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罢青蛾同去国，战残白骨尚盈丘。

这首诗首联写眼前景物。诗人此日登上了金陵凤凰高台，已经看不见凤凰游的盛景了，唯剩脚下的一座空台。台下，浩浩长江汹涌澎湃，入海东流，这联意思实际上相当于李白诗的第二句：“凤去台空江自流。”但由于郭祥正的诗以二句扩展一句的内容，因此他便得以在第二句中缀以“浩浩”、“入海”二词，来壮大长江的气势，使永恒的江山与下面衰歇的人事形成强烈对比。首联的意思并非仅仅如此而已。在古代。凤凰向来被认为是祥瑞的象征，惟太平盛世方始出现。此时，此地已“不见凤凰游”了，当年建都此地、盛极一时的六朝也相继随凤之去而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而唯有高台、大江在作着历史的见证人。

颔联承上，很自然地转入怀古。诗人想起了六朝之中的最末一个王朝——陈的最末一个君王——后主陈叔宝。想当年，那个荒淫奢侈的昏君日日灯红酒绿，沉溺在歌舞、美女之中，纵情作乐。不料笙歌未彻，隋军鼙鼓已动地而来，惊破了“玉树后庭花”之曲，藏于景阳宫井中的后主被搜出，抓到长安，那一批粉黛青蛾也都凄凄惶惶跟着他一起被掳离故国，再无时日重返陈宫翩跹起舞了。唯有当时两军激战而弃下的白骨，依旧满满地掩埋在长江边野草丛中的累累古墓中，令人触目惊心。

颈联先宕开一笔，然后又拉回到追念古昔的思路之上。夕阳西下时，刮起了风，滔滔长江中正行着几条船，风助浪势，不断地催送着那些船向前、向前；西半天上，渐渐下沉的红日也不时随着云朵晃动着，仿佛要被那风摇落下来似的。这种景象，使诗人想到：大自然的力量真是巨大的，那湖水不断地拥来新沙，日久天长，便改换了故洲的结构，如今只能见新洲而不见故洲了。

尾联紧承上联，并以感慨兼讽谕作结。诗人说：真是沧海桑田呀，岂止故洲如此？诗人进而又想到那陈后主于至德二年（584年）营造的结绮阁、临春阁两阁，它们都高数十丈，并数十间，门窗、栏槛之类。都是用檀香作成，又饰以金石、珠翠，如此华关、坚固的建筑，此时却已不在了。与那寻欢作乐的陈后主一样，都无处寻觅了。楼阁的故址处，荒草年年发，清风徐来时，随风飘动，如同在诉说着不尽的愁意。讽谕之意于此已溢于言表，足够发人深省的了。

这首发挥李白诗神韵的怀古伤今七律，作者用敏捷的诗思追念古昔，叙述今朝，用独特的方式抒发吊古讽今的感慨，其蕴意使人回味不尽。

文章以一连串的生动情节，描写信陵君与他的门客的事迹，充分表现了信陵君“下士”与“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高尚品格。宴请夷门抱关者侯嬴以及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是信陵君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所以作者把此事作为中心事件来写，写得极为详尽，也极为精彩。侯生年老家贫，是一个地位卑下的“夷门监者”，在当时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是为世俗所不齿的。然而，信陵君听说他是个贤者，就“往请，欲厚遗之”，侯生“修身洁行”不肯受。信陵君就专为他“置酒大会宾客”，并亲自赶车去迎接他，还为他赶车到屠户中拜访朋友朱亥，而侯生见朱亥后，却“俾倪，故久立与客语”。这时，“从骑皆窃骂侯生”，而“公子色终不变”。到家后，信陵君又引侯生“遍赞宾客”，并且“为寿侯生前”，待侯生为上宾。这一系列的行动，没有丝毫勉强。侯生对信陵君多方试探，信陵君表现出来的只是“执辔愈恭”“颜色愈和”“色终不变”。信陵君这种礼贤下士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侯生，侯生终于把信陵君当成了知己，愿为他谋划，并为他献身。

这篇作品的情节是十分生动而感人的，作者对材料的处理颇费匠心，结构很完整，又不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回环，波浪起伏。如宴请侯生一段，公子为侯生“置酒大会宾客”，当公侯将相已“坐定”后，公子却亲自赶车去迎接地位卑微的“夷门侯生”，情节顿生波折；侯生坐车赴宴途中，又要求“枉车骑过之”去看朱亥，又是一折；在见朱亥后又故意“久立、与其客语”，真有些使人等得心急。再如“窃符救赵”一段中，邯郸被围，赵王求救于魏，魏王派晋鄙领兵救赵。然而，秦王又告魏王说：“诸侯有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于是魏王“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使文章再生波折。公子力劝魏王救赵，“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无奈，决心“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这等于以卵击石，人们不能不为公子担心。公子“行过夷门，见侯生”，“辞决而行”，侯生出人意料地只说：“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情节发展到这里为之一顿。公子“行数里，心不快”，以为“我岂有所失哉？”于是“复引车还，问侯生”，文章又一波折，这一波折，引出了侯生为公子策划“窃符救赵”，并推荐朱亥同行。人们预感到情节发展的前景：为了救赵存魏，屡立战功、受人崇敬的老将军晋鄙不得不被杀，真是惊心动魄，不能不使人为之心动。

司马迁的《史记》是忠实于历史真实的。他的作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对信陵君这个历史人物是十分敬佩的，他是满怀敬意为信陵君作传的。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笔下的人物神化，而是写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成功、也有失误的活生生的人物。当矫杀晋鄙救赵后，赵王“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这时有门客劝告他“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于是他“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当他留赵十年，“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派人请他回国时，他下令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为此事毛公、薛公二人去责备他，“语未及卒”，他“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这些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无损于人物形象，相反，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了，而且也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

诗的开头描写山鹧鸪的生活环境和不安的情状：“”苦竹岭是山名，在今安徽省铜陵市西南。“秋月辉”，点明这是秋月高挂的夜晚；“鹧鸪飞”，写鹧鸪在月的辉照之下惊飞；“南枝”，点明惊飞的范围。夜鸟不能远飞；只能在枝头近处雀跃小飞。这正如辛弃疾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所写的“明月别枝惊鹊”的情景。

接着写鹧鸪的夜不安眠，惊飞不定，除了因为秋月高照之外，还因为她即将经历一场生活的变迁：“”原来她被许嫁给燕山胡雁，燕山胡雁正以夫婿的身份来接她迁到雁门那里去。

底下写众鸟前来相劝、挽留：“”“翟雉”，长尾的山鸡。鹧鸪的好友或“左邻右舍”，山鸡、翟雉等纷纷来劝她不要走。说在南方生活的禽鸟到了北方，多被北方的禽鸟欺侮。这显然是众鸟们生活经验的总结，但这里并未展开，大概因为鹧鸪也是知道的，不必饶舌。

“”最后四句写鹧鸪的决心和悲哀处境。

鹧鸪说：雁门地方风霜严酷有如剑戟刺人，我决不到那样的地方去，我已决心在南方九嶷山上筑巢生活，再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愿了。胡雁一定要我跟着它去，而我誓死不去，这该怎样了结啊！想起来不禁哀鸣惊叫，泪水沾衣。这四句写鹧鸪的心理活动，先是婉转：它不像山鸡翟雉那样直统统地说“南禽多被北禽欺”，而归怨于雁门的严霜如戟；次是坚定，誓死不违背巢居苍梧的心愿；后是悲哀：可以想到胡雁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而自己的处境能否安然无恙，实在担心，所以不免哀鸣落泪。这样写，曲折深入，合情合理。

全诗写的其实是山鹧鸪巢居南方、不愿北去的习性，但诗人用故事敷陈开去，在禽鸟生活中加进了婚嫁、逼迁、劝留、相欺、哀叫、落泪以及其他心理活动，仿佛人间生活的缩影，饶有风味。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杭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马嵬坡又名马嵬驿，在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北。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荒淫误国，酿成“安史之乱”。安史叛军攻破潼关，唐明皇仓皇向四川逃难，路过马嵬驿时，扈从的禁卫军哗变，求诛杨氏以谢天下。玄宗为了稳定军心，被迫缢死杨贵妃。这首小令以曲写史，意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此曲前半叙事，后半议论，借唐玄宗与宠妃杨玉环终日游戏作乐，发出了兴亡之叹。全曲造词清新、畅达自然，后世流传甚广。有人认为作品对杨玉环的责备重于玄宗，表明作者由于历史观的局限，仍有“女人祸水”的消极思想。其实这是此类话题的传统论见，作者不可能不知道祸首是谁，“恨不得”一句已经透尽个中消息，只是囿于忠君之道，不便揭穿罢了。

《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开篇就描绘了一个气氛极为紧张的局面：赵君新亡，秦兵犯赵赵求齐助，齐要长安君作人质爱子心切的赵太后不肯让儿子去冒这个风险，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强谏，并声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触龙的谏说显然要困难许多。他深知要能说服赵太后，就必须让她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然而，若从正面去讲道理，则将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自取其辱。因此，必须顺着太后溺爱长安君的心理因势利导，巧说妙谏。

在争取到面见太后机会后，触龙先用缓冲法关切地询问太后的起居饮食，并絮絮叨叨地与她谈论养生之道，使本来“盛气而揖之”、戒备心极强的“太后之色少解”。这样，就从感情上消除了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为进谏的成功拆除了第一道屏障。接着，触龙用引诱法恳切地为自己的幼子舒棋请托，以期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出她的心事。果然很快就勾起了太后的爱子之情。在她看来，触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的“知己”了。她不仅“笑曰”了，而且饶有趣味地与触龙争论谁更疼爱幼子的问题，开始毫不掩饰地向触龙袒露心迹了。这就为下一步谈论如何爱子的话题奠定了基础。

触龙抓住契机，用旁敲侧击的激将法说太后疼爱燕后胜过长安君。这一招果然奏效，立即引发了太后的反驳“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触龙千回百折，终于得到了他最想要太后说的一句话。此时，他才可以正八经地谈论他的爱子观了。他于是从容回顾往事曰“媳之送燕后，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极力夸赞太后爱燕后而为之“计久长”的明智之举，以反衬出她爱长安君的“计短”。由于触龙不是像其他大臣那样指贵太后不该溺爱幼子，而是批评她还爱的不够，应像疼爱燕后那样疼爱长安君，才算爱得深远，所以太后听着十分顺耳，在不知不觉中已完全接受了触龙彀中。一声爽朗的“然”，就说明她已经完全接受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至此，触龙的谏说已初见成效。他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剖析历代诸侯子孙未能继世为侯的教训，其原因就在于“位尊”、“奉厚”、“挟重器多”，却“无功”、“无劳”。并以此作类比，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姐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青腆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且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真是既痛快淋漓而又字字力重千钧，揭穿了太后。始终顺着太后爱子的心理，从为长安君的根本利益着想出发，层层深人地启发引导，情离于理，理表与情，终于使太后深受感动，心悦诚服，慷慨应“诺”。

触龙的谏说自始至终未有一语提及“令长安君为质”，而太后情不自禁地说出“态君之所使之”，同样没有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的话，与触龙的精彩说辞彼此配合，相映成趣。双方心照不宣，达成默契，丝毫不显馗尬。文末用“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作结，使首尾圆合，结构谨严，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喜剧色彩，彰显了触龙谏说的卓著成效。

这首词直接对当时的人事安排发表意见，直接言及国事，并抒发个人情思和历史感慨。

词的上片主要写冯京守成都时的事功。起首“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谓动荡不安之岷、峨一带，已出现太平局面，如江汉澄清一般。“见说”、“旋闻”，表明问题解决得很快，又宛然是远道听到家乡新闻的口气，透出一种亲切感。岷峨为四川的岷山和峨眉山，是东坡故乡的名山。“但觉秋来归梦好”，承上“江汉澄清”而来，又映带“岷峨凄怆”之时。久客思乡，故有“归梦”；乱止忧除，故觉“梦好”。东坡之“归梦好”，是因为蜀中有能人镇守，即所谓“西南自有长城”。南朝宋檀道济被文帝收捕，怒曰：“乃坏汝万里长城！”唐李勣守并州，突厥不敢南侵，唐太宗甚至夸他是“贤长城远矣”。词至此，以“长城”为喻，转入写冯京。“东府三人最少”，提到他任参知政事的时候，宰执中年纪最轻，意味着最有锐气。冯京于熙宁三年六月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踏进政府最高层以此开端，东坡也不忘他参政任上推荐自己的一段因缘，所以提出这一点。“西山八国初平”，借用韦皋事以指冯京之安抚茂州诸蕃部，写其事功亦以称美其人。韦、冯都是镇守西川，事实又相类，此句用典十分贴切，比之直写冯京茂州事，显得典雅有风致。

词的下片转而叙述西蜀的风土人情。结合冯京的知府兼安抚使身份，拟写他那里的公余游赏生活，和人民的关系，起到调剂词情的作用。“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是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这确是一个游赏的好去处。以“遨头”称州郡长官，意为嬉游队伍的首领。东坡有“遨头要及浣花前”的诗句。《老学庵笔记》卷六谓“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其《汉宫春》词以“重阳药市”与“元夕灯山”为对，其盛况也可以想见。庄绰《鸡肋编》卷上记成都重九药市较详：“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武行以阅。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容数十斛，置杯勺，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这两处游乐，都是群众性的盛集，且都有州郡长官参与。词以“莫负”、“何妨”的敦劝口吻出之，期盼冯京与民同乐，委婉入情。接着“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提起有名的“文君当垆”故事。词中只写到文君，当兼有相如内。这是一则文人才女的风流故事，历代被人津津乐道。如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诗云：“美酒成都堪送老流，当垆仍是卓文君。”而他的另一首《寄蜀客》诗则云：“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东坡的“试问当垆人在否”，立意与之相同，也是说这样的风流人物不在了，只有佳话留传。这意味着人文鼎盛的成都，应该还有特别突出的人材出现，这就期望着地方长官的教导和识拔了。结尾“唱着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便体现了这样的意思。这两句重点“新曲”二字，借王褒作诗教歌称美王襄事，转到歌颂冯京的意思上面。这是指文治，与上片的颂其武功相呼应。“应须分外含情”，表示了东坡拳拳的情意，这内中应该有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一份。

此词为《东坡乐府》中唯一的一首言事词，全词既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思，又穿插历史感慨，意境颇高，读来有大气磅礴之感。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词述事、用典较多，写得较为平实，又多排偶句，但由于作者以诗为词，以诸多虚词斡旋其间，又多用于句首，两两呼应，读来颇觉流利，使全词气机不滞。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在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在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在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在。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在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在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在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在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在，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在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本曲共有四首，除末二句语句不变外，其余三首的起首分别是：“流水桃花鳜美，秋风莼菜鲈肥。”“鲲化鹏飞未必，鲤从龙去安知。”“藏剑心肠利己，吞舟度量容谁。”可见诗人的“有所感”，是从“鱼”上生发的。当然用意不在于谈饮食文化，其“所感”的内容还是社会的人事。

本篇起首使用羊续、冯两则与鱼相关的典故，“高高挂起”与“苦苦伤悲”相映成趣。两人的态度虽截然不同，但一为官吏，一为门客，都是仕途上的人物，在失去自由身这一点上又有共同之处，所以这两句都是铺垫，用来与接下的三句形成对照。在第三、四、五句中，未出现具体的人物，因为“多少渔矶”，隐于江湖的渔翁人数太多了。作者采用问句的形式，暗示“大海”、“长江”无处不可隐居，从而引出了末尾两句的感想。言下之意，羊续高高挂起是为官清廉，冯苦苦伤悲是怀才不遇，他们都比不上那些散隐各地的无名渔翁。利用“鱼”的内在联系，引出用世、出世的优劣比较，这种构思是颇为新奇的。

“荆公”即王安石。张光祖《言行龟鉴》：“介甫（王安石）在政事堂，云吃鱼羹饭。一日因事乞去，云世间何处无鱼羹饭。”但这是元人编的书，从他本人的《临川集》以及相关的宋代笔记中，找不到他“题”过这样的话。只见清人顾栋高《王荆国文公遗事》引《上蔡语录》，谓王安石“作宰相只吃鱼羹饭，得受用底不受用，缘省便去就自在”。《上蔡语录》为宋儒谢良佐的语录，同书还有王安石因荐人未遂，拂袖便辞去宰相职务的记述，可见都是出于传闻。徐再思小令《朝天子·常山江行》中，也有“得闲，且闲，何处无鱼羹饭”的曲句，看来已成为元代流传的习语，归于荆公名下，大概就同“杜甫游春”、“孟浩然寻梅”等一样，属于约定俗成。“鱼羹饭”在古人诗文中倒是出处颇早。五代李珣《渔歌子》：“水为乡，蓬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南宋戴复古《思归》：“肉糜岂胜鱼羹饭，纨绔何如犊鼻裨。”刘克庄《郑丞相生日口号》：“江湖不欠鱼羹饭，直为君恩未拂衣。”从这些例句中显而易见，“鱼羹饭”代表着“江湖”的“常餐”。推其本原，这三字实同西晋张翰那则思鲈鱼莼羹而决然辞官的著名典故（参看前选张可久《人月圆·客垂虹》注③）有关系，对于在官者来说，“何处无鱼羹饭吃”，也就是随时随地都不妨急流勇退、挂冠回乡的意思。

小令语言严谨，寓味深长，堪称当行。《录鬼簿续编》载时人对周德清有“天下之独步”的高度评价，想来就是对这样的作品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