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以养蚕妇的口吻，向不合理的社会发出控告。

以“官仓老鼠大如斗”著称的曹邺，如果生于现代，很可能是个优秀的杂文家。他的诗从民间歌谣吸取营养，美刺比兴。此诗从表面看，似是汉乐府《城中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仿作，但两者只有形式的似点。

《城中谣》是顺向推导，把同类现象从外部加倍放大，产生正比的讽谕效果；《捕渔谣》则为逆向反讽，突出相反事物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城中谣》批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竞尚效仿的奢靡风气，矛头向下；《捕渔谣》则锋芒指向最高统治者“天子”，揭露社会祸乱所由因。《城中谣》富于喜剧色彩；《捕渔谣》则充满悲剧意味。在封建社会，作为“大中进士，官祠部中，洋州刺史”的曹邺，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可说是石破天惊了。

《捕渔谣》共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用两种方式组合：一是不同内容的排比，拓宽外延；二是同一内容的对比，深化内涵，并集中在一个焦点（主题）曝光。丰茸其辞而凝炼其意，正是民间歌谣的普遍特色。远者汉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近者如民歌：“种田郎，吃米糠；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其语虽浅显，事虽明了，作者仅仅作客观叙写，不加褒贬，而事实提供的强烈对比，却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憎爱态度。

进一步考察，《捕渔谣》所列举三端，非同泛泛。首句写农桑为立国之本，废于征战；人才为兴邦之道，囿于偏见；夫妇为人伦之先，乱由上作。天子所好虽不过尔尔，其影响却至巨至大。诚如司马迁言：“其称文小，而所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列传》）即以冯唐而论，冯唐向以不遇于时作为典故人物流传，在汉时尚数次有人举荐，如今竟至于荐引无人，可悲可叹。曹邺对晚唐社会的病态症结作了深刻揭露，既具有针对的时事性，又有深厚的历史感。

至于题作《捕渔谣》，而诗却无相关内容，或以为怪异。盖民歌民谣向有特殊调名，如近世“杨柳青”“马灯调”“莲花落”“无锡景”可以推知；起先可能抒写直接内容，后来渐渐失去联系。水路山歌，渔夫樵子，“牧笛无心信口吹”，只取其自由洒脱。文人词原亦由民间词发展而来。其词调最初大抵有来历，尔后创作渐多，遂与内容分离；犹如时新名酒仍以百年老窖陈酿作商标，示其古朴醇正而已。顺便再说一说章法，前两章如正形方阵，纵横悉成对衬；第三章奇数陡起，便觉欹兀，戛然而止，锐其锋芒。

这首诗用曲折委婉的笔法，表现了作者被贬谪的怨愤和归期难测的愁情。

首联“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二句点题，首句写自己官职卑微，动辄得咎，言外之意，执政者为所欲为，怨愤之情已溢于言表。当时的执政者是张说，他和太乐令刘贶的父亲刘知几有矛盾，王维是和刘贶同时遭贬的。

颔联“执政方持法，明君照此心”，写得怨而不怒，表面上为唐玄宗开脱，也说执政者是执法办事，其实是托讽。钟惺说：“持法二字周旋感慨，立言甚妙。”谭元春也说这两句表现得“极忠厚，极不忠厚”，都认为是委婉地点出了唐玄宗是听了张说之言，至有此行。

颈联“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作跌宕之气，由眼前的离别悬想济州的风土情况。

尾联“纵有归来日，各愁年鬓侵”则又进一步表示自己负罪不轻，正当年少，却远愁年鬓之改，邈无归期，慨叹转深。

全诗充分反映了王维对此次获罪被贬的打击心有余悸，然而又并非完全心灰意冷的心情。

王维的诗歌，很多都是在描写田园生活之美，像这样表现赋税压身、控诉疾苦的诗篇，非常之少，而这样的生活，才是乡村田园的真实写照。

“”写的是傍晚的山村里，农妇正在家里准备着晚餐，篱笆边卧着的狗忽然冲了出去，朝远处吠叫了几声，农妇以为是自家男人回来了，忙奔出门来迎接。读到这一句，不免有了疑问，男人去干什么了。让家里的女人有了这样的牵挂，去的时候一定不短了，而到傍晚仍然没有回来，可见所办的事并不容易。“篱中犬迎吠”的“迎”字用得十分恰当，“迎”本是人的动作，可是却用来修饰“犬”，既写出犬对主人归来大献殷勤，又写出犬的迫不及待，犬且如此，更何况人，所以一听到狗叫，家里人便出屋候柴扉；同时也暗示了家人等待中的那种浓重的焦虑和担心。“”这两句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年未了，村里的农夫们要到城里交纳田租，奔波劳碌到深夜时分方才归来。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农夫出远门是为了缴租去了，大概因为路远，或者是人多，或者是受到刁难，回来得很晚。男人回来之后，清点了一下缴租后的剩余粮食。“晚田始家食，余布成我衣”。缴完租后没有剩下什么，晚收的庄稼和残缺的布料。好东西都缴给政府和地主了，自己家所能用的，就是剩下的边边角角。这就是悲哀，日出而作，夜深而归，辛勤劳作，却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无力解决。诗人虽未使用什么慷慨激昂的话语，却通过白描的手法，对繁重赋税之下穷苦百姓生活进行了真实的写照，同时也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晚田”“余布”，平常简洁的语言里，是深沉的苦痛，不着重笔而内涵深远。生活是这样苦难，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首句，想象一下妻子等候、牵挂丈夫归来的情形，可以明显感受到农家夫妻之间相依为命的深厚感情。这也是诗人对农家生活深深的同情。末句，则是作为旁观者，诗人对农家人命运的叹息与愤慨。“讵肯”二字是这首诗的沉重之言，面对百姓的疾苦，不可能没有公事繁忙。这句话意有所指，应该是指诗人那些不为百姓着想的官僚同事，整日里游山玩水，并以无公事可忙为借口。

诗人通过对农家苦难生活的描绘，对这种借口和这种官僚进行了质问，愤懑不平之情突显笔端。全诗词语浅近易懂，亦怀深沉感慨，虽未直接点明赋税之重，却直指不干实事、耽于享乐的官僚阶层，是更深层次的讽谏。

这首诗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咏傀儡以言情，形象生动，耐人咀嚼。诗题《咏傀儡》，意为吟咏木偶戏中的木偶。诗的前两句“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鲍老”，是宋代戏剧中的角色；“郭郎”，是戏剧中的丑角，诗中系指木偶戏中的木偶。这里，着墨无多，却使鲍老与郭郎的形象跃然纸上。诗人写鲍老，突出一个“笑”字；写郭郎，则紧扣其“舞袖太郎当”（衣服宽大，与身材不称）。透过这两行诗，我们仿佛目睹鲍老当筵笑郭郎的笑容，耳闻其笑语，也仿佛看到郭郎甩动着宽长的衣袖机械起舞的舞姿。

诗的后两句“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笔锋一转，作出假设：倘若让鲍老当筵舞，则鲍老的舞袖较之郭郎反而更显得宽长。这两行诗，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哦，原来那个讥笑郭郎舞袖太郎当的鲍老，其舞袖更为郎当。这样，鲍老就成了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角色，他对郭郎的讥笑，也就变为他的自我嘲笑。

显然，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色是寓讥刺于幽默之中，诗旨不在写鲍老笑郭郎舞袖太郎当，而在讥刺鲍老缺乏自知之明，以及傀儡的身不由己。但诗人不是以一副严肃的面孔，声色俱厉地呵斥之，而是面露笑容，说出蕴藏着讥刺锋芒的幽默话来，从而，令人于一阵轻松发笑之后，陷入沉思，有所领悟。这种寓讥刺于幽默之中的艺术，较之直露讥刺锋芒要委婉含蓄，耐人寻味。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尉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第一句“公主当年欲占春”是写“公主当年”的事。这是指公主凭借其权势，围地为庄，要想独自占有长安近郊的山色春光的事情。公主早已不在，人去事非，这当然是诗人游其故地而追怀过去的事情，所以诗人用了“当年”，诗一开头就点出此事已经过去，言外之意对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即借古讽今之意。“公主”是指太平公主，武则天的女儿，否则，既使有这个野心想“欲占春”也没有这个胆，也只有武则天的女儿才会有如此野心和斗胆，太平公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具野心勃勃的女性。“欲占”则更是精妙绝伦、警辟含深奇崛之语，钱可以占，地可以占，甚至人也可以占，可春天却不能占。春光能占的话，就是痴人说梦话了。这里本来是指太平公主大兴土木。建山庄别墅。可诗人不正面说建别墅山庄，却偏说“欲占春”，写得何等意味深长，连春天春光都可以占，反过来说还有什么不能占，“欲占春”三个字一出，太平公主，何止一个太平公主人，简直就是整个统治阶级的骄横贪婪的嘴脸，欲壑难填的本性就被揭露得血淋淋，真是“欲占春”三字见血，酣畅痛快。

第二句“故将台榭压城闉”仍然是写“当年”事，仍然是诗人游览故地发生的故事。在绵延数十里的长安城附近山庄别墅中，建的亭台楼阁要比帝都长安的城墙还要高，其野心是很大的。这样大兴土木，这样奢侈，这样野心，这样贪婪，这样放肆，诗人只用了两个字“压”和“故”，“压”是超过。不言而喻是用公主建的“台榭”超过帝都长安城。言外之意，不仅是亭台楼阁规模大得惊人，而且也指出太平公主势力之大乃炙手可热。一个“压”字写出多少要说而说不尽的含义，只在一字中，尽显诗人功底之风流。“故”是有意，当然是要建造的亭台楼阁在长安豪华无双了，言外之意，是公主为所欲为、不可一世至极。

第三四句“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继续描写庄园别墅规模之大，绵延数十里，直到终南山，山庄之广袤一眼望不到边，无涯无际，林木繁茂，绿海茫茫。前句不疑故问，后句以“不属人”给以回答。诗人刚刚把他的心扉向读者打开一条缝隙，透露出一点点内心深处的想法：当年人间多有不平事，有钱有势者什么都可霸占——人家的田地、人家的妻女，甚而连春天也想霸占，却又立即由遐想回到了现实：现在是诗人“游”山庄，山庄自然少不了花草树木，又正值山花烂漫的春天，诗人就脱口而出：“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前句故设疑问，并不正面回答，转而融情人景，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后句写出了“直到南山不属人”，偌大的林海，广袤无际。景色是翠绿动人的，但感情却是沉重的。眼前的广袤山庄，正好象征着太平公主生前煊赫的声势。“势入浮云亦是崩”，倒台之迅速与太平公主当时不可一世的声势，恰恰形成极富于讽刺性的鲜明对照。诗人将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熔铸在这简短的“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十四个字里。这两句与前两句似断而实连，诗意从山庄犹在，就在“前面”，但这偌大山庄不知道属于谁。诗人没有说，也没有必要说，太平公主早已不复存在，过去“不属人”，现在事过境迁，当然山庄不能为公主独占，公主又何能“欲占春”。诗人用第三句的“花”字与第一句“春”字巧妙的连承，使诗翻出了新意：太平公主的形象在后人的心目中再次复现：一个野心勃勃、骄横贪婪、欲壑难填的有史以来又一女性。后两句表面看来似乎是对诗人所游的山庄之大的惊叹夸耀，骨子里却是深寓贬意、谴意。从游山庄到现在，从诗人自己写到游“山庄”之花木丛林，实际上却有形愈松而意愈紧的效果，在轻浅疏淡的笔墨中显示出了厚重的力量，欲不讽刺而不能，不谴责而不能的境界。

全诗写景叙事抒怀，笔力骞举而又亦庄亦谐，余味无穷。

一剑横空，飞过洞庭，又为此来。有汝阳璡者，唱名殿陛，玉川公子，开宴尊罍。

词的基本结构是上片发泄怀才抱国而屡试不第的牢骚，下片抒写忧国伤时而献身无路的悲慨颇有李白式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讽寓和激愤。整首词前后贯通，浑然一气。

开篇三句“一剑横空，飞过洞庭，又为此来”，化用唐人吕岩《绝句》“朝游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上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一诗，以飞剑横空的壮采象征词人匡济天下的奇志，极力写出前来应试时意气之豪迈，开篇便有气势如虹的非凡气象。

“有汝阳”四句收敛前情，点明题事。上言座中宗室殿试及第，下言卢蒲江举行酒宴招待宾朋。其中亦隐含牢骚之意。及第者与落第者同一宴席，咫尺荣枯，悲欢异趣，两相对照，自是意志难平。

“四举”三句回顾己身遭遇，造语奇警而含愤深沉。几番应试皆被黜落，多年奔走不得一官，此本极难堪事，但作者却翻出一层，谓朝廷既弃他不用，则亦乐得逍遥，自封“大宋神仙”了。悲愤之情而以狂放之语出之，愈见心中悲愤之甚。

过拍三句继续抒发悲愤之情而情辞更苦。“如何好”一问画出回顾茫然，六神无主之情，令人想起李白“停杯投著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的情态。“将百千万事，付两三杯”则画出感慨万千之状。既失进身之路，则虽怀济世之志亦无从施展，唯有借酒浇愁而已。

换头处上承过拍而又有进展。“未尝戚戚于怀”六字先作一顿，极见平生光明磊落，不因穷达而异其忧乐。接下“问自古英雄安在哉”则又一提，响遏行云，感怆亦出常情之外。谓古来英雄，终归乌有，辞虽旷达，意实哀伤，乃由报国无门而产生包含政治与人生双重意义的悲慨。

“任钱塘”四句继续深化此种悲慨。潮的涨落和花的开谢象征朝政的得失和国势的兴衰，而词人却“任”其“潮生潮落”、“花谢花开”，亦非真能忘怀时事，实乃痛心于朝政腐败与国势衰危的愤激之辞。国事既不可为，朱颜又不可驻，思念及此，情更不堪，因而转出“盗号书生，强名举子，未老雪从头上催”这样悲痛伤心之语。曰“盗号”，曰“强名”，极见枉读诗书而无补于时世的痛苦，“未老”一句则深含岁月无情而功名未立的忧惧和感叹。作者身为布衣而心忧天下，然而当世之居高位、食厚禄者则只管自己穷奢极欲，不复顾念国计民生。两相对比，更增痛愤，故乃宕开一笔，转向此辈投以极端轻蔑讥讽的冷眼：“谁羡汝、拥三千珠履，十二金钗！”居高临下，正气凛然，令人想见词人当时怒发上指，目光如炬的形象。如前所述，这首词是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写成的。

此时词人心情极其痛苦，但词的格调却异常高昂，没有消沉颓废之语，不见穷愁潦倒之态，意气峥嵘，情辞慷慨，表现出既悲且壮的特色。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不但是一个杰出的词人，而且是一个爱国的志士，他“平生以气义撼当世”（毛晋《龙洲词跋》引宋子虚语），不望“封侯万里，印金如斗”（《沁园春》）虽处逆境而不与时推移。这首词的语言也极富情采。全篇都是直抒胸臆，句句皆从性灵深处喷射出来，生气灌注，显得真率自然，激昂奔放。其中复多变化：或豪壮，如开篇三句；或典雅，如“有汝阳”四句；或狂放，如“四举”三句；或愁郁，如过拍二句；或慷慨，如换头二句；或愤激，如“任钱塘”四句，或哀伤，如“盗号”三句，或冷峻，如断章三句。且常兼数者于一拍之中，如“四举”一拍既见狂放之态，亦见悲愤之心；最后三句既见冷峻之情，亦见豪壮之气。因此又显得情感多变，意气纵横。陶九成说“改之造词赡逸有思致”（《词综》卷十五引语），刘熙载说“刘改之词狂逸中自饶俊致”（《艺概》卷四），刘过词奇思异采，令人想见颜色。

唐玄宗时，斗鸡、舞马、歌舞、百戏等，成为宫廷不可或缺的享乐活动。玄宗晚年耽于享乐导致了“安史之乱”，唐王朝几至灭亡。王建七律《春日五门西望》，即是一首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的篇章。

“百官朝下五门西，尘起春风过御堤。”“五门”，又称午门。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墙有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等五个门，故云。“西”即诗题所云“西望”。百官自大明宫下朝，步出五门，西望则是西内之太极宫、掖庭宫和东宫。西内是玄宗游戏的重要地点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宜春院的梨园弟子就生活在西内。百官退朝，侧身西望，但见一阵阵春风，把一股股灰尘吹过御堤，使整个西内显得迷迷濛濛。“尘起春风过御堤”一句虽为写景，却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消逝的岁月无数史实已记忆不清，印象模糊。唯有玄宗的荒嬉尚历历在目。由此为下文张目。西内留下了唐王朝历代帝王的足迹，宫掖中秘闻逸事数不胜数，但最能勾起诗人回忆的却是唐玄宗。这不仅由于玄宗距诗人的时代最近，更重要的是因为玄宗是位因荒嬉几至覆国的君主。因此，颔联很自然地就从首联的望西内而过渡到对玄宗往事的追忆：“”马，此指舞马。舞马以黄帕覆盖其马鞍以见其珍贵。玄宗时，教坊中百戏杂耍名目繁多，诸如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等应有尽有。此外，斗鸡、舞马也特受玄宗喜爱。据载，玄宗曾驯练出舞马一百匹。这些马在表演时，站在巨榻之上，“衣以文绣，饰以珠玉”，随着音乐的节拍俯仰跳动，曲尽其妙。玄宗又好斗鸡戏，曾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门训练金毫铁距、高冠昂尾的雄鸡上千只。斗鸡比赛时，则分成若干支斗鸡队，胜者则缠以锦段。杜诗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也正指此。舞马和斗鸡，玄宗后不再时髦。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只选取玄宗荒嬉最典型的事例，不露声色地展示出来，而让知道这段历史故事的读者，自己去充实众多未写入诗中的内容。

颔联两句是虚笔叙事，这是由“望”而产生的遐思。颈联和尾联则是实笔写景，这是“望”的真实景物，但景中有情，是借景以寄慨。不过，在具体表现上却又不同，互有差异。

颈联“馆松枝重墙头出，御柳条长水面齐”，作今昔纵向对比，不过不是事与事对比，而是以今之物同昔之事对比。“馆”，当指建于西内之宏文馆。在春风的拂动下，馆松茂密，御柳堆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馆松御柳，曾作为玄宗享乐的见证者而存在，可现在，郁郁葱葱的馆松御柳，同转瞬即逝的玄宗的荒嬉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当然要激起诗人心中对今昔盛衰的强烈慨叹。只不过这种慨叹，并非是出自疾呼呐喊，而是寓之以景罢了。岑参《山房春事》诗云：“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以“无情”“无知”的庭树之花，来透露其对梁园萧索的无限伤心之情。“”“教坊”，当指建于西内之宜春院。宜春院已不再是歌舞繁华之地，其南，则荒草古苔，一派阴暗凄冷之象。诗中“阴”和“冷凄凄”数字，既是写实的景语，又饱蘸着作者抚今追昔的伤痛之情，将实景和心境融合为一。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开宗明义，指出羽林军的来源是“长安恶少”，都是坏得出了名的！他们在楼下打劫客商，转身上楼，便大吃大喝起来。一般强盗作案后，要隐匿潜逃，而这批恶少，堂而皇之，无视法纪。他们不仅转身上楼醉酒，毫无顾忌，而且是“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诗人接连使用“楼下”、“楼上”、“天明”、“散入”诸词以显示这是一连串毫无顾忌的行动；写他们在长安城中，大摇大摆地干坏事；楼下劫财，楼上醉酒，天明又从楼上下来，径到皇宫里去值班，值班完毕，就又散入到五陵松柏林中去路劫杀人了。明光宫，汉代宫殿名，这里是以汉代唐：“五陵”，西汉五个皇帝的陵墓，面积很大，多植松柏，是豪门贵族居住的地方。从“散入”二字看，说明参加杀人劫货的人数很多，胆子极大。

以上四句，表面上是写羽林恶少之“胆”，实则是写羽林恶少之“势”，炙手可热，有很厉害的后台。

“”“百回”二字不可轻轻放过。这说明他们尽管常常劫财杀人，谁也奈何不得，直到“百回杀人”，罪大恶极才被问成死罪；但接踵而来的，却是皇帝的赦书，说他们“收城”有功，可以将功折罪！古代，在政治混乱时期，战役中常有虚报战功的现象。中唐之岁，常让根本不懂军事的宦官统兵或监军，更是可以信口雌黄，在叙录战功之际，甚至把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也报进去。羽林恶少，或认宦官为义父，或以财货重赂阉党，“赦书”之事，自然就由他们一手操办了。所谓“收城功”云云，就直接反映了军事、政治的混乱与黑暗。

最末四句，是写羽林恶少们逍遥法外的得意之态：“”“九衢”，长安城中的各条大街，代指京城。恶少们犯了“身合死”的大罪之后，最多不过更改姓名，暂避乡间，一当被赦的消息从京城中得以证实，他们就又在乡吏的户籍册中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并且露面之后，依然当他的羽林军，可以“立在殿前射飞禽”，又受到皇帝的赏识了！末句是全篇最精彩、最传神之笔。它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群羽林恶少逍遥法外、有恃无恐的情状。“射飞禽”已见其自由狂放之态，“立在殿前”射御前之鸟，更见其得宠骄纵的神态，他似乎在向人们挑战！读至此，人们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诗人对朝政的失望、感叹，尽在不言之中。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贵上。”此篇不著议论，题旨所在，又以一幅令人深思的画面出之，可见作者表现手法之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