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武”，泰山下小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武吟”和“泰山吟”、“梁甫吟”同类，是齐地的土风。该篇假托汉朝老军人的自白，来讽谏当时的君主。

诗歌的前半部写老军人对当年战斗生涯的回忆，他南征北战，在戎马倥惚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后半部表达他老年遭弃置的愤懑和悲伤：“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这位当年立马横刀的老英雄，如今不得不“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屯”。他喟然长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对比，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痛苦展示出来。

这首诗还表现了老军人即使身处逆境，仍思报国的精神。在诗的结尾，他以“弃席”、“疲马”自比，向君主表白心迹，希望老有所用，辞恳情切，令人感动。显然，这位心怀报国之念的老军人形象中也有着怀才不遇的诗人自我。

这首诗意蕴深厚，时空跨度很大。诗歌的感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先是慷慨奔放，后是激愤悲怆，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整首诗都是假托一个汉代有军功的人的口吻，叙述自己一生奋战的经历，和老年被弃回家的不平，并表达了他对君主的眷恋，希望君主赐恩，不弃置有功之人。宋文帝在位期间，讨伐北魏曾多次失败，对其将领檀道济等也有牵制和排挤的做法，所以这首诗可能是为讽谅当时的君主而作。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写法，对于杜甫《出塞》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若依吴熊和考证，那么这首《玉楼春》乃是谀圣词。

北宋真宗时期，对辽作战失利，为掩饰澶渊之盟的耻辱，宋真宗编造了“天书”降世的谎言。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称“圣祖”赵玄朗将于十月二十四日“降圣”延恩殿。是日，宫中通宵夜醮，真宗亲临道场，迎候圣祖，并恭听了真君的秘训。

词的上片铺写夜醮场面，结构紧凑，气氛热烈。“昭华夜醮连清曙”，仙乐自夜达晓鸣奏着。“金殿霓旌笼瑞雾”，宫殿里飘扬着各色旗帜。“九枝擎烛灿繁星”，晚上燃起蜡烛，烛光灿烂如繁星，极言场面之大。“百和焚香抽翠缕”，百和香抽出一缕缕的青烟。

下片写真宗亲临道场。“香罗荐地延真驭”写道场的奢华场景，“香罗”铺地，以待真君驾临。“万乘凝旒听秘语”写天子恭听真君秘训，其中“凝旒”这个词用得极好，写出了真宗的严肃恭敬。“卜年无用考灵龟”两句祝颂国祚与天地共长久，乃谀圣词必不可少的套话。

“天书”事件后，向真宗争奏祥瑞，竞献赞颂者络绎不绝，这也造成了北宋科举史上的特例，那就是在正常的礼部考试外另辟因献颂而赐第的“蹊径”。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前后至少举行过四次。柳永科场失意始于真宗朝，在急于仕进而又屡遭黜落的情况下，进献《玉楼春》这类谀圣词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了。若依薛瑞生考证，则这首《玉楼春》是首讽刺词，其词明写汉武帝，实则暗讽宋真宗。

也许是反讽之意太过明显，故词中多用《汉武帝内传》中的典故。“九枝擎烛灿繁星”二句出自《汉武帝内传》：“燔百和香，燃九微灯，以待西王母”；“香罗荐地延真驭”一句出自《汉武帝内传》：“以紫罗荐地”；“万乘凝旒听秘语”一句出自《汉武帝内传》：“帝乃盛服，立于陛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

柳永在真宗与章献刘皇后执政的三十二年屡试不中，到了仁宗执政之初即一试二中，这其中原由可能与柳永对真宗佞道多有微辞有关。其时柳永方二十余岁，年轻气盛，又尚未出仕，无进退之忧，就如这首《玉楼春》，对真宗佞道之腹诽见之于文字间。

“”这一联交代卖花翁把花送入贵家的事实。和烟和露，形容花刚采摘下来时缀着露珠、冒着水气的样子，极言其新鲜可爱。许氏与史氏，汉宣帝时的外戚。“许”指宣帝许皇后家，“史”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两家都在宣帝时受封列侯，贵显当世，所以后人常用来借指豪门势家。诗中指明他们住在宫城以内，当是最有势力的皇亲国戚。

“”这后一联抒发作者的感慨。东风送暖，大地春回，鲜花开放，本该是一片烂漫风光。可豪门势家把盛开的花朵都闭锁进自己的深宅大院，剩下那白茫茫的田野，不容点缀些许春意，景象十分寂寥。“不教”一词，显示了豪富人家的霸道，也隐寓着诗人的愤怒，但诗人不把这愤怒直说出来，却托之于东风的惆怅。东风能够播送春光，而不能保护春光不为人攫走，这真是莫大的憾事；可就连这一点憾恨，也无处申诉。权势者炙手可热，于此可见一斑。

诗篇由卖花引出贵族权门贪婪无厌、独占垄断的罪恶。他们不仅要占有财富，占有权势，连春天大自然的美丽也要攫为己有。诗中蕴含着的这一尖锐讽刺，比之白居易《买花》诗着力抨击贵人们的豪华奢侈，在揭示剥削者本性上有了新的深度。表现形式上也不同于白居易诗那样直叙铺陈，而是以更精炼、更委婉的笔法曲折达意，即小见大，充分体现了绝句样式的灵活性。

华清宫是与唐玄宗、杨贵妃的名字密切相联。如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它选取杨贵妃看到贡品荔枝来到骊山之下时心情欢悦的角度，揭露了统治阶级为一己私利而不恤民生疾苦的罪恶。吴融两首《华清宫》在主题思想和杜诗很是相似，而第一首表现手法上与杜诗有某些类似之处，都是以小显大，这首诗通过华清宫中的细枝末节来揭露荒淫无道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的奢侈生活所加于人民的苦难，但所创造的意境，却独具一格。

首句“四郊飞雪暗云端”，侧重写华清宫外的大雪。一个“飞”字具有动态的美感，绘出了离宫禁城四郊朔风呼啸，雪花飞舞的景色；一个“暗”字，从色彩的角度写出大雪排空而至的威势，由视觉感受勾出触觉感受，令人极易从诗歌画面中领略到宫外刺骨的寒意，给人一种凛冽感。

次句“惟此宫中落旋干”，笔锋由宫外转入宫内，一个“惟”字限制了雪落的特殊范围，一个“旋”字，从时间的角度传神地写出了雪落宫苑迅速融化、消失的情景，含蓄地写出了宫中之暖，与首句成为对照。

第三句“绿树碧帘相掩映”，具体而形象地刻画了宫中的融融春意。华清宫地下温泉喷涌，地上宫殿金碧辉煌，禁墙高筑，能够遮风御寒，因此宫中温度较高，树木常年青绿。这里的“绿树”代表了宫中大自然造物者与宫外的不同，“碧帘”则反映出宫中主人生活的奢靡。

结句“无人知道外边寒”，写出了华清宫主人耽情声色，不以国事为重，不以民苦为忧的昏庸形象，诗人含蓄地指出：唐玄宗既然连自然界物候的变迁、冬天的到来都一概不知，那他又怎么能够知道“寒冷”呢？一国之君不知寒冷的滋味，又怎么能够对国事明察秋毫、对人民的苦乐谨记心上呢？这样的昏庸之辈，为安禄山野心的萌生、壮大自觉与不自觉地提供土壤。

这首诗意境新颖，讽意含蓄，以宫内宫外冷暖的迥异形成鲜明对比，造成结构的错落、诗情的跌宕。夸张的成功运用也成为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之一。

第二首首句写长生殿既深奥又高耸入青云，同于白居易《长恨歌》的“骊宫高处入青云”，同于权德舆《朝元阁》的“缭垣复道上层霄”，并且暗含一个问题：玄宗为什么把长生殿修筑成那样呢？第二句作了回答，因为想和“金庭不死乡”匹敌。就是想住在华清宫中和住在金庭一样，永远不死。这里的金庭和不死乡，一个是神仙所在，一个是免于死去之地，两个连用，表明玄宗求长生不死的愚蠢雄心是大得离谱的，暗含讽刺之意。

“无奈逝川东去急，秦陵松柏满残阳”，“无奈”，是承上的转折词。这个词所表的转折大都和上一句相反。“逝川”，此词源于《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用于此处，点明人世间万物如流水逝去，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第四句用了“秦陵”，秦始皇是追求长生不死的，可是他早已葬入陵墓，而且他那陵墓的松柏照满着将落的太阳的光，意即这是明摆着的，人人可见的。求长生的秦始皇，和如此建长生殿的玄宗没有两样，时间过得很快便已经证实了。

玄宗妄想长生，而实际却也和过去所有妄想长生的帝王一样，埋葬于陵墓中了。所以这首诗是对求长生者、更主要的是对玄宗的讽刺，相比于第一首，这首诗所述平实自然，而讽刺却尖锐锋利，直截了当。

这篇文章选自《逊志斋集》卷六。文章以天台生被群蚊叮咬，责骂童子为引子，引出童子的一段尖锐的答话。话中指斥了剥削者比蚊子尤为厉害，“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血淋淋的剥削压迫事实，比蚊子叮人更为残酷。更为甚者，他们的“呼天之声相接”，但却“无恤之者”。但作者只是站在传统儒家仁政思想的基础上来说的，不可能认识到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文章绘声绘色，写得颇为生动。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

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这篇序文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序韩子师走之由，只用了一小自然段；第二段却用了四个自然段来写韩走时的情景；第三段仍然只用了一小自然段，是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尽管格式上非常合乎序文的体裁，然而他写来却不落俗套。短短的三百来字，写得精光照人，使人读后，四顾踌躇，百感交集。

作者在第一大段里，把被序者的官职、姓氏、作官的地方以及时间，甚至被劾而去的“八个字的由头”，仅用22个字交待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个闲字，也无法容纳带感情的字眼，几乎是一板一眼的官样文章。无任何修饰，看似与艺术绝缘，但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让这不动声色的刻板文字，为下面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作了极好的铺垫。于密不容针处，却又做到了宽能走马，显示了作者的巨大文字才能。这里“八个字的由头”是重笔，因为韩子师是因此而去的，没有了它就没有了这一篇序。他之所以要有意地挑出这“八个字的由头”，正如枭首示众那样，为的就是要通过这大量的事实，让大家看清这个封建制度貌似威严公正的面孔，是何等的卑怯虚伪，从而赋予以正义的鞭挞。字面上丝毫不露感情的色彩，然而骨子里却充斥着强烈的愤慨。比较起来，波澜壮阔虽说壮观，然而这不动声色的旋流，却似乎更动人心魄。

第二大段用了四个自然段来充分的展现矛盾，详细地写出了韩子师走时三天的情况，针对那八个字的由头，写出了大量的真实地表达人民感情的细节。在短短的不到280个字中，他写下了人民对韩子师爱慕之情的20多种行动，诸如遮门的、持牒的、直前不顾的、拥车的、冒禁行城上的、拜且泣的、锁其喉以自誓的、罗于马前的、感其抆泪的、柴其关如不闻的、夺车的、抬轿的、燃火的、于风雪中围守的、挟舟上访的、拥舟不去的、使溪流都阻断了的、且却且前的、要公缓行的、责诮怒骂的……这样糟杂而乱哄哄的场面，他举重若轻，文字不仅精炼，而且每一个细节，都不忘抓住其中又特别动人的精彩部分突出出来，使形象更为生动。“顷刻合数千人”，可以想象那倾城空巷、人涌如潮的盛况；“辄直前不顾”，简直坚决到放蛮了；“道中至不可顿足，则冒禁行城上，累累不绝”，“累累”非常形象，不仅平地无可顿足，而且从城墙根一直到城墙上，顺着坡都站满了人，“累累”地好像叠着似的；“不绝”，过也过不尽，这里刚被挤走，那里马上又有人补上来了。平面的、立体的、流动的，场面十分壮观。着一“禁”字，则不仅写出了人民，连官兵也写了进去。之所以允许冒禁，固然写出了人之多，挤的，但也是官兵们也因同情而有意的放纵。可见军民人等，都是一个心眼，要留住好官。一笔渲染，两层着色。其中特别突出人民过火的行为以强调情感之强烈，如：“辄直前不顾”、“冒禁”、“柴其关如不耳”、“夺剌史车”、“围守之”、“拥之不置”，这还不算，最后因放韩公走了而人民之间竟至“责诮怒骂，不啻仇敌”。则人民的感情，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甚至就是连他们要挽留的剌史的话也不听，反而要强制起剌史来了。作家就是这样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皇帝在诏书中所说的“恣行酷政，民冤无告”。他不需要什么样的辩白，没有什么样的语言能比得上这些事实对于无耻的诬罔揭露得更为深刻。刘熙载说得好：“语少意密，显言直言所难尽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实，是何神境。”（《艺概》卷一第4页）陈亮就是这样巧妙地歌颂了一位为人民所热爱的好官而揭露了朝政的黑暗腐败。这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胆量。

更妙的是作者始终装糊涂，文章直到了这里，这两段还是各打各的官司，他仿佛搞不清到底是第一段说的“恣行酷政，民冤无告”对，还是这些“民”在这里的表现对。他甚至到了文章的结尾，都还在糊涂着：“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将从智者而问之。”而让奇峰之根，始终隐于雾的境界里。

结尾用了41个字，且全部都是苦于难得糊涂之语，而以一个大大的问号来结束他在这儿提出的矛盾。这就会使得一切读到它的人都会在它的面前思考。当然，他这儿说的“尊”，在文章中是虚的，甚至无妨说是有点讽剌的意味，之所以有意抬高，无非是为的使它跌得更重。而他所说的“信”则是实的，所以他在这儿的矛盾也好，苦恼也好，大大的问号也好，在作者实际上是都已“信”而解决了的，这就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喜怒笑骂以戏弄当权者的味道，于是，文章的战斗性反倒因这种糊涂而增强了。

这篇文章有许多地方非常精妙。开头有如奇峰拔地而起，令人仰面惊讶不得。中间却纡行胶着，重彩涂抹，首尾几乎不用一个形容词，悭吝至极；而在腹部却用墨如泼，无所吝惜。而最后收束得极其峻峭，然而读来却又摇曳生姿，令人回味不已。这篇文章简洁自不必说了，但这简洁本身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却大有讲究。

首先，简洁是讽刺与幽默的形式。讽刺与幽默是不允许饶舌的。它的味道，正在于如空空儿之一击即逝，决不作泼皮式的纠缠。

其次，唯其重在一击即逝，所以它又特别要讲究蓄势远引，故中间要丰满，如刀之有背，椎之有柄，这才使之冲刺得力，而在一击之后，却又给人以回味。他这里一口气写下了二十馀种众生色相，可谓异彩纷呈，淋漓尽致。所以结尾即令出之以糊涂，其势依然有不可挡之锐势，人不思痛，也不得不痛了。足见细节的繁，又是简洁的生命。

第三，繁必以精。文章通体是简洁的，则作为生命的细节之繁，就不能是芜秽杂呈，而要出之以精粹。不然，则所谓之生命也者，就不过是傻女呆汉而已。

第四，文字愈短，愈要注意波澜。时间上，他从去之日、至明日、至日且暮、至又明日；空间上，由府而出府、而车、而舁、而精舍、而船、而马；最后以同一爱之不同表现的憨厚与暴燥矛盾收场，时空不断变化，层层推进，一层深进一层，使文章的气势蓄得劲头十足，然后逼出“疾驰径去”，一泻千里，非常有章法。

最后，简洁的小文，正不妨如唐人绝句，将文章结得缦回有致，委宛含蓄，以不尽尽之，给人以思索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简洁而不至枯涩的道理。

这是就文章本身来分析的，陈亮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先安排好格架，然后去充填文字。恐怕倒是一气呵成，不知其然而然。古话说大匠能示人以规矩，不能示人以巧。学到了规矩，也只能算是“匠”，而“巧”才是艺术。陈亮这篇文章之所以写得像匕首，如此凝炼，锋茫逼射，是客观的政治条件促成的。正如水晶是压力的结果，精钢是锤与火的结果一样。对好友如此遭遇，他感到了极大的不平，胸中有一团烈火要喷发，然而政治的压力又是那样巨大。当群众呈辞时，摄郡事那“振手”即摇摆着双手的恐惧样子，他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收下了状子，却依然“不敢以闻”时的恐怖心理，都形象地表达了韩子师之走，那背后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是以陈亮也不便直说。火不能爆发，只有转向内煎，外界的压力与内心的怒火相交，遂形成了这样如同匕首的冷然之精英。它之如此委宛含蓄，恐怕主要是出之于不得已。可见“巧”的成因，是感情的浓郁，而又限制其自由发泄的结果，自然，这也有赖于文字技巧的娴熟。陈亮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动人，正是由于他在这样的压力面前，仍然与人民一道，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有了真情实感，是以文章才能写得如此的气势磅礴，光彩照人。

可见所谓文学，归根到底，感情是重要的。有了崇高美好的感情，按照自己的感情所认为的最美的心意去着意地在一个“当”字上下功夫，锤炼而出之，就会如苏东坡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流水行云，自然超妙，这就得到了巧了。此时纵无章法，而章法已在其中矣。

此诗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诗中多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历朝历代，臣下对皇上进谏，必须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闻引喻取譬，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才有可能恩准采纳。无人敢触龙鳞，逆圣听。否则，轻者丢掉乌纱，为民为奴；重者人头落地，甚至九族遭诛。所以，自古以来，文武百官讽谏启奏都很讲究，唯恐龙颜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谙此理，故其乐府《古东门行》几乎句句有典，并无锋芒。表面看来，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细细琢磨，所射者乃当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试举之则有：

一、二句明叙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刘濞等吴楚七国乱贼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等叛逆之功，歌颂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三、四句明写孟尝君赖门客“鸡鸣函谷”之力出关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测，意浑水摸鱼，刺杀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么赞成鸡鸣狗盗，因为“客如雾”，因为“貌同心异”，潜伏着的危险多，因而酿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剧。用“鸡鸣”之典便有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两句明赞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暗刺唐宪宗平叛不力之实；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无辜殉国的悲剧。这两句话写得大胆，却也极有讲究：魏王不下令，救赵乃是一句空话；唐王犹豫不决，吴元济等益发猖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子西固死得无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说的是春秋故事，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不露痕迹，可谓妙绝。

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句，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之意，谈吴起舟中劝谏武侯之语，目的是提醒宪宗：“潜伏在您身边的危险远比当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车翻舟覆的悲剧发生。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危险已暴露无遗，皇上您该采取措施了吧！”这两句话，语重心长，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于上面数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将《古东门行》写成另一首内容与之对应而不用一典的乐府诗。在这首新的《古东门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为现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将被换成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武元衡、裴度、唐宪宗等，春秋战国时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会，这应该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胆子再大也不敢写这样一首《古东门行》。从另一角度审视，倘若柳氏写的真是此诗，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无生命之虞，姑且不谈，而其艺术效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很难满足读者二度创造的审美愉悦，故这种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恒、骆玉明对柳宗元的诗作有一个评价：“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读《古东门行》，的确令人有这种感觉。此诗语言简洁晓畅，不奥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这自然朴素的语境中体会到含蓄，领悟到靖深，感受到诗人炽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悲愤之意。如透过“徼巡司隶眠如羊”，读者可感受到诗人痛惜哀叹之情。刺客们行凶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备，多点警惕，叛逆们决不可能轻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松懈，故汉代恐怖活动频繁，唐代刺客杀手不绝。善良的人们，太麻痹了，太大意了，真是可叹。读“子西掩袂真无辜”一句，读者分明体会到诗人既惋惜“掩袂而死”的子西，也同样悲叹武元衡的殉国，而更深一层的意蕴和情思是，诗人用不完全归纳法昭示人们：忠君报国者未必有好下场，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马”如此，古往今来，几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此诗最后两句“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头已断，骨已碎，无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赠予和恩宠都已毫无意义；实际上是为武元衡鸣不平，对主和派的妥协表示强烈愤慨，对“宠赠厚葬”的建议嗤之以鼻，对唐宪宗的首鼠两端表示不满，对时政进行了嘲讽和鞭挞。这卒章之句极观柳宗元的爱憎之情，为此诗点睛之笔。

据《唐会要》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六月的一项制命说：“诸县夏税折纳绫、绢、絁、绸、丝、绵等”，搜刮的名目可谓繁多，但也明文规定了征税的时间是在夏季。因为只有夏收后，老百姓才有丝织品可交。可是到了唐末，朝廷财政入不敷出，统治者就加紧掠夺，把征收夏税的时间提前了：官家在二月征收新丝。这是多么蛮横无理！阴历二月，春风料峭，寒气袭人。采桑女凌晨即起采桑，可见多么勤劳。可她却无法使“桑芽”变成桑叶，更无法使蚂蚁般大小的蚕子马上长大吐丝结茧。而如狼似虎的里胥（里中小吏），早就逼上门来，催她二月交新丝。想到此，她手攀着柔长的桑枝，眼泪如雨一般滚下。诗人不着一字议论，而以一位勤劳善良的采桑女子在苛捐杂税的压榨下所遭到的痛苦，深刻揭露了唐末“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

先“画龙”后“点睛”，是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诗人先写蚕子细小，继写无桑叶可采，接着通过采桑女的泪眼愁思，写出今年蚕事不如去年。这些描写，抓住了“有包孕”的片刻，含意丰富，暗示性很强，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蚕细”可能会因“春寒”而冻死；无桑叶，蚕子可能会饿死；即使蚕子成活下来，但距离吐丝、结茧的日子还很远。据《蚕书》记载，蚕卵孵化成虫后九日，开始蜕皮，蜕皮期间不食不动称“眠”，七日一眠，经过四眠，蚕虫才吐丝结茧。这期间，不知采桑女还要花费多少艰难辛苦的劳动。可是，就在这蚕细如蚁，初眠尚未进行，丝茧收成难卜的时候，里胥就上门催逼。这一点睛之笔，力重千钧，点出了采桑女下泪的原因，突出了主题。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余意无穷，耐人回味和想象。

诗的另一特点是人物的动作描写和心理刻画相结合。“手挽长条泪如雨”，写出了采桑女辛勤劳动而又悲切愁苦的形态。“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点出采桑女心中的忧虑事，再加上她愁听门外里胥催逼的声音，诗人把形态和心理描写融为一体，使采桑女形象感人至深。

此诗语言质朴生动。“桑芽才努青鸦嘴”，诗人用工笔细致地描绘出桑枝上那斑斑点点的嫩芽形状，酷肖而生动。“青鸦嘴”比喻“桑芽”。“努”，用力冒出的意思。用“才努”把“桑芽”与“青鸦嘴”连接起来，既说明二者之间的比喻关系，又精细地刻画出“桑芽”在春风中正在“努”的动态。一“努”字，用拟人手法当即就把桑芽写活了，给画面增添了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