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会笺》系此诗为大中三年（849）春长安之作。此诗乃苦闷之词，写自己仕途穷困，漂泊无定所，怀才不遇知音，心意无人理解。全诗咏物抒情，借流莺自喻，寄托身世之感。清陆昆曾《李义山诗解》云："此作者自伤漂荡，无所归依，特托流莺以发叹耳。渡陌临流，喻己之东川、岭表，身不由己也。"此诗风格轻倩流美，情思深婉。张《会笺》曰："含思宛转，独绝今古。"

这是李商隐托物寓怀、抒写身世之感的诗篇。写作年份不易确定。从诗中写到“漂荡”、“巧啭”和“凤城”来看，可能是“远从桂海，来返玉京”以后所作。宣宗大中三年（849）春，作者在长安暂充京兆府掾属，“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偶成转韵》），应是他当时生活和心情的写照。

流莺，指漂荡流转、无所栖居的黄莺。诗的开头两句，正面重笔写“流”字。参差，本是形容鸟儿飞翔时翅膀张敛振落的样子，这里用如动词，犹张翅飞翔。漂荡复参差，是说漂荡流转之后又紧接着再飞翔漂泊。“度陌”、“临流”，则是在不停地漂荡流转中所经所憩，应上句“复”字。流莺这样不停地漂泊、飞翔，究竟是为什么呢？又究竟要漂荡到何时何地呢？诗人对此不作正面交代，只淡淡接上“不自持”三字。这是全联点眼，暗示出流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仿佛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用流莺的漂荡比喻诗人自己的辗转幕府的生活，是比较平常的比兴寓托，独有这“不自持”三字，融和着诗人的独特感受。诗人在桂林北返途中就发出过怅然的叹息：

“昔去真无奈，今还岂自知”（《陆发荆南始至商洛》）。“去真无奈”、“还岂自知”，正象是“不自持”的注脚。它把读者的思绪引向“漂荡复参差”的悲剧身世后面的社会原因，从而深化了诗的意境。

漂荡流转，毕竟是流莺的外在行动特点，接下来三、四两句，便进一步通过对流莺另一特点——巧啭的描写，来展示它的内心苦闷。“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莺那圆转流美的歌吟中分明隐藏着一种殷切的愿望——希望在美好的三春良辰中有美好的相会。然而，它那“巧啭”中所含的“本意”却根本不被理解，因而虽然适逢春日芳辰也不能盼来“佳期”，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流莺的漂泊是诗人飘零身世的象征，那么流莺的巧啭便是诗人美妙歌吟的生动比喻。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强调巧啭中寓有不为人所理解的“本意”，这“本意”可以是诗人的理想抱负，也可以是诗人所抱的某种政治遇合的期望。这一联和《蝉》的颔联颇相似。但“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所强调的是虽凄楚欲绝而不被同情，是所处环境的冷酷；而“巧啭”一联所强调的却是巧啭本意的不被理解，是世无知音的感叹。“岂能”、“未必”，一纵一收，一张一弛，将诗人不为人所理解的满腹委屈和良辰不遇的深刻伤感曲曲传出，在流美圆转中有回肠荡气之致。可以说这两句诗本身就是深与婉的统一。

颈联承上“巧啭”，仍写莺啼。“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这是“本意”不被理解、“佳期”不遇的流莺永无休无止的啼鸣：无论是刮风的早晨还是降露的夜晚，是晴明的天气还是阴霾的日子，无论是京城中万户千门开启或关闭的时分，流莺总是时时处处在啼啭歌吟。它仿佛执着地要将“本意”告诉人们，而且在等待着渺茫无尽的佳期。这一联是两个略去主、谓语的状语对句构成的，每句中“风朝”与“露夜”、“阴”与“晴”、“万户”与“千门”、“开”与“闭”又各自成对，读来别有一种既整饬又优美，既明畅又含蓄的风调。

尾联联系到诗人自身，点明“伤春”正意。“凤城”借指长安，“花枝”指流莺栖息之所。两句是说，自己曾为伤春之情所苦，实在不忍再听流莺永无休止的伤春的哀鸣，然而在这广大的长安城内，又哪里能找到可以栖居的花枝呢？初唐诗人李义府《咏乌》云：

“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末句从此化出。伤春，就是伤佳期之不遇；佳期越渺茫，伤春的情绪就越浓重。三春芳辰就要在伤春的哀啼中消逝了，流莺不但无计留春，而且连暂时栖息的一枝也无从寻找。这已经是杜鹃啼血般的凄怨欲绝的情境了。诗人借“不忍听”流莺的哀啼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伤春”之情——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末句明写流莺，实寓自身，读来既像是诗人对无枝可栖的流莺处境的关心，又像是诗人从流莺哀啼声中听出的寓意，更像是诗人自己的心声，语意措辞之精妙，可谓臻于化境。

诗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点明踏青节江上春游。次句“东风日暖闻吹笙”，写江行游春的最初感觉和印象。和煦的东风，温暖的旭日，都散发着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声，也似乎带着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湿，天寒吹久则声涩不扬，须以微火香料暖笙。东风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声清了。“闻吹笙”和“东风日暖”分别从听觉和感觉写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到处是暖洋洋的春意。

颔联“”写江上春色。如果说首联还是描写刚接触外界事物时一种自然的感受，这一联则是有意寻春、赏春了。花、柳、蜂、蝶，都是春天最常见的事物，是春天生命与活力的标志，红（花）、绿（柳）、黄、紫，更写出了春天绚烂色彩。但这一联不仅抒写诗人对美丽春色的流连陶醉，而且委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触动的伤感。“无赖”即“无心”，与“有情”相对。花、柳是没有人的感觉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规律行事，春天来了，便吐蕊、长叶，在东风旭日中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不顾人的悲欢哀乐，故源“无赖”。蜂、蝶是有生命的动物，春到人间，穿花绕柳，翩翩飞舞，像是满怀喜悦宣告着春天的来临，故说“有情”。然而，不管是无心的花柳，还是有情的蜂蝶，它们作为春色的标志，生命活力的象征，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诗人形成鲜明对照。细味“各”字、“俱”字，不难发觉其中透露出的隐痛。诗人写江间春色，写物遂其情，正是为了要反衬出自己的沉沦身世与凄苦心境。何焯说：“前半逼出忆归，如此浓至，却使人不觉”。这“不觉”正是诗的蕴藉处。

颈联“”转写长期寄幕思归。元亮井，用陶渊明（字元亮）《归园田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亚夫营，用周亚夫屯兵细柳营事，暗寓幕主的柳姓。虽用典，却像随手拈来，信口道出。他曾说自己“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可见诗人连归隐躬耕的起码物质条件也没有。“万里”、“三年”，表面上是写空间的悬隔，时间的漫长，实际上正是抒写欲归不能的苦闷和无奈。对照着“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写意》）、“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等诗句，不难感到“三年从事亚夫营”之中所蕴含的羁泊天涯的痛苦。

末联“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写新滩流水在作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涨，新滩流水在一般游春者听来，自然是欢畅悦耳的春之歌；但在思归不得的天涯羁旅的作者耳中，却像是午夜檐间风雨的凄凉之声，不断撩动着自己的羁愁，所以发出“新滩莫悟游人意”的嗟叹。本是作者主观感情作怪，却说“新滩莫悟”，曲折有致。

李商隐许多抒写身世之悲的诗篇，往往以深沉凝重的笔调，绮丽精工的语言，着意渲染出一种迷蒙悲凄的环境气氛。这首诗却以乐境写哀思，以美丽的春色反衬自己凄苦的身世，以轻快流走的笔调抒发抑塞不舒的情怀，以清空如话的语言表现宛转曲折的情思，具有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艺术效果。

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