之理呢？

本文以清新俊逸的风格，转折自如的笔调，记叙了作者与诸位堂在桃花园聚会赋诗畅叙天伦一事，慷慨激昂地表达了李白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生追求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

文章内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第二段，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风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第三段，论证人也如此，不平则鸣。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

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作者发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提及九四年，居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那年的春天，东商到福建出差，在泉州的广化寺中，我看到禅房外一个小黑版上有这样的话：“人有两个眼睛，一只是理智，一只是慈悲，用理智看世界，就会没有爱，而只用感性看世界，就失去理智，所以，人要用两只眼睛看世界。”

现在对专门搞文学的人，社会是有点“偏见”的。而究其原因，却和我上面讲的小故事有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中一些朋友太执着于感性来看问题了。

其实传统的“文学型”文人不是这样的，这点我们有幸可以在欧阳文忠公的这篇《释秘演诗集序》中看到。

高僧大多姓释，不光现在如此，何时开始我们无从所知，但据此文可知起码是在宋朝就是这样了。欧阳文忠公的朋友，一个叫做秘演的文化僧人，让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气场”。

北宋建国几十年了，由于修兵革，国家不尚武备，许多“智谋雄伟之士，无所用其能，往往伏而不出。”作为副宰相的欧阳公，一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也是出于体察这些异能之士，用于施政安邦的考虑而与他们优游浸渍而深交之。

然而，朋友是有感情的。欧阳公是以文会友，久而久之，这样文学朋友的高风也深深地感染了他。

秘演诗文雅健，深受朋友们赞赏，虽然才品极高，“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欧阳公的好朋友石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

后来十年之间，秘演北渡黄河，向东到过山东济郓两州，此时，他的好友曼卿去世了，秘演既老且病，然而，此时的秘演胸中依然有着浩然之气。好朋友去世后，他听说“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峍，江涛汹涌，甚可壮也。”还坚持要去壮游。到了生命的垂暮之年，仍然是一种“老而志在”的状态。读起这篇欧阳公纪念好友的文章，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位宋代才子的高古之风。

过去的读书人，大多受孟子所说的“吾善养我浩然之气”的影响很深。小苏又云“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作为不为世用的文人，秘演大师自始至终，无时不焕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浩然之气。每读斯文，小子无不为之感仰钦佩！

受朋友们的鼓励，自去年始，我也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小小游历，受祖国壮美山川，人文遗风的感召，小子也神往着今后能有所长进，能修炼出一股浩然之气来。这样，到了我老得走不动的时候，回顾的一生，也许可以给自己游学历程的前面加上一个小小的“壮”字。

《送石处士序》的主旨一为阐明石处士此次出仕不违初衷，为行其所当行；二为借此时机，对他作一些规诫，并且通过此事对节度使乌公也含蓄地有所规诫。韩愈主要就是在这两层上作文章。但从表面上看，文章却无处不在赞扬处士的“惟义之归”与乌公的“求士为国”，赞之正所以规之、励之也。文章的结构仅为两段：上段写乌公与从事讨论求贤之事，由两人之间的问答，写出石处士其人。笔法活络，控御自如。既赞处士之贤，同时也赞乌公之能知贤、求贤。双方的共同点在一个“义”字上，并以此“义”解众人对处士出仕之疑。下段写处士的应聘与众人的饯行。写其应聘之果，赴行之速，可以看出行事自有决断，与前面写其议论古今人物之当、料事成败之神颇能呼应，让我们感到此人果非常人。规劝处士与乌公的话，则通过送行者口中各各道出，委婉而得体。古文家笔法之妙，在于貌似自然地随物宛转，对材料似乎毫无取舍，而实际上极文心结构之能事。读韩愈文章正应该从这些地方加深体会。

此文选自《高青丘集·凫藻集》卷三，上人是对僧人的敬称。文章是高启给友人虚白上人的赠序。作者笔下的虚白上人，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他安贫乐道，具有独立的人格，对达官贵人不屑一顾，而对志同道合的友人却是招待唯恐不周。而这一切，又是放在当时士大夫世风日坏，僧风日败的社会环境中来写的，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不仅赠给虚白上人，而且也为了“风乎人”、“省于己”，是为了针砭时弊而作的。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作者认为，国家的盛衰，事业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事，取决于执政者的思想行为。并扼要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具体论断，精辟透彻，发人深省。

本文阐明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五代后唐庄宗先盛后衰，先成后败的历史事实，例据典型而有说服力。在写法上，则欲抑而先扬，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壮”，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通过盛与衰，兴与亡，得与失，成与败的强烈对比，突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使“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与人”的结论，显得更加令人信服。

文章笔力雄健而有气势，表达情见乎辞，篇幅虽然短小，却是一篇搏兔而用全力之作。

文中所议论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沙陀族人李克用之长子，是五代的风云人物。李克用在临终之前，以三矢付庄宗要他报仇，叮嘱切切。李克用死后，李存勖嗣位，他谨记父亲遗言，讨刘仁恭，伐契丹，灭后梁，建立了后唐政权。但称帝后却沉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宠信伶人，不问国事。四方藩镇见伶人被宠爱，纷纷贿以财物，谋取私利。而那些正直的臣僚因不肯行贿，为伶人谗言所诬陷，竟无辜被杀。后唐国政于是日趋衰败，动乱接连而生，李存勖本人最终也死在他极为宠信的伶人郭从谦的手中.。欧阳修目睹国家积弱不振的现实和当权者的骄奢淫逸，忧心仲仲，正是出于以古鉴今的考虑。欧阳修在这篇史论中，提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见解，意在为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可谓寄语深长，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