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开头四句为第一层，写饮酒的作用和兴致，是“对酒”的经验和感受。这一层以善于运用比喻取胜。“酒能消愁”是诗人们不知道说过多少遍的话了，陆游却借助于“飞雪”进入热酒即被消融作为比喻，便显得新奇。以愁比雪，文不多见；飞雪入酒，事亦少有；通过“雪”把“愁”与“酒”的关系连结起来，便有神思飞来之感。对着“好花”可助饮兴，说来还觉平常，把花比为“故人”，便马上平添助饮之力，因为对着好友容易敞怀畅饮的事，是人们所熟悉的。通过“故人”，又把“好花”与“空杯”的关系连结起来，便更增助饮。这两个比喻的运用，新鲜、贴切而又曲折，表现了诗人有极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有极高的艺术创造才能，使诗篇一开始就有了新奇、突兀而又真切动人的气概。

“流莺”两句为第二层，补足上文，表自然景物使人“对酒”想饮之意，并下层作过渡。“流莺有情”，在“柳边”的“春风”中啼叫，承接上文的“好花”，显示花红柳绿、风暖莺歌的大好春光。春光愈好，即愈动人酒兴，写景是围绕“对酒”这一主题。这一层写景细腻、秀丽，笔调又有变化。

结尾四句为第三层，从人事方面抒写“对酒”想饮之故。第一句写自己的一段经历，慨叹年华飞逝。第二句不怀念首都的权贵，而只怀念失意纵饮的“酒徒”，则诗人眼中人物的轻重可知，这些“酒徒”，当然也包括了一些“故人”。身离首都，“酒徒”、“故人”转眼成为“衰翁”，自然诗人身体的变化也会大体相似，则“衰翁”之叹，又不免包括自己在内。“酒徒”中不无壮志难酬、辜负好身手的人，他们的成为“衰翁”，不止有个人的身体变化之叹，而且包含有朝廷不会用人、浪费人才之叹。这句话外示不关紧要，内涵深刻的悲剧意义。这两句在闲淡中出以深沉的感慨，下面两句就在感慨的基础上发出激昂的抗议之声了。“九环宝带光照地”，写权贵的光辉显耀；接下来一句，就用“不如”饮酒来否定它。用“留君双颊红”写饮酒，色彩绚丽，足以夺“九环宝带”之光，又与“衰翁”照应，法密而辞妍，既富力量，又饶神韵。

全诗抒情明快优雅，节奏自由流畅。起句以愁比雪，构思新颖巧妙，飞雪如酒，好花赏怀，极富于诗意和浪漫色彩。这种名士风流式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陆游以此入诗，包含着对于“美在生活”这一命题的初步认识，使之更增添无尽的历史文化意蕴。一切闲愁，一切不平与愤懑，都如同轻盈的雪花，飘飞进金樽清酒后，转瞬便化作潺潺甘泉，诗人扬眉舒目，将其一饮而尽，正所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室内酒酣气热，室外春风流莺，这种生活态度是多么的旷达，而又富有诗情画意。陆游的醉酒是一种酣畅淋漓的解脱，解脱之后的清醒，清醒之后的超俗。他雄视千古、傲岸王侯的精神气质，不计前嫌、渴望进取的生命意志都在饮酒中得到充分张扬。

陆游写饮酒的诗篇很多，有侧重写因感慨世事而痛饮的，如《饮酒》、《神山歌》、《池上醉歌》等；有侧重因愤激于报国壮志难酬而痛饮的，如《长歌行》、《夏夜大醉醒后有感》、《楼上醉书》等；有想借酒挽回壮志的，如《岁晚书怀》写“梦移乡国近，酒挽壮心回”；而此诗则侧重蔑视权贵而痛饮。开头奇突豪放，中间细致优美，结尾以壮气表沉痛，笔调虽灵活多变，跌宕起伏，但感情基调仍不失豪壮洒脱。

上片描绘侍妓或歌妓的小脚步态。“审美理想渗透于审美感受之中，主宰着一定民族、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苏轼写作该词所带的审美倾向也不例外。“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特写侍妓或歌妓轻飘的步姿。莲上“承步”，“罗袜凌波”，如洛水女神飘在水面上。中国古代爱恋民歌就是承袭这种小脚美的审美观来吟咏“莲承步”，“罗袜凌波”的。“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特写轻飘的舞姿。正因为脚小舞起来就显得轻盈多了。飞舞起来如“回风”一般，且不留下脚印。对于这种迅疾轻盈的舞姿，苏轼是带着赞美的态度来评判的。

下片描叙侍妓或歌妓的小脚的痛苦与慰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描写侍妓或歌妓缠足所带来的痛苦。即是暗暗地想换穿宫廷贵夫人鞋，合适是合适，但不能并立站起来，走路更困难。宋代这种残忍的缠足审美观，使很多妇女痛苦一生，苏轼毫不回避地披露了这种痛苦与困难。“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纤妙是指人们以习惯的审美观为准绳，脚是缠得越小越“纤妙”。“说应难”，意思是用语言难以表达。“须从掌上看”，反映了苏轼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与审美上的局限性。

该词是苏轼站在欣赏的角度和批判的立场上，通过写侍妓、歌妓，披露缠足给妇女带来痛苦，对北宋社会这一陋习表示不满。该词有些庸俗，近乎游戏文字，不完全是“恶谑、恶趣”之词。

上片起首，突现了词人意志豪壮的英武气势。“临水纵横回晚鞋”，他骑着金镀银鞍辔马，奔驰在水滨，豪纵奔放，无所拘束，一直到晚上才勒住马缰驶向归程：“归来转觉情怀动”，一旦回到居处，竟忽然情怀转向波动。“梅笛烟中闻几弄”，远远听到《梅花落》的笛声吹奏几曲，顿时感到“秋阴重，西山雪淡云凝冻”，一种莫名的压抑感霎时涌上心头。此时此地的词人，他闻笛声而感到“秋阴重”，是很真切自然的。十月的北方，气候转冷，西山已见淡雪，浓云也已为之凝冻了。

下片着重描绘壮行送别的激动场面和个人的抑郁心态。“美酒一杯谁与共。尊前舞雪狂歌送。腰跨金鱼旌旆拥”，词人独自身着庄重的朝廷命服，与送行人饮酒话别，席中有佳丽妙女为之歌唱狂舞，自己腰挎金鱼佩饰，有齐整的旌旗卫队前呼后拥，情景显得十分威严壮观。然而，到结语，词情却突然转向滑落：“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而与首句的“临水纵横回晚鞋”形成强烈反差。这些威严和排场又有什么用呢？在词人看来，只能是妆点他的世间虚浮无定的梦境罢了。词人当时沉重异常，心情十分沮丧，还有一生中坎坷挫折经历的深刻教训，时时笼罩着他的头脑，心潮起伏，慨叹人生，理所当然。

全词悲壮苍凉，诗魂飘渺，在情思的波动和落差中，强化了浮生若梦的理念；词章表面轰轰烈烈、笔势奇纵，却成为表现词人内心抑郁的铺垫。

此诗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臣“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受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

此诗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首句至“兼问致折何因缘”，主要是描绘折臂翁的外观形象，并向第二段过渡。第二段是全诗的主体，自“翁云贯属新丰县”至“万人冢上哭呦呦”，长达三十四句。此段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事，不仅使诗产生了真切自然之感，而且增强了诗叙事内容的可信程度。第三段自“老人言，君听取”至结束，诗人又直接出面，发表议论。

这位老人的籍贯属于原来的新丰县。他本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逢圣明的朝代，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开元时期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代；他不懂得旗枪弓箭为何物，而听惯了宫苑梨园中传出的歌舞管弦之声。可是好景不长，天宝时期，云南一带烽烟四起，朝廷大肆抽丁，在凄惨的哭泣声中，儿子告别母亲，丈夫告别了妻子。因为他们听说云南泸水一带，瘴气迷漫，更何况还要徒步渡过那热如沸汤的大河呢！据说前后奔赴战场者，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这一年，他二十四岁。很不幸，征兵的名册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夜深人静，他偷偷地用石头将自己的手臂砸断。从此他变成了残废，但也由此逃脱了远征云南之苦。作为一个断臂的残废人，他是不幸的，因为六十年来，伤痛时肘折磨着他；但他从未后悔，因为他又是幸运的，他没有做云南万人冢上的望乡鬼，他毕竟还活着，虽然活得并不舒服。

作品最后一段“老人言，君听取”云云，旗帜鲜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开元时的贤相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而滥用武力，对于杀敌有功的天武军牙将郝灵佺并没有论功行赏，仅在次年授他为郎将，这样做防止了与少数民族的纠纷，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杨国忠之流为达到个人邀功固宠的卑鄙目的，不惜开边寻衅，视数十万人的性命为儿戏，驱赶他们到环境极为恶劣的边远地区去作战，造成千万个家庭的悲剧，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者把宋璟与杨国忠作了鲜明的对比，其褒贬倾向不言自明。他对宋璟的行为是赞赏的，他反对不义战争，希望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显示出诗人的宽大胸襟和善良的愿望。

此诗在结构上很有特色，完全符合诗人《新乐府序》所谓“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要求，有如常山之蛇，首尾照应。在表达作者的主观倾向时，仍不忘以新丰折臂翁的悲惨遭遇作为富有说服力的活见证。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苦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

诗中并没有对尧祠一蒂景物描写，而是引用典故，借以抒发感慨，排道悒愤。继而诗人张开想象的羽翼，驰聘于人间天上，古往今来，任感情的波澜起伏变幻组合。怀着美好的愿望入京，又经受幻想的破灭的失望而引起愤慨。人生无常，诗人感想万千，宣泄于诗中。表现了诗人豁达奔放的襟怀、崇高的情操和不懈的追求，也表达诗人对当时朝廷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之意。

首两句：意思是猛虎伏浅草始终难以遮掩猛虎的身体，猛虎喻友人。

第三、四句：“肮脏”二字表明张公子正直不阿的态度，“风尘”明指社会，暗指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肮脏”与“风尘”形成鲜明的对比，直言道出张十四因秉性刚直不阿，难以避免被人排挤、迫害的遭遇。暗喻是由于朝廷昏庸、权贵排斥，使诗人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而感到惆怅、苦闷以及愤懑。

第五、六句：“岂无横腰剑，屈彼淮阴人”是用了淮阴侯韩信受辱之典，意在表达猛虎伏浅草终莫能掩。在词语的运用上，也表现出独有的特色。上句“岂无横腰剑”中的“岂”字与下句“屈彼淮阴人”中的“屈彼”二字，前后呼应，不但增强了语气，而且一个威武不屈之士的形象也一跃然而出，表现出极大的力量。

第七、八句：“击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滨”无疑是借荆轲于易水河畔辞别高渐离之典，赞其为豪气英雄。如此，于风尘漂泊中的张十四伟直不阿的形象跃然纸上。

末两句：明确指出诗人希望能与张十四一起隐居，反衬出诗人的政治抱负落空，使诗人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

全诗借助送别张十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理想的未来的深切向往。

“抽思”取之于诗篇中“少歌”之首句。对“抽思”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谓：“为君陈道、拔恨意也。”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抽，拔也。思，意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抽，绎也。思，情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

从体式上看，此篇有个与它篇不尽合一的独特篇章结构：除篇尾有“乱辞”外（这是《九章》中多数篇所具备），还增加了“少歌”与“倡曰”两种形式，此为它篇（如《离骚》、《九歌》及《九章》其它篇等）所罕见。所谓“少歌”，朱熹《楚辞集注》认为乃类同于“小歌”，是诗章前部分内容的小结。

所谓“倡曰”，即是“唱曰”，是诗章第二部分内容的发端。联系此篇整体内容，这别具一格的“少歌”与“倡曰”至少起了两个作用：其一，内容结构上的转换，由前半部分刻画与君不合、劝谏无望而生的忧思之情，转向了独处汉北时心情的描摹，“少歌”与“倡曰”在这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诗篇顺理成章；其二，诗篇的结构体式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避免了单一化叙述的单调与呆板，产生了回旋曲折的艺术效果。

此诗回忆自己向楚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害而被放逐的情况，所写的是把作者蕴藏在内心深处像乱丝般的愁情抽绎出来。全诗流贯着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诗篇一开首即扣住了题目”抽思“——以忧伤入题，用一连串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词汇一下子将读者引入了“忧伤”的氛围，从而步入了诗人刻意营造的感情王国。

诗人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随着诗章的逐步展开而渐次委婉吐露的。诗篇先从比喻入手，描述了诗人的忧思之重犹如处于漫漫长夜之中，曲折纠缠而难以解开，由此自然联系到了自然界——“谓秋风起而草木变色也”（朱熹语）；继而写到了楚怀王，由于他的多次迁怒，而使诗人倍增了忧愁，虽有一片赤诚之心，却仍无济于事，反而是怀王多次悔约，不能以诚待之。诗人试图再次表白自己希冀靠拢君王，却不料屡遭谗言，其心情自不言而喻——“震悼”、“夷犹”、“悝伤”、“惦儋”，一系列刻画内心痛苦词语的运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诗人的忠诚与不被理解的窘迫。“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成以为仪”，“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一番表露，既是真诚的内心剖白，也是寄寓深邃哲理、予人启迪的警策之句，赋予诗章以理性色彩。

“少歌”后的“倡日”部分，叙述角度有所转换。这部分以由南飞北的鸟儿作譬，刻画了诗人独处汉北时“独而不群”、“无良媒”的处境，其时其地，诗人的忧思益增：“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两句，令人读之怃然。值得注意的是，诗篇至此巧妙地插进了一段梦境的描写，以此抒写诗人对郢都炽烈的怀念，使读者似乎看到诗人的梦魂由躯体飘出，在星月微光下，直向郢都飞逝，而现实的毁灭在空幻的梦境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这是一段极富浪漫色彩的描绘。

诗篇最后部分的“乱辞”完全照应了开头，也照应了诗题。诗人最终唱出的，依然是失望之辞——因为，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终究是现实，处于进退两难之中的诗人，无法也不可能摆脱既成的困境，他唯有陷入极度矛盾之中而藉诗章以倾吐心绪，此外别无选择。

全诗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流贯全篇的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战刀以锋利著称于世，人们称为“并刀”。它真的“昨夜”铿然有声作“匣中鸣”么？诗人一开章暗用了一个典故：相传楚国剑工铸成的干将、莫邪雌雄双剑，将要杀敌饮血时常作匣中鸣；《刀剑录》也说，乌孤宝刀“有敌至，必鸣”。近代鉴湖女侠秋瑾也用过这个典故，“昨夜龙泉壁上鸣”。这不明明是借身边佩刀来表达抗敌救国的强烈愿望？“燕赵”是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包括河北、山西一带地区。诗题中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这里曾出现过荆轲、高渐离这些英雄豪侠！诗人说“悲歌最不平”，意思是：他们热血刚肠，疾恶如仇，面对强敌，敢于拔剑而起，还不是因为心头块垒难平？

《经世编序》里说，陈子龙“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年轻时与夏允彝等缔结“畿社”，企图匡救时弊。公元1637年（崇祯十年）中进士，如今正当而立之年，风华正茂。抗敌御侮的决心，匡时济世的夙愿，交织成巨大的精神原动力。今天途经“燕赵”旧地，枨触起荆轲的往事，怎能不使他沸腾起一腔热血，急于投入战斗，效命疆场呢？

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不正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吗？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陈子龙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不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么？

诗人出语犹如悲叹，又绝非无病呻吟，庸人自扰。崇祯以来，后金已先后于1629年（崇祯二年）、1634年（崇祯七年）、1636年（崇祯九年）三次入关犯境，进逼北京郊区，诗人《辽事杂诗》之一的“十载三逢敌骑来”即指此国难。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命运的陈子龙，已经预感到不久将会有国破家亡的惨祸了，“可怜”二字下得正好。

昏庸腐朽的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根本不值得为它唱挽歌；可是，诗人为之倡导的大敌当前，敢于英勇赴死的荆轲式英雄主义精神非常值得后来者珍视。

开头”岁星如汉年，方朔见明主“，起势突兀。传说东方朔是岁星下凡。东方朔既是星宿下凡，辅佐明主，当然要为平治天下建立功业，非同一般。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史书记载东方朔滑稽诙谐，汉武帝视之如俳优。”调笑当时人“，说东方朔对于时人尽情戏弄，不仅对同僚，甚至对最高统治者也加以戏谑。”中天谢云雨“，说离开朝廷。“一去麒麟阁，遂将朝市乖”是说一旦离开朝廷，就和朝廷、市集这些公众聚集的地方违别了。“故交不过门”，在世态炎凉的古代社会里，免官离朝，朋友客人从此疏远，甚至连旧交好友也不肯过门了。“秋草日上阶”，形象地写出了故旧疏远、门庭冷落的景象。诗人简要地写完东方朔的经历之后，很自然地评论了一句：“当时何特达。”“独与我心谐”，这位八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在后来的历史岁月里，都无人理解，没有知己，只是我内心相契。一个“独”字，表明两人是千古知己。

“”这里诗人写到了与常赞府的交往。两人置酒于凌歊台上，开怀畅饮，尽情欢娱，不曾歇息。“歌动白紵山，舞回天门月”，是两人欢娱的具体而夸张的描绘，由此可见欢娱的情景了。两人的交往情意投合，相得益欢。这时候，常赞府很自然地问起诗人的“心中事”，于是诗人就“为君前致辞”，尽情地倾吐心中的话语、心底的愤懑，正如诗人在另一首诗里说的“远客投名贤，真堪写怀抱”了。

“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四句是倾诉自己的境遇。前面既以东方朔自况，写了自己的怀才不遇，这里则借孔子来自我宽解。这些话是自宽自慰，又包含着沉重的辛酸。

由于李白后期思想的深刻性和视野的开阔，他并不局限于自己的遭遇来“写怀抱”，而是着眼于当世大事。诗人写了战争：“”据史书记载，天宝年间，唐朝政府两次派兵征伐云南的少数民族，战于西洱河，均大败。“将无七擒略”，主将既没有诸葛亮那样的智慧，缺乏七擒七纵稳操胜券的谋略，得来的只能是失败。“鲁女惜园葵”，是说鲁国漆室邑之女的故事。其含义为人民忧虑着饥饿，而统治者还好大喜功，爱开边衅。接着，诗人写了饥馑：“”“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正是根据京城的特点来写饥馑的惨象。“赖得契宰衡，持钧慰风俗”是说需要有契一样的贤宰相，斡旋运转，安定风俗。

最后诗人又写到自己：“”尽管在最需要人才的深刻，尽管自己有着卓越的政治才干，但不为世所用，只得浪迹江湖，辞别家庭，只身外出游历了。“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忧虑使诗人发如秋霜，泪湿长衫。这忧虑不是个人政治上的不遇，而是透视现实产生的。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前一年，因此这种忧虑更有深刻的内涵。而且，“以此不安席”，诗人坐卧不宁了，“蹉跎身世违”，只是不能投合这黑暗的世界，同流合污，以致蹉跎岁月，无所作为。但诗人并不因此颓唐：“”这里用孔子的典故。诗人表示要进德修业，以孔子为榜样，消除世人的讥谤。“终当”二字表现十分坚定。

通观全诗，确如题目“书怀”所揭示的那样，诗人是在坦率地披露着自己的情怀。由于诗人把黑暗的政治、腐败的军事、不安定的社会现状和个人怀才不遇联系在一起，使这种抒情特别有力量。诗篇不仅倾泻着满腔愤懑，似乎还预示着未来的不幸。

李白这首长诗，主要以三位古代圣贤的事迹构作而成。诗人借古抒怀、以典述志，明晰地表达出诗人仕途“穷达”观，含蓄地透露出诗人晚年的悲愁幽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一般尤为仕人遵奉的信条，李白亦不例外。这首诗中以傅说和伊尹两典来写“达”。要“达”，一要仕人必须是一个人才，是池中之“龙”，要发圣贤之光，怀圣贤之德，具“佐皇极”之才能；要“达”，二要君主必须慧眼识贤才。殷高宗思贤若渴，梦得圣人，遍访天下，终于在从事筑墙劳动的努力中找到了贤相傅说；伊尹不过是商汤妻有莘氏的奴隶，又当过厨子，商汤却不嫌其地位低贱，委以相位。这样，“达”者就能“兼济天下”，一展宏图。殷商时期不被人理解的傅说曾运筹帷幄，大兴殷室，死后亦化为天上星宿，他确是古来圣贤璀璨星群中的佼佼者。伊尹的治绩更为辉煌，他助汤攻击夏桀，又历佐卜丙、仲壬两王，当太甲无道时，他果断地将其放逐于桐宫，自己摄政，直至三年后太甲悔过修道，才复其帝位，忠心辅助。这种政绩，不由得使诗人无限虔诚地吟出了“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的赞美。由此可见，“达”既是有才、适才、用才、成才的过程，又是君臣相悦、共治国政的过程。因此，“达”成了有为仕人、贤才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第三个孔子的典故是写“穷”。时世乘谬，运命不济，圣贤仲尼也无可奈何。孔子一生奔走于卫、陈、齐、楚等列国间，四处碰壁。他自卫入晋，闻赵简子杀二贤臣，曾感慨贤才求仕五路。他也曾登鲁国龟山，作《孔子龟山操》，视季桓子若龟山之蔽鲁，深感自己手无权柄，仕途窘穷，无法实现三代仁政，不得已而归来牑下，厄而著《春秋》。诗中三个典故均举名相大贤的事例，分析仕途甘苦，发穷达之论。

诗中大部分篇幅写古时贤达者的丰功伟绩，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艳羡、赞美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而在孔子的典故中既对圣贤大德的儒家鼻祖一生窘穷寄于同情，还为自己与之类似的“穷”途末路悲愤不已。诗人所以举孔子为仕“穷”的例子，还因为孔子明知理想难以实现，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追求从政理想的精神与自己产生了共鸣。综上所述，李白的仕途“穷达”观以“达”——入世济民为核心的，他的忧喜备份由此而来，他的进步、伟大也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