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在仕途上可谓一波三折，但在政治上、人格上，却是一位不妥协的斗士，是一个硬骨头。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正是诗人春风得意的时候，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在新即位的顺宗李诵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实施一系列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措施。刘禹锡深受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谋议，并担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改革触及了一大批权贵人物的利益，他们疯狂反扑，仅五个月后，“永贞革新”遭到失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到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召回长安，诗人看到一批趋炎附势之徒，不可一世，提笔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讽刺诗，又触怒了权贵，再度遭贬，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又过了十四年，到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才被召回，又挥笔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宣称“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人的硬骨头精神令人敬佩。这首《咏史（其一）》就是诗人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这两句充分肯定任安的不趋奉权贵的可贵精神。诗中的“骠骑”，古代将军的名号。指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非无势”，并非没有权势，意谓权势显赫；“少卿”，任安，字少卿，曾任大将军卫青的属官。褚少孙在《史记·田叔列传》后面补叙任安事，载武帝语：“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后死于北军护军使者任内。“终不去”，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卫将军）。诗人在这里运用了对举的方法来叙事。上句写霍去病，称其官职而不称名姓，说明霍去病的官位显赫，接着用双重否定的词句，进一步写出霍去病的权势很大。在一般情况下，一般世俗之人，如蝇逐臭，改换门庭，纷纷投靠骠骑。可任安却不是这样。下句写任安，称其字而不呼其名，字里行间有一种亲切感，充满着敬重之意。《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年轻时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后来独自领兵出战，取得赫赫战功，深得汉武帝信任，跟随他出征的军官都封侯拜将。后来，汉武帝“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诗人所写的就是这样一段事实。一般人读《史记》，一般都不太重视这一段的记载，都注意卫青、霍去病的立功封侯以及他们的贵幸，所谓“将军不败由天幸”。可诗人对这一段记载却十分在意，十分感慨。可以说，任安身上有诗人的影子在。

“”这两句是诗人的感慨。诗人说：如今的世道有如流水直下，只有我的心像中流砥柱一样，毫不动摇。句中的“剧”急剧，厉害的意思；“颓波”，大河决堤时从堤口奔泻而下的洪流；“砥柱”，山名，在黄河三门峡中。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山。”诗人回到现实社会中来，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官场上更是如此，落井下石，互相倾轧。诗人的两次遭贬，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对任安情有独钟，任安的这种行为，如今更是难能可贵。诗人把任安视为知己，他不向权贵屈服，永远不向邪恶势力低下那高昂的头。形势越是险恶，他越是坚强。“我心如砥柱”，是诗人的真心表白，是诗人与邪恶斗争的宣言。着实可佩可敬。

这首诗借史说话，抒发感慨，将叙事、议论、抒怀融为一体。《史记》中短短的一句话，诗人撰写成一首诗，运用白描的手法，娓娓道来，既赞扬了任安，又表明了心志，感情强烈，志向坚定，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好诗。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刘禹锡的《咏史》（其二）别出心裁，让人有深远的回味与联想。晚唐时宦官擅权皇权旁落，朝廷用人唯宦官之喜好，明于治乱之士无不痛恨，宦官亦忌惮正直之朝臣，所用之人大多无能之辈，戏嘘之人。这首诗是他的早年之作，诗中流露出了对朝庭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感叹。

这首诗虽然极力地描绘了汉寿城遗址的荒凉、破败的景象，但是格调毫不低沉。在兴和废的转化之中，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观点，使全诗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打破了一般律诗起、承、转、合的框框，首、颔、颈三联浑然一体，极力铺陈汉寿城遗址的荒芜、破败的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整体层次。

首联的出句点明了“春望”的地点，含蓄而又凝炼地表现汉寿城已是一片废墟了。“野草春”三字让人产生联想，如果汉寿不是一片芜城，还象当年那样人烟辐辏，无比繁华，春日迟迟，一派生机的话，诗人怎么会用城边野草刚刚发芽来描绘它的春色呢。首联对句勾勒出来的景物颇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独没有人烟。正因为此，诗人用“对”字组合起来的柯、墓、荆、榛之类愈多，便使人愈感荒凉。

颔联虽有“牧童”和行人”出现，但也没有增添任何生气。牧竖烧刍狗予田中，说明坟山冷落，祭扫无人“田地荒芜，可牧牛羊。符人着石麟于陌止。是因为荆榛莽莽，别无可以观赏盼景物，唯古墓前石兽群尚可注目而已。

颈联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寿城今非昔比，当年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当年指示路途的华表，如今已经被雷电轰击得半残，纵横的断碑，通体蒙尘，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华，今朝破败，尽在残缺华表，断裂石碑中显露了出来。诗人不惜耗费大量笔墨大写特写这样的破败和荒凉，完全是为着尾联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作准备的。

从这首诗的尾联，“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首联写的是晨景和晚景。诗人为寻访东吴当年冶铸之地——冶城的遗迹来到江边，正逢早潮上涨，水天空阔，满川风涛。冶城这一以冶制吴刀、吴钩著名的古迹在何处，诗人徘徊寻觅，却四顾茫然。只有那江涛的拍岸声和江边一片荒凉的景象。它仿佛告诉人们：冶城和吴国的雄图霸业一样，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傍晚时分，征虏亭寂寞地矗立在斜晖之中，伴随着它的不过是投在地上的长长的黑影而已，那东晋王谢贵族之家曾在这里饯行送别的热闹排场，也早已销声匿迹。尽管亭子与夕阳依旧，但人事却已全非。诗在开头两句巧妙地把盛衰对比从景语中道出，使诗歌一落笔就紧扣题意，自然流露出吊古伤今之情。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颔联两句虽然仍是写景，但此处写的景，则不仅是对历史陈迹的凭吊，而且以雄伟美丽的山川为见证以抒怀，借以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识见。诗人说：看哪，时序虽在春寒料峭之中，那江心不沉的战船——蔡洲却已长出一片嫩绿的新草；那向称金陵门户的幕府山正雄视大江，山顶上升起袅袅青烟，光景依然如旧。面对着滔滔江流，诗人想起了东晋军阀苏峻曾一度袭破金陵，企图凭借险阻，建立霸业。不久陶侃、温峤起兵在此伐叛，舟师四万次于蔡洲。一时舳舻相望，旌旗蔽空，激战累日，终于击败苏峻，使晋室转危为安。他还想起幕府山正是由于丞相王导曾在此建立幕府屯兵驻守而得名。但曾几何时，东晋仍然被刘宋所代替，衡阳王刘义季出任南兖州刺史，此山从此又成为刘宋新贵们祖饯之处。山川风物在变幻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变异，诗人看到的仍是：春草年年绿，旧烟岁岁青。这一联熔古今事与眼前景为一体，“新草绿”、“旧烟青”六字下得醒豁鲜明，情景交融，并为下文的感慨作铺垫。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颈联承上两联转入议论。诗人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并示警当世：六朝的繁华哪里去了？当时的权贵而今安在？险要的山川形势并没有为他们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国家兴亡，原当取决于人事！在这一联里，诗人思接千里，自铸伟词，提出了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险”的卓越见解。后来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二：“天兵南下此桥江，敌国当时指顾降。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无双。”即由此化出。足见议论之高，识见之卓。

尾联“《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六朝帝王凭恃天险、纵情享乐而国亡，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被后世记取。诗人以《玉树后庭花》尚在流行暗示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正步着六朝的后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玉树后庭花》是公认的亡国之音。诗含蓄地把鉴戒亡国之意寄寓于一种音乐现象之中，可谓意味深长。晚唐诗人杜牧的《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便是脱胎于此。

《贞一斋诗说》说：“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看古人名作可见。”刘禹锡这首诗就是这样，首联从题前摇曳而来，尾联从题后迤逦而去。前两联只点出与六朝有关的金陵名胜古迹，以暗示千古兴亡之所由，而不是为了追怀一朝、一帝、一事、一物。至后两联则通过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揭示出全诗主旨。这种手法，用在咏史诗、怀古诗中是颇为高明的。

此诗开头气势凌厉。蜀汉雄壮的铁骑，高举着绘有熊虎和鸷鸟的战旗，以排山倒海之势，飞速北进，威震中原。“高压”一词本很抽象，但由于前有铁马、云雕、柳营等形象做铺垫，便使人产生一种大军压境恰似泰山压顶般的真实感。“柳营”这个典故，把诸葛亮比作西汉初年治军有方的周亚夫，表现出敬慕之情。三、四两句笔挟风云，气势悲怆。“天晴杀气”，既点明秋高气爽的季节，又暗示战云密布，军情十分紧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灾难却降临到诸葛亮头上。相传诸葛亮死时，其夜有大星“赤而芒角”，坠落在渭水之南。“妖星”一词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赍志以殁的无比痛惜。

前四句全是写景，诗行与诗行之间跳跃、飞动。首联写春，颔联便跳写秋。第三句写白昼，第四句又转写夜间。仅用几组典型画面，便概括了诸葛亮最后一百多天里运筹帷幄、未捷身死的情形，慷慨悲壮，深沉动人，跌宕起伏，摇曳多姿。温庭筠诗本以侧艳为工，而此篇能以风骨遒劲见长，确是难得。后四句纯是议论，以历史事实为据，悲切而中肯。

诸葛亮竭智尽忠，却无法使后主刘禅从昏庸中醒悟过来，他对刘禅的开导、规劝没有起什么用。一个“空”字包蕴着无穷感慨。“不因人”正照应“空误主”。作为辅弼，诸葛亮鞠躬尽瘁，然而时势如此，他实在难以北取中原，统一中国。诗人对此深为叹惋。诸葛亮一死，蜀汉国势便江河日下。可是供奉在祠庙中的诸葛亮像已无言可说，无计可施了。这是诗人从面前五丈原的诸葛亮庙生发开去的。谯周是诸葛亮死后蜀后主的宠臣，在他的怂恿下，后主降魏。“老臣”两字，本是杜甫对诸葛亮的赞誉：“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用在这里，讽刺性很强。诗人暗暗地把谯周误国降魏和诸葛亮匡世扶主作了对比，读者自然可以想象到后主的昏庸和谯周的卑劣了。诗人用“含而不露”的手法，反而收到了比痛骂更强烈的效果。

整首诗内容深厚，感情沉郁。前半以虚写实，从虚拟的景象中再现出真实的历史画面；后半夹叙夹议，却又和一般抽象的议论不同。它用历史事实说明了褒贬之意。末尾用谯周和诸葛亮作对比，进一步显示了诸葛亮系蜀国安危于一身的独特地位，也加深了读者对诸葛亮的敬仰。

这是一首抒发爱国之情的词篇。

登高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常见主题，登高远眺可使人，胸怀豁然开朗。如果所登之处是历史上著名的古迹，所生感慨就更为深广。此词即是。在著名的争战之地牛渚山，作者登临山顶高高的然犀亭，纵览长江天险，不禁心胸霍然敞开。一个“豁”字，极形象地展示了作者目游万里，神驰今古，内心开朗畅快的情状，直贯以下七句。牛渚山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北，下临长江，其山脚突入江中处，名采石矶，为长江最狭长之处，形势险要，自古为南北战争必争之地。据其意记载，后汉孙策渡江攻刘繇，晋王浑取吴，梁候景渡江入建康，隋济江破陈，宋曹彬渡江取南唐，都是从牛渚山采石矶处攻进的。作者登临怀古，往事千端，纷纷涌上心头，不禁问道：是谁在此山顶高处盖了然犀亭，独自占有这一古往今来使人慷慨愁绝之地！

实际上，作者的真正用意并不是要追寻“著危亭”的是谁，而是要以此向人们提问：“占断”这一古今愁绝之地、主宰祖国山川绝胜的人究竟是谁。是谁？词中没有回答，但下面“曾扫百万胡羯”、“英雄豪杰”却是巧妙的不答之答。“江势鲸奔”形容江面有如巨鲸奔腾。采石矶一带江面狭窄，长江顺势而下，水势汹涌湍急，有“一风微吹万舟阻”之说，足见这一带风浪之险恶，以“鲸奔”设喻，极贴切。

“山形虎踞”，形容山势雄伟险要。以上“江势”三句谓江山形胜乃是天然险峻，非人力所为。“向来舟舰，曾扫百万胡羯。”作者登临牛渚危亭，面对山川险要的形势，历史上在此地发生的战事一一涌上心头，但最念念不忘的也许就是“采石矶大捷”。宋绍兴三十一年，宋虞允文在采石矶与金主完颜亮率领的四十万大军进行殊死战斗，大获全胜。完颜亮后被部将所杀。这一战极大增强了南宋军民的信心，并成为文人念念不忘的快事。作者亲临此处，遥想当年激战的壮烈场面，怎能不生成满腔英雄豪情！

由登眺危亭——然犀亭，也令人忆起历史上有名的燃犀照水故事。传说点燃犀牛角可以洞见怪物。据《晋书。温峤传》载：“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后来燃犀往往用以形容洞察奸邪。温峤初在北方为刘琨谋主，抵抗刘聪、石勒；南下，又与瘐亮等筹划攻灭王敦，讨伐苏峻、祖约叛乱。所以作者将他看作抵御外患、平定内乱的英雄豪杰。“追念”三句是说男儿应当象温峤那样有眼光、有谋略的英雄豪杰。可是岁月无情，壮志未酬，自己已经两鬓斑白，难以有所作为了。所以岳飞不禁忠告世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但主观上有立切之志，客观环境却不允许，所以仍不免老大无成，壮志难酬。更为可叹的是，现实中又缺乏温峤式的英雄来抗击外患，革新内政。“云暗江天，烟昏淮地，是断魂时节。”三句是景语更是情语，喻指边境形势险恶与国家政局衰败，兼以表达作者对深重国难的隐忧之情。报国无门，满腔忧愤无处发泄，借洒浇愁不能自已，最后凝铸成一个将栏干捶碎、忠愤发狂的爱国者形象。结韵具有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

词作者是南宋一位颇有材略的人，《宋史》本传说他“才具优长，而严酷累之”。他曾官至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在任镇江知府、江西安抚使等地官方时，赈济流民，重视战备，他在词中抒发的忠愤之情，乃是南宋壮志难酬的有识之士蓄之已久的爱国激情。

这首词激昂悲愤。上片写登眺牛渚危亭，览景动情，因景抒怀，抚念昔日抗金的英雄业绩，壮怀激烈。下片换头仍从登眺着笔，由然犀触景生情，激发英雄豪志，继而叹惜流年，英雄失志，将一腔忠愤化为诗酒怒狂，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南宋一代爱国志士共有的“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诗句》的英雄憾恨。

全词描写的是古战场牛渚山的险景，抒发的是作者的一腔爱国豪情，由景及情，情景交融，十分自然。另外所用两个典故“扫百万胡羯”和“照水然犀”也是了无痕迹，与全词之情景融为一体。词中流露出的深沉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以及豪迈悲壮的鲜明风格极具感染力。

这组曲子由两首小令曲组成。下面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这组曲的赏析。

令曲与传统诗词中的绝句与令词，有韵味相近者，有韵味全殊者。这两首怀古的令曲，前一首便与诗词相近，后一首则与诗词相远。

第一首曲子开头先用三个典故。一是秦始皇在骊山建阿房宫行乐，二是西晋富豪石崇筑金谷园行乐，三是隋炀帝沿运河南巡江都游乐。这三个典故都是穷奢极欲而不免败亡的典型。但这组仅仅典出事情的发端而不说其结局。“不堪回首”四字约略寓慨，遂结以景语：“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这是诗词中常用的以“兴”终篇的写法，同时，春意阑珊的凄清景象和前三句所写的繁华盛事形成鲜明对照，一热一冷，一兴一衰，一有一无，一乐一哀，真可兴发无限感慨。这与刘禹锡的七绝《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首曲子的长短参差，奇偶间出，更近于令词。不过，一开篇就是鼎足对的形式，所列三事不在一时、不在一地且不必关联（但相类属），这是它与向来的“登临”怀古诗词有所不同之处。

相比较而言，第二首更有新意。这首在手法上似乎与前首相同，也是列举三事：一是霸王别姬的故事，二是吴蜀破曹的故事，三是班超从戎的故事。看起来这些事彼此毫无逻辑联系，拼凑不伦。然而紧接两句却是“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说到了世世代代做牛做马做牺牲的普通老百姓，可见前三句所写的也有共通的内容。那便是英雄美人或轰烈或哀艳的事迹，多见于载籍，但遍翻二十四史，根本就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地位。这一来，作者揭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即不管哪个封建朝代，民生疾苦更甚于末路穷途的英雄美人。在这种对比上，最后激发直呼的“读书人一声长叹”，也就惊心动魄了。这个结尾句意义深刻且耐人回味。“读书人”可泛指当时有文化的人，也可特指作者本人，他含蓄地要表达这样的含义：其一，用文化人的口吻去感慨历史与现实，寄寓着丰富的感情，有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叹惋，有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责难，有对“争强争弱，天丧天亡，都一枕梦黄梁”的感伤。其二，用文化人的思想眼光去理解看待历史与现实，能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显得真实准确。最后的“叹”字含义丰富，一是叹国家遭难，二是叹百姓遭殃，三是叹读书人无可奈何。在语言风格上，此曲与前曲的偏于典雅不同，更多运用口语乃至俗语，尤其是最后一句的写法，更是传统诗词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种将用典用事的修辞，与俚俗的语言结合，便形成一种所谓的“蒜酪味儿”和“蛤蜊风致”，去诗词韵味远甚。两首相比，这一首是更为本色的元曲小令。

这两首怀古元曲，在内容上极富于人民性，无论是抨击社会现实，还是审视历史，都称得上是佳作。

《汴京纪事》诗二十首，痛感山川破碎，国家受辱，表达自己的忧伤与愤慨。这里选的是最后一首。

刘子翚写汴京的组诗，大多数通过今昔对比，列举熟知的事与物来抒发兴亡之感，所以在这首诗中举李师师的遭遇以表现汴京昔日的繁华已烟消云散。诗从李师师目前情况写起，说艳名压倒平康的李师师，在乱后流落湖湘，久经磨难后，颜色憔悴，歌喉也非复当年。诗感叹：李师师往时歌舞时所穿的金缕衣、所用的檀板现在仍在用，但都已经陈旧了，谁能相信她当年曾以美貌与伎艺使君王倾倒呢？诗写的虽然是人，主题却是从人的经历上反映国家遭受的不幸，达到了以李师师为典型反映社会动乱的目的。

通过描写往昔闻名的歌手、妓女寄托盛衰之感的七绝，在唐代就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作品，最出名的是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写安史乱后，名歌手李龟年流落江南，杜甫与他相会，回想起开元盛世，不胜唏嘘。诗将今昔盛衰之感，隐藏在字里行间，使人黯然欲泪，如以“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反衬相遇的难堪，以“又逢君”点出今昔，烘托出感伤，都很见锤炼。刘子翚这首诗在主题上承继前人，但一开始就直述“辇繁华事可伤”，虽简捷明快，与杜诗比，就少了含蓄。刘子翚这首诗在写作手法上则与温庭筠《弹筝人》更接近，温诗云：“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在结构、布局及内容命意上，二诗都有相同之处。

诗歌不是历史小说，绝句又不同于长篇古诗，所以诗人只能选取这一历史事件中他感受得最深的某一部分来写。他选取的不是这场斗争的漫长过程中的某一片断，而是在吴败越胜，越王班师回国以后的两个镜头。首句点明题意，说明所怀古迹的具体内容。二、三两句分写战士还家、勾践还宫的情况。消灭了敌人，雪了耻，战士都凯旋了；由于战事已经结束，大家都受到了赏赐，所以不穿铁甲，而穿锦衣。只“尽锦衣”三字，就将越王及其战士得意归来，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和骄傲的神情烘托了出来。越王回国以后，踌躇满志，不但耀武扬威，而且荒淫逸乐起来，于是，花朵儿一般的美人，就站满了宫殿，拥簇着他，侍候着他。“春殿”的“春”字，应上“如花”，并描摹美好的时光和景象，不一定是指春天。只写这一点，就把越王将卧薪尝胆的往事丢得干干净净的情形表现得非常充分了。都城中到处是锦衣战士，宫殿上站满了如花宫女。这种场景十分繁盛、美好、热闹、欢乐，然而结句突然一转，将上面所写的一切一笔勾销。过去曾经存在过的胜利、威武、富贵、荣华，现在所剩下的，只是几只鹧鸪在王城故址上飞来飞去罢了。这一句写人事的变化，盛衰的无常，以慨叹来表达。过去的统治者莫不希望他们的富贵荣华是子孙万世之业，而诗篇却如实地指出了这种希望的破灭，这就是它的积极意义。

诗人将昔时的繁盛和眼前的凄凉，通过具体的景物，作了鲜明的对比，使读者感受特别深切。一般地说，直接描写某种环境，是比较难于突出的，而通过对比，则效果往往能够大大地加强。所以，通过热闹的场面来描写凄凉，就使读者更觉得凄凉的可叹。如此诗前面所写过去的繁华与后面所写后来的冷落，对照极为强烈，前面写得愈着力，后面转得也就愈有力。为了充分地表达主题思想，诗人对这篇诗的艺术结构也作出了不同于一般七绝的安排。一般的七绝，转折点都安排在第三句里，而它的前三句却一气直下，直到第四句才突然转到反面，就显得格外有力量，有神采。这种写法，不是笔力雄健的诗人，是难以挥洒自如的。

这首诗的重点在于明写昔日的繁华，以四分之三的篇幅竭力渲染，而以结句写后来的荒凉，由此加以抹杀，转而引出主旨，充分体现了诗人变化多端的艺术技巧。

全诗十八句，可分为前后二部分，前八句借韩信事自喻。淮阴人韩信，开始为布衣，“贫无行，不得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者”。后来碰到一位“漂母”，她见韩信饥饿，就给他饭吃，一连数十日。……当时淮阴屠中有恶少公开欺侮韩信说：你虽然个儿大，还喜欢带着刀剑，其实是个胆小鬼，如果你有胆量不怕死，就用剑刺我，如果贪生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冷冷地看了他们一下，忍受着暂时的屈辱照办了。“众皆笑，以为怯。”……后来韩信碰到汉高祖刘邦，得到重用，为汉朝的开国立下大功，被封为淮阴侯。韩信出头后，“召所食漂母，赐千金。”这个故事一直为后人传诵。八句诗概述的就是这段史事，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李白自幼聪颖，满腹经纶，自认有韩信那样的辅国才智，自比眼前遭遇有如韩信未遇汉王前在淮阴的处境。“少年相欺凌”句，是否李白在邠州也遭到过像淮阴屠中少年欺韩信那样的事，今无可考。但落魄文人到处受人白眼，在李白诗中多有记载，其忍气吞声的苦状可以由此体会。“屈体若无骨”句，原出蔺相如故事，此处承前之意仍应指韩信受辱事。意思是说，韩信从恶少袴下钻过，是一时之辱，而心中却怀抱着自己的“壮志”。“一遭龙颜君，啸咤从此兴”两句是说：韩信遇到刘邦后，受到重用，从此叱咤风云，为汉朝的统一大业大大地干了一番事业，为人万古传颂。

“而我竟何为”以下，由上八句咏史转入言志。这十句又可分为几层，前六句慨叹自己的困顿处境。李白二十四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去成都，下渝州；二十五岁出三峡，过荆门，到江陵，游洞庭，登庐山，抵金陵，二十六岁往扬州，西达陈州；二十七岁娶妻孙氏，遂家安陆，直到三十四岁西谒长安。这期间他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饱尝旖旎风光。但其真正目的在于从事干谒活动，广交豪士，寻求政治出路，希望以布衣直接进入仕途。据《与韩荆州书》所云：“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他的干谒活动从十五岁就开始了。其诗歌中明白记载的如：二十岁谒益州长史苏颋，得到称赏，说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二十六岁由扬州谒陈州刺史李邕，《上李邕》诗：“大鹏一日同自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以大鹏比，语极狂放；二十九岁谒安州李长史遭辱，后来连交情较深的裴长史也不理解他，一次又一次干谒失败。三十岁已是而立之年，本望来京都能有所获，结果仍是一无所得，“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长相思》）。

李白来邠州以后的遭遇，还是一派凄寒孤寂的惨景：“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这二句与前一句“寒苦坐相仍”是写气候，写环境，写愁情。北风呼哨，客舍枯坐，两手如冰，一腔苦水，无法倾吐！同时同地之作《邠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中有句：“哀鸿酸嘶暮声急，愁云苍惨寒气多”“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正好用作这几句的注释。“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是写世态、写人情。“故友”当指入长安前曾八、九次干谒过的裴长史等一班人；“新交”或指来长安拜见的张垍、来新平后结交的同族李粲等。投靠无门的一介书生，旧友既不能扶持救济，新知也没有谁能怜悯。

最后四句“摧残槛中虎，羁绁韝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李白以猛虎、雄鹰自比，说自己目前的处境，有如被囚的猛虎，任人“摧残”；有如束缚着的雄鹰，不能展翅。呼哨腾越、博击长空之宏志无法实现。李白自少以神鸟大鹏自况，廿五岁那年在江陵遇见道士司马承祯，作有《大鹏希有鸟赋》，后改定为《大鹏赋》，希望自己能像大鹏那样展翅翱翔，为国家建立功业，对前途充满信心，他是乐观的。这年他才三十岁，风华正茂，所以坚信“腾风云”，“申所能”的机会一定会到来。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榜样，以山川鱼鸟为比拟，咏史言志，赋物抒情，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一个特色。他对光明前途的执着追求，对暂时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首诗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这首诗开篇以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地形之固胜引入至对历史的追思和感慨。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典故道出金陵城的帝王气象，而长江更成天堑，为王朝抵挡住了北方政权的入侵，偏安于江左的六朝人饮酒作乐，咏歌寻欢。但李白并非旨在写六朝的辉煌，颈联中的“空”字透露出了衰亡气息。“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盖言金陵为帝都历史已久，王琦注《金陵歌送别范宣》中指出“自孙权定都建业（金陵），传四主”，晋元帝南渡时，金陵已是历时五十九年的“旧长安”，随后又经宋、齐、梁、陈四朝，帝王大业共传三百三十余年。接着思维的触角又伸向侯景破丹阳之童谣传说，从而引出对往昔的追念“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接续而后又转写豪华落尽的悲凉，进一步抒发面对历史的沧桑之感。

“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这一句之内的时空跨越与今昔对比令人心惊而顿感悲凉，诗歌的情感基调由先前的气势雄大转为怀古悼今、感时伤物的伤感凄凉。历史的风云变幻、战争的离乱凄惨、朝代的更迭替代都委婉深沉地寓于其中。这首歌行体送别诗开篇描写石头钟山的形胜，将大半部分用于追述与金陵一地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直到篇末才道出送别之意。“送尔长江万里心，他年来访商山皓。”在一篇之内将写物、怀古、咏史、送人、抒情都囊括其中。

全诗整体上，前四句主要是以触景生情为主，描绘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雄奇壮观，生动地画出了一幅大自然的神奇壮丽图，妙笔生辉，令人心旌摇荡。接着八句诗词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典故道出金陵城的帝王气象，抒写六朝豪华落尽的悲凉，委婉深沉，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今昔对比，尽显顿感悲凉。最后八句诗词描绘朝代更迭替代、战争离乱之凄惨，六朝人饮酒作乐，咏歌寻欢，再也一去不复回。

全诗熔写物、抒情、怀古、咏史、送人为一体，对历史兴衰的感怀，所含挣扎幽愤多，既有个人仕途不得志、怀才不遇之意，亦有对家国渐渐衰亡而忧虑，诗词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