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这首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颔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诗人的喜，诗人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尾联写诗人“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身在梓州，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全诗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比喜悦的心情。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浦起龙赞其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读杜心解》）。

此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

这首七律《蜀相》，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才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全诗熔情、景、议于一炉，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现实的寓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

古典诗歌中常以问答起句，突出感情的起伏不平。这首诗的首联也是如此。“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一问一答，一开始就形成浓重的感情氛围，笼罩全篇。上句“丞相祠堂”直切题意，语意亲切而又饱含崇敬。“何处寻”，不疑而问，加强语势，并非到哪里去寻找的意思。诸葛亮在历史上颇受人民爱戴，尤其在四川成都，祭祀他的庙宇很容易找到。“寻”字之妙在于它刻画出诗人那追慕先贤的执著感情和虔诚造谒的悠悠我思。下句“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出诗人凭吊的是成都郊外的武侯祠。这里柏树成荫，高大茂密，呈现出一派静谧肃穆的气氛。柏树生命长久，常年不凋，高大挺拔，有象征意义，常被用作祠庙中的观赏树木。作者抓住武侯祠的这一景物，展现出柏树那伟岸、葱郁、苍劲、朴质的形象特征，使人联想到诸葛亮的精神，不禁肃然起敬。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茵茵春草，铺展到石阶之下，映现出一片绿色；只只黄莺，在林叶之间穿行，发出宛转清脆的叫声。

第二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浏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无限美妙地表现出武侯祠内那春意盎然的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祖国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产生了一种哀愁惆怅的感觉，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自”和“空”互文，刻画出一种静态和静境。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意渗进了客观景物之中，使景中生意，把自己内心的忧伤从景物描写中传达出来，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透过这种爱国思想的折射，诗人眼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更加光彩照人。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第三联浓墨重彩，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上句写出山之前，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指出诸葛亮在当时就能预见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并为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统一国家之策，足见其济世雄才。下句写出山之后，诸葛亮辅助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颂扬他为国呕心沥血的耿耿忠心。两句十四个字，将人们带到战乱不已的三国时代，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刻划出一位忠君爱国、济世扶危的贤相形象。怀古为了伤今。此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所，使诗人忧心如焚。他渴望能有忠臣贤相匡扶社稷，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正是这种忧国思想凝聚成诗人对诸葛亮的敬慕之情；在这一历史人物身上，诗人寄托自己对国家命运的美好憧憬。

诗的最后一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咏叹了诸葛亮病死军中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诸葛亮赍志以殁的悲剧性结局无疑又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以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使这位古代杰出政治家的精神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产生使人奋发兴起的力量。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四句凭吊丞相祠堂，从景物描写中感怀现实，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后四句咏叹丞相才德，从历史追忆中缅怀先贤，又蕴含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许多期盼与憧憬。全诗蕴藉深厚，寄托遥深，造成深沉悲凉的意境。概言之，这首七律话语奇简，但容量颇大，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短短五十六字，诉尽诸葛亮生平，将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代的爱国志士及普通读者一吟诵这首诗时，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一读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句时，不禁黯然泪下。

在艺术表现上，设问自答，以实写虚，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炼字琢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人称杜诗“沉郁顿挫”，《蜀相》就是典型代表。

本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对诸葛亮雄才大略，忠心报国的赞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先死的惋惜。

《秋兴八首》这组诗，融铸了夔州萧条的秋色，清凄的秋声，暮年多病的苦况，关心国家命运的深情，悲壮苍凉，意境深闳。它是八首蝉联、结构严密、抒情深挚的一组七言律诗，体现了诗人晚年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

“秋兴”这个题目，意思是说因感秋而寄兴。这兴也就是过去汉儒说《诗经》的所谓“赋比兴”的“兴”（在四声应读去声）。晋代的潘岳有《秋兴赋》，也是一篇感秋寄兴之作。但《秋兴赋》的体裁是属于辞赋类。而杜甫的《秋兴八首》则是律诗，是唐代新兴的一种诗体。若论它们创作的成就和对后世发生的影响，杜甫的《秋兴八首》当然不是潘岳的《秋兴赋》所可比拟。

《秋兴八首》的结构，从全诗来说，可分两部，而以第四首为过渡。前三首详夔州而略长安，后五首详长安而略夔州；前三首由夔州而思及长安，后五首则由思长安而归结到夔州；前三首由现实引发回忆，后五首则由回忆回到现实。至于各首之间，则亦首尾相衔，有一定次第，不能移易，八首只如一首。八首诗，章法缜密严整，脉络分明，不宜拆开，亦不可颠倒。从整体看，从诗人身在的夔州，联想到长安；由暮年飘零，羁旅江上，面对满目萧条景色而引起国家盛衰及个人身世的感叹；以对长安盛世胜事的追忆而归结到诗人现实的孤寂处境、今昔对比的哀愁。这种忧思不能看作是杜甫一时一地的偶然触发，而是自经丧乱以来，他忧国伤时感情的集中表现。目睹国家残破，而不能有所作为，其中曲折，诗人不忍明言，也不能尽言。这就是他所以望长安，写长安，婉转低回，反复慨叹的道理。

为理解这组诗的结构，须对其内容先略作说明。第一首是组诗的序曲，通过对巫山巫峡的秋色秋声的形象描绘，烘托出阴沉萧森、动荡不安的环境气氛，令人感到秋色秋声扑面惊心，抒发了诗人忧国之情和孤独抑郁之感。这一首开门见山，抒情写景，波澜壮阔，感情强烈。诗意落实在“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两句上，下启第二、三首。第二首写诗人身在孤城，从落日的黄昏坐到深宵，翘首北望，长夜不寐，上应第一首。最后两句，侧重写自己已近暮年，兵戈不息，卧病秋江的寂寞，以及身在剑南，心怀渭北，“每依北斗望京华”，表现出对长安的强烈怀念。第三首写晨曦中的夔府，是第二首的延伸。诗人日日独坐江楼，秋气清明，江色宁静，而这种宁静给作者带来的却是烦扰不安。面临种种矛盾，深深感叹自己一生的事与愿违。第四首是组诗的前后过渡。前三首诗的忧郁不安步步紧逼，至此才揭示它们的中心内容，接触到“每依北斗望京华”的核心：长安象“弈棋”一样彼争此夺，反复不定。人事的更变，纲纪的崩坏，以及回纥、吐蕃的连年进犯，这一切使诗人深感国运大非昔比。对杜甫说来，长安不是个抽象的地理概念，他在这唐代的政治中心住过整整十年，深深印在心上的有依恋，有爱慕，有欢笑，也有到处“潜悲辛”的苦闷。当此国家残破、秋江清冷、个人孤独之际，所熟悉的长安景象，一一浮现眼前。“故国平居有所思”一句挑出以下四首。第五首，描绘长安宫殿的巍峨壮丽，早朝场面的庄严肃穆，以及自己曾得“识圣颜”至今引为欣慰的回忆。值此沧江病卧，岁晚秋深，更加触动他的忧国之情。第六首怀想昔日帝王歌舞游宴之地曲江的繁华。帝王佚乐游宴引来了无穷的“边愁”，清歌曼舞，断送了“自古帝王州”，在无限惋惜之中，隐含斥责之意。第七首忆及长安的昆明池，展示唐朝当年国力昌盛、景物壮丽和物产富饶的盛景。第八首表现了诗人当年在昆吾、御宿、渼陂春日郊游的诗意豪情。“彩笔昔曾干气象”，更是深刻难忘的印象。

八首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一个大型抒情乐曲有八个乐章一样。这个抒情曲以忧念国家兴衰的爱国思想为主题，以夔府的秋日萧瑟，诗人的暮年多病、身世飘零，特别是关切祖国安危的沉重心情作为基调。其间穿插有轻快欢乐的抒情，如“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有壮丽飞动、充满豪情的描绘，如对长安宫阙、昆明池水的追述；有表现慷慨悲愤情绪的，如“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有极为沉郁低回的咏叹，如“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白头吟望苦低垂”等。就以表现诗人孤独和不安的情绪而言，其色调也不尽相同。“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以豪迈、宏阔写哀愁；“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以清丽、宁静写“剪不断、理还乱”的不平静的心绪。总之，八首中的每一首都以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基调的思想情绪。它们每一首在八首中又是互相支撑，构成了整体。这样不仅使整个抒情曲错综、丰富，而且抑扬顿挫，有开有阖，突出地表现了主题。

《秋兴八首》中，杜甫除采用强烈的对比手法外，反复运用了循环往复的抒情方式，把读者引入诗的境界中去。组诗的纲目是由夔府望长安──“每依北斗望京华”。组诗的枢纽是“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瞿塘峡口到曲江头，相去遥远，诗中以“接”字，把客蜀望京，抚今追昔，忧邦国安危……种种复杂感情交织成一个深厚壮阔的艺术境界。第一首从眼前丛菊的开放联系到“故园”。追忆“故园”的沉思又被白帝城黄昏的四处砧声所打断。这中间有从夔府到长安，又从长安回到夔府的往复。第二首，由夔府孤城按着北斗星的方位遥望长安，听峡中猿啼，想到“画省香炉”。这是两次往复。联翩的回忆，又被夔府古城的悲笳所唤醒。这是第三次往复。第三首虽然主要在抒发悒郁不平，但诗中有“五陵衣马自轻肥”，仍然有夔府到长安的往复。第四、五首，一写长安十数年来的动乱，一写长安宫阙之盛况，都是先从对长安的回忆开始，在最后两句回到夔府。第六首，从瞿塘峡口到曲江头，从目前的万里风烟，想到过去的歌舞繁华。第七首怀想昆明池水盛唐武功，回到目前“关塞极天惟鸟道”的冷落。第八首，从长安的“昆吾……”回到“白头吟望”的现实，都是往复。循环往复是《秋兴八首》的基本表现方式，也是它的特色。不论从夔府写到长安，还是从追忆长安而归结到夔府，从不同的角度，层层加深，不仅毫无重复之感，还起了加深感情，增强艺术感染力的作用，真可以说是“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赠郑谏议十韵》）了。

情景的和谐统一，是抒情诗里一个异常重要的方面。《秋兴八首》可说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波浪汹涌，仿佛天也翻动；巫山风云，下及于地，似与地下阴气相接。前一句由下及上，后一句由上接下。波浪滔天，风云匝地，秋天萧森之气充塞于巫山巫峡之中。我们感到这两句形象有力，内容丰富，意境开阔。诗人不是简单地再现他的眼见耳闻，也不是简单地描摹江流湍急、塞上风云、三峡秋深的外貌特征，诗人捕捉到它们内在的精神，而赋予江水、风云某种性格。这就是天上地下、江间关塞，到处是惊风骇浪，动荡不安；萧条阴晦，不见天日。这就形象地表现了诗人的极度不安，翻腾起伏的忧思和胸中的郁勃不平，也象征了国家局势的变易无常和臲硊不安的前途。两句诗把峡谷的深秋，诗人个人身世以及国家丧乱都包括在里面。这种既掌握景物的特点，又把自己人生经验中最深刻的感情融会进去，用最生动、最有概括力的语言表现出来，这样景物就有了生命，而作者企图表现的感情也就有所附丽。情因景而显，景因情而深。语简而意繁，心情苦闷而意境开阔（意指不局促，不狭窄）。苏东坡曾说：“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确实是有见识、有经验之谈。

杜甫住在成都时，在《江村》里说“自去自来堂上燕”，从栖居草堂的燕子的自去自来，表现诗人所在的江村长夏环境的幽静，显示了诗人漂泊后，初获暂时安定生活时自在舒展的心情。在《秋兴八首》第三首里，同样是燕飞，诗人却说：“清秋燕子故飞飞。”诗人日日江楼独坐，百无聊赖中看着燕子的上下翩翩，燕之辞归，好像故意奚落诗人的不能归，所以说它故意飞来绕去。一个“故”字，表现出诗人心烦意乱下的着恼之情。又如“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瞿塘峡在夔府东，临近诗人所在之地，曲江在长安东南，是所思之地。黄生《杜诗说》：“二句分明在此地思彼地耳，却只写景。杜诗至化处，景即情也”，不失为精到语。至如“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的意在言外；“鱼龙寂寞秋江冷”的写秋景兼自喻；“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的纯是写景，情也在其中。这种情景交融的例子，八首中处处皆是。

前面所说的情景交融，是指情景一致，有力地揭示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此外，杜甫善于运用壮丽、华美的字和词表现深沉的忧伤。《秋兴八首》里，把长安昔日的繁华昌盛描绘得那么气象万千，充满了豪情，诗人早年的欢愉说起来那么快慰、兴奋。对长安的一些描写，不仅与回忆中的心情相适应，也与诗人现实的苍凉感情成为统一不可分割、互相衬托的整体。这更有助读者体会到诗人在国家残破、个人暮年漂泊时极大的忧伤和抑郁。诗人愈是以满腔热情歌唱往昔，愈使人感受到诗人虽老衰而忧国之情弥深，其“无力正乾坤”的痛苦也越重。

《秋兴八首》中，交织着深秋的冷落荒凉、心情的寂寞凄楚和国家的衰败残破。按通常的写法，总要多用一些清、凄、残、苦等字眼。然而杜甫在这组诗里，反而更多地使用了绚烂、华丽的字和词来写秋天的哀愁。乍看起来似和诗的意境截然不同，但它们在诗人巧妙的驱遣下，却更有力地烘托出深秋景物的萧条和心情的苍凉。如“蓬莱宫阙”、“瑶池”、“紫气”、“云移雉尾”、“日绕龙鳞”、“珠帘绣柱”、“锦缆牙樯”、“武帝旌旗”、“织女机丝”、“佳人拾翠”、“仙侣同舟”……都能引起美丽的联想，透过字句，泛出绚丽的光彩。可是在杜甫的笔下，这些词被用来衬托荒凉和寂寞，用字之勇，出于常情之外，而意境之深，又使人感到无处不在常情之中。这种不协调的协调，不统一的统一，不但丝毫无损于形象和意境的完整，而且往往比用协调的字句来写，能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正如用“笑”写悲远比用“泪”写悲要困难得多，可是如果写得好，就把思想感情表现得更为深刻有力。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丽辞》篇中讲到对偶时，曾指出“反对”较“正对”为优。其优越正在于“理殊趣合”，取得相反相成、加深意趣、丰富内容的积极作用。运用豪华的字句、场面表现哀愁、苦闷，同样是“理殊趣合”，也可以说是情景在更高的基础上的交融。其间的和谐，也是在更深刻、更复杂的矛盾情绪下的统一。

有人以为杜甫入蜀后，诗歌不再有前期那样大气磅礴、浓烈炽人的感情。其实，诗人在这时期并没消沉，只是生活处境不同，思想感情更复杂、更深沉了。而在艺术表现方面，经长期生活的锻炼和创作经验的积累，比起前期有进一步的提高或丰富，《秋兴八首》就是明证。

《夏夜叹》描写的是窗下纳凉的情景，开始两句就是对酷暑的控诉：“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然后就是对清凉的期盼：“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后面就是他纳凉时的情形，接着是由此的所思：关中大旱，灾民流离失所，局势动荡，对唐肃宗和朝廷中把持大权的重臣们已失去了信心。

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这四句感叹白日漫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夜晚，酷暑难耐，使杜甫的心情烦躁。他希望能够唤来万里长风，疏解夏日的燥热。这几句日暮思风，引起下面八句的夜景。

“昊天出华月”以下八句，描写的是夏日夜凉之景：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杜甫感叹仲夏之夜太过于短暂，白日漫长。他的诗真是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啊，夏日的夜晚哪里是微凉啊，只能说不是很热罢了，要是夜再长一些，也许会凉快点儿！他打开窗户，能看到夜色下的细微之物、昆虫振翅飞翔。于是，他便由此联想到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物情各适，起下文征人。

“念彼荷戈士”以下八句，描写的是夜热之感。杜甫由景联想到人，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想到他们的痛苦，炎炎夏日怎么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只能无可奈何！他们整夜在敲击刁斗忙于警戒，虽然身穿官服，却还不如早日回到故乡。

“北城悲笳发，鹳鹤号且翔。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末四句乃夜触所闻，而伤叹世事也，他期盼着太平盛世。在此时，他似乎对唐肃宗和朝廷中把持大权的重臣们已失去了信心。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多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多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多，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

“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秋寒已至、初霜割蒲的农人劳作景致，“寒事”、“初霜”点明主旨，秋寒的物候时节，交代“刈渚蒲”事件的起因及背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高寒、肃杀之氛围。

“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运用比喻手法，贴切自然，把“挥镰”、“拂水”渲染成“转月”、“连珠”，间接描写出鲁东门外深秋割蒲草的“挥镰”“拂水”劳动场面，意在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创造了财富。为下文称赞“蒲草”作铺垫。

“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生动形象地以夸张手法，赞美蒲草比帝王豪贵之家所用的“龙须”更可贵，表达出诗人对蒲草的可贵有独特的见解。

“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承接上文，讲述诗人对蒲草“最可珍”的作用，勾勒出一幅蒲草织作玉床席、清静夜晚躺欢娱的景致，侧面烘托出农人刈蒲以作编织之用，点明题旨，紧扣诗题“鲁东门观刈蒲”，陈述了诗人见农人刈蒲的纪实。

“罗衣能再拂，不畏素尘芜”借用谢脁《咏席》诗：“但愿罗衣拂，无使素尘弥。”讲述出所咏之蒲草的品性，“不畏”、“素尘”更显得蒲草高洁纯净、“最可珍”。

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鲁东门外农家深秋割蒲的劳动场景，并以夸张手法，赞美了蒲草的可贵与作用。在诗人笔下，蒲草经过农户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妙笔生花，富有浪漫色彩。刈蒲时“挥镰”、“拂水”的比喻，透露着诗人对农事劳作的喜爱，是丽句；“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则是警策之句，似有评击上层贵族奢华放纵、穷奢极侈，表达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这首诗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桑干”、“葱河”、“条支”、“天山”都是边疆地名。整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伐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前四句写征伐的频繁。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旆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洗兵”二句写征行的广远。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此二句用其意。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山草中牧马，其征行之广远自见。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更深厚了，是善于铺排点染的笔墨。“万里”二句是此段的结语。“万里长征战”，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括，“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没有一点矫情的喧呶叫嚣之感。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李白将这段妙文熔冶成“匈奴”两句诗。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盈畴，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秦家”二句。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二句背后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诗人深邃的观察与认识，成为诗中警策之句。没有正确的政策，争斗便不可能停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相互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战马独存犹感不足，加以号鸣思主，更增强物在人亡的悲凄；乌啄人肠犹以不足，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出情景的残酷，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浓重的笔墨。“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此段。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也只能一无所获。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全诗以此语意作结，点明主题。这一断语属于理语的范围，而非形象的描写。运用不当，易生抽象之弊。这里不同。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诗意旨豁然。有人怀疑这一句是批注语误入正文，可备一说，实际未必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三段的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每一段是叙事的一个自然段落，也是感情旋律的一个自然起伏。事和情配合得如此和谐，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汉《战城南》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李白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发展出一、二两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明自己的主张。艺术上则揉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如古辞“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和“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此诗锤炼为两组整齐的对称句，显得更加凝炼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的独特风格。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秦人半为燕地囚”；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一输一失关下兵”，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直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就像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正像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也无补于世，没有谁能听得进去。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么朝廷就不能区分忠奸。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像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像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像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像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像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诗人说：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啊。《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不至于如此。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自然没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像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直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吊古战场文》是李华“极思研搉”的力作，以凭吊古战场起兴，中心是主张实行王道，以仁德礼义悦服远人，达到天下一统。在对待战争的观点上，主张兴仁义之师，有征无战，肯定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文中把战争描绘得十分残酷凄惨，旨在唤起各阶层人士的反战情绪，以求做到“守在四夷”，安定边防，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虽用骈文形式，但文字流畅，情景交融，主题鲜明，寄意深切，不愧为古今传诵的名篇。

《吊古战场文》名为“吊古”，实是讽今。全文以“古战场”为抒情的基点，以“伤心哉”为连缀全篇的感情主线，以远戍的苦况、两军厮杀的惨状、得人与否的对比、士卒家属吊祭的悲怆为结构层次，层层铺叙，愈转愈深，结末点出主旨。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开篇劈空描写古战场阴森悲凉的气象：沙漠空旷无边，杳无人迹，河水回环缠绕，群山交错杂列，天地昏暗，气象憔悴，飞蓬根断，野草枯死．飞鸟不肯落下，野兽离群而奔突，使人触目惊心，魂失魄散。接着文锋一转，借亭长之口点题，叙说古战场“常覆三军”的历史和天阴鬼哭的惨状，增强了文章的可信性与感染力。再以“伤心哉”的慨叹，倾吐深沉的吊古之情，给全篇笼罩上了一层愁惨黯淡的感情色彩。“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发问深婉，有力统领起全文。

第二段写士卒远戍的苦况和秦汉以来“多事四夷”的原因。作者以“吾闻夫”提领，展开了对历史的回溯，描述远戍士卒历尽行军、露营、夜渡、屯戍之苦。地阔天长，戍边日久，归途知在何处？寄身锋刃，性命难保，怨愤向谁倾诉？但是，戍卒的悲惨遭遇是怎样造成的？“秦汉而还”以下便指出其原因。认为自秦汉以来，为开边拓土，“多事四夷”，边境战事频仍，致使“文教失宣”，王道莫为。这就把罪责推到封建帝王及其所推行的政策上，极为尖锐深刻。作者行王道，反霸道，以“仁义”安抚“四夷”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段描摹两军厮杀的激烈、悲惨的情状，是全篇的主体。作者以“吾想夫”驰骋其宏伟的想象，用铺排扬厉、踵事增华的笔法，描绘了两次两军交锋的战争场面，且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残酷。如是在北风掀动沙漠的地方，胡兵凭借地利进犯，中原主将骄慢轻敌，仓促应战，兵卒畏于严酷的军法，不得不拼命死战。两军相搏，厮杀声震撼山川，崩裂江河，攻势迅猛，如雷鸣闪电。如是在“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的“苦寒”季节，胡兵又凭借天时“径截辎重，横攻士卒”，中原将士被杀得“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惨不可言。行文至此，作者又以骚体句式抒写凄恻悲愤之情，深沉凭吊之意。两军交锋激战，鼓衰力尽，矢竭弦绝，白刃相交，宝刀断折，士卒浴血拼杀，场面悲壮而激烈。在此生死关头，士卒心情极为矛盾：“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骨暴沙砾。”真是字字悲痛，声声哀怨。这发自士卒肺腑的心声，是对扩边战争的血泪控诉。作者满怀沉痛心情，以凝重的笔墨，描写了全军覆没后战场上的沉寂、阴森、凄怆的景象，与前文两军厮杀时那种“势崩雷电”的声势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也是对前文“往往鬼哭，天阴则闻”的呼应。面对这种惨相，作者那“伤心哉”的感情发展到了高潮，发出了“伤心惨目，有如是耶”的深沉浩叹，它撞击着历代读者的心扉！

第四段以“吾闻之”领起，采用历代战争对比的方法，说明战争胜败的关键。先用“牧用赵卒”和“汉倾天下”相比，一个“大破林胡，开地千里”，一个搞得“财殚力痛”，从而得出“任人而已，其在多乎”的结论，说明解决边患问题关键是选用良将，而不在于用兵多少。再以“周逐猃狁”与“秦起长城”、“汉击匈奴”对比：有的“全师而还”，君臣和乐安闲，雍容娴雅；有的“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有的“虽得阴山”，“功不补患”。说明解决边患的办法是以“仁义”、“王道”安抚四夷，而不是黩武开边。引古是为证今，作者用历史事实揭露了唐代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讽刺了唐玄宗用人不当。

第五段通过“吊祭”的场面，进一步对造成“蒸民”骨肉离散的战争作了血泪控诉。“苍苍蒸民，谁无父母”几句，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用铺排的句式，反诘的语气，气盛言宜地对“开边意未已”的统治者发出了“苍苍蒸民”“杀之何咎”的质问。接着又袭用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义，点化出“布奠倾觞，哭望天涯”，悲怆凄凉的吊祭场面。面对着这“天地为愁，草木凄悲”的惨状，联想到“从古如斯”的一幕幕悲剧，提出了“守在四夷”的主张。结尾点明全文的主旨，与上文相呼应，极为巧妙有力。

《吊古战场文》虽以骈体为宗，但与六朝以来流行的讲求偶辞俪句，铺陈事典，注重形式美，内容空洞贫乏的骈文有很大的不同。作者李华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李华提倡古文，力求克服齐梁靡丽之习，于骈俪之中寓古文之气，以散驭俳，崇雅去浮，使文章显示了清新质朴和刚劲有力的格调，充分表现了盛唐新体文赋的特色。

谢榛说：“熟读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四溟诗话》）《吊古战场文》在构思和表现手法上富有创造性。过去的吊文多以抒情为主，而《吊古战场文》则以议论为主。这些“带情韵以行”的议论，高屋建瓴，一泻直下，气势甚壮。中间用感叹句、反诘句调节节奏，使音调铿锵，参差成趣。运用夸张、对偶、排比、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造成了一唱三叹的韵致，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段与段之间又以“吾闻夫”、“吾想夫”、“吾闻之”等散文性质的词语连接，使全篇始终保持着像“大海奔涛”一样“沛然莫之能御”的磅礴气势，一扫历来骈文那种绮丽柔弱的文风。这对后世的文赋有着颇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