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李白听说天下一些谈论世事的人，聚集在一起时就会说：“人生不必封万户侯，只愿结识一下韩荆州。”为什么使人景仰爱慕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呢!难道不是因为您有周公的风度，躬行吐哺、握发接待贤者的美德，才使得海内豪杰俊才，都奔集到您的门下，一经接待，如登龙门，立刻名声身价大增，十倍于前吗？所以那些才能超群的读书人，都希望在君侯处获得美名，得到评价。君侯不因为自己的富贵而傲视他们，也不因为他们的寒贱而轻忽他们，那么在众多的宾客中定有毛遂那样的奇才,假使我李白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我就是那样的人啊。

我李白是陇西平民，流落在楚地汉水一带。十五岁爱好剑术，拜访了许多地方长官；三十岁诗文有了成就，屡次拜谒朝廷高官。尽管我身高不满七尺，而心志超过万人。王公大人都赞许我有志节，讲道义。这是我从前的思想和行迹，怎敢不尽情地向您倾诉呢？

君侯的功业堪比神明，您的德行感动天地，您的文章阐明了宇宙变化规律，学问探究了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希望君侯敞开胸怀，和颜接纳，不要因为我行长揖之礼晋见而拒绝我。假如能用盛大的宴席接待我，听任我纵情畅谈，那么我请以日试万言来测试，我将手不停笔，倚马可待。当今天下人以君侯为评论文章的主宰，权衡人物的权威，士人一经您的好评就成为德才兼备的佳士。君侯为什么吝惜庭阶前一尺见方的地方，不使我李白扬眉吐气，奋发昂扬于青云之上呢？

从前王允任豫州剌史。尚未到任就征辟荀爽；到任之后又征辟孔融。山涛任冀州剌史，考查选拔了三十余人，有的任侍中，有的做尚书，这都是为前代所赞美的。君侯您也先荐举过严协律，进入朝廷担任秘书郎；还有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这班人，有的因为才干声名而得到您的了解，有的因品行清白而被您赏识。李白每每看到他们感恩戴德，抚躬自问,以忠义奋发自勉。李白也因此而感激，知道君侯对许多贤人赤诚相待，所以不归依他人，而愿把身心命运托付给国中才德至高的人。倘使君侯在急难之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自当献身效命。

而且，人不是尧舜，谁能十全十美？李白我在谋略策划方面，怎么能自负呢？至于写作，已经积累成卷轴，却想呈请君侯抽暇过目，只怕雕虫小技，不能受到大人的赏识。倘蒙垂顾，愿意看看拙作，那么，请赐予纸笔，加上书写人员。然后回去打扫安静的小屋，誊抄呈上。希望青萍宝剑、结绿美玉，在薛烛、卞和的手中提高价值。但愿君侯推恩于身处下位的人，大开奖励之门。请君侯考虑我的要求吧!

天地是万物的客舍，百代是古往今来时间的过客，死生的差异，就好像梦与醒的不同，纷纭变换，不可究诘，得到的欢乐，又能有多少呢！古人夜间执着火炬游玩实在是有道理啊，况且春天用艳丽景色召唤我，大自然把各种美好的形象赐予我，相聚在桃花飘香的花园中，畅叙兄弟间快乐的往事。弟弟们英俊优秀，个个都有谢惠连那样的才情，而我作诗吟咏，却惭愧不如谢灵运。清雅的赏玩兴致正雅，高谈阔论又转向清言雅语。摆开筵席来坐赏名花，快速地传递着酒杯醉倒在月光中，没有好诗，怎能抒发高雅的情怀？倘若有人作诗不成，就要按照当年石崇在金谷园宴客赋诗的先例，谁咏不出诗来，罚酒三杯。

太史公研读关于秦楚之际的记载，说：最早发难的是陈涉，残酷暴戾地灭掉秦朝的是项羽，拨乱反正、诛除凶暴、平定天下、终于登上帝位、取得成功的是汉家。五年之间，号令变更了三次，自从有人类以来，帝王受天命的变更，还不曾有这样急促的。

当初虞舜、夏禹兴起的时候，他们积累善行和功劳的时间长达几十年，百姓都受到他们恩德的润泽，他们代行君主的政事，还要受到上天的考验，然后才即位。商汤、周武称王是由契、后稷开始讲求仁政，实行德义，经历了十几代，到周武王时，竟然没有约定就有八百诸侯到孟津相会，他们还认为时机不到。从那时以后，才放逐了夏桀，杀了殷纣王。秦国自襄公时兴起，在文公、穆公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到献公、孝公之后，逐步侵占六国的土地。经历了一百多年以后，到了始皇帝才兼并了六国诸侯。实行德治像虞、夏、汤、武那样，使用武力像秦国这样，才能成功，统一天下是如此艰难！

秦称帝之后，忧虑过去的战争所以不断，是由于有诸侯的缘故，因此，对功臣、宗室连一尺土地都没有分封，而且毁坏有名的城池，销毁刀箭，铲除各地的豪强势力，打算保持万世帝业的安定。然而帝王的功业，兴起于民间，天下英雄豪杰互相联合，讨伐暴秦，气势超过了三代。从前秦国的那些禁令，恰好用来资助贤能的人排除创业的患难而已。因此，发奋有为而成为天下的英雄，怎么能说没有封地便不能成为帝王呢？这就是上天把帝位传给所说的大圣吧！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大圣，谁能在这乱世承受天命建立帝业呢！

自古以来，受天命的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不只是内在的品德美好，大都也由于有外戚的帮助。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夏桀的被放逐是由于末喜。殷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娀(ｓōｎｇ，松)氏的女子，商纣王的被杀是因为宠爱妲(ｄá，达)已。周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姜原及太任，而幽王的被擒是因为他和褒姒的的淫乱。所以《易经》以《乾》《坤》两卦为基本，《诗经》以《关雎》开篇，《书经》赞美尧把女儿下嫁给舜，《春秋》讥讽娶妻不亲自去迎接。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之中最重大的伦常关系。礼的应用，只有婚姻最为谨慎。乐声协调四时就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变化的统领怎能不慎重呢？人能弘扬人伦之道，可是对天命却无可奈何。确实啊，配偶的亲爱之情，国君不能从大臣那里得到，父亲也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是更卑下的人呢！夫妇欢合之后，有的不能繁育子孙；能繁育子孙了，有的又不能得到好的归宿。这难道不是天命吗？孔子很少谈天命，大概是由于很难说清吧。不能晓阴阳的变化，怎能懂得人性和天命的道理呢？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严酷，盗贼就愈多。”太史公说：这些说得都对!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在当时，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种情况下,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老子说：“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这不是假话。汉朝初年，修改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废除法律繁杂之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百姓平安无事。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韩非子说：“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等高官的人，辅佐当世的君主，其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上了，本来就不必多说什么。至于像季次、原宪二人，均为民间百姓，他们一心读书，具有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的君子节操，坚持正义，不与世俗苟合，而当时的人们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终生都住在家徒四壁的蓬室之中，就连布衣粗食也得不到满足。他们逝世已有四百余年了，但他们的弟子却依然不断地纪念他们。现在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当时的国家法令，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办事求结果，答应人家的事一定兑现，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做到了使危难的人获生，施暴的人丧命，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本领。以称道自己对他人的恩德为耻。为此，他们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

况且急事是人们经常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被困于井底粮仓，伊尹曾背着鼎锅和砧板当过厨师，傅说也曾隐没在傅险筑墙，吕尚也曾受困于棘津，管仲亦曾遭到囚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子曾在匡地受惊吓，并遭到陈、蔡两国发兵围困而饿得面带菜色。这些人均为儒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还遭到如此的灾难，何况那些仅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他们所遭受的灾祸又如何能说得完呢![1]乡下的人有这样的话：“谁知道什么仁义不仁义，凡是给我好处的人，便是有道德的人。”因此，伯夷认为侍奉周朝是可耻的，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但周文王、周武王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盗跖、庄跻残暴无忌，他们的党徒却没完没了地称颂他们的义气。由此看来，庄子所说的：“偷衣钩的人要杀头，窃国的人却做了王侯；王侯的门庭之内，总有仁义存在。”此话一点不假。如今拘泥于教条的那些学者，死抱着那一点点仁义，长久地在世上孤立，还不如降低论调，接近世俗，与世俗共浮沉去猎取功名呢!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很重视获取和给予的原则，并且恪守诺言，义气传颂千里，为义而死，不顾世人的议论。这正是他们的长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有些士人，到了穷困窘迫时，就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游侠，这些游侠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豪杰、特殊人物吗？如果把乡间的游侠与季次、原宪等比较地位、衡量能力，看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总之，从办事到见功效，说话守信用来看，游侠的义气又怎么能缺少呢!

古代民间的游侠，已经不得而知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卿相的地位以及封地的丰厚财产，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在诸侯中名声显赫，这不能说不是贤能的人。这就如同顺风呼喊，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是风势激荡罢了。至于像乡里的游侠，修养品德，砥砺名节，扬名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的贤能，这才是很难的啊!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游侠，不记载他们的事迹。秦朝以前，民间的游侠，均被埋没而不见于史籍，我非常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尽管时常触犯当时的法网，然而他们个人的品德廉洁谦让，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不是虚传，士人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至于那些结党营私的人和豪强互相狼狈为奸，依仗钱财，奴役穷人，依仗势力侵害欺凌那些势孤力弱的人，纵情取乐，游侠们也是颇为憎恨他们的。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心意，却随便将朱家、郭解等人与那些豪强横暴之徒混为一谈，并加以讥笑。

太史公司马迁说：学者多称赞五帝，久远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书》，记载的独有尧以来，而不记载皇帝、颛顼、帝喾。诸子百家虽言黄帝，又涉于神怪，都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敢说，不可以取以为证啊。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虽称孔子所传，但儒者怀疑不是圣人之言，所以不传以为实。我曾经西至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北到黄帝尧舜之都涿鹿，东到海，南到江淮，我所经历的地方，所见过的长老，往往称颂黄帝尧舜的旧绩与其风俗教化，固来与别处有所不同。那么别的书说到黄帝的，也或者可以为证。总之，大要不背离《尚书》所记载的接近这些。我看《春秋》《国语》，这两篇发挥阐释《五帝德》《帝系姓》很彰著。顾儒者但不深考而且有的不传讲。这两篇所发挥阐述得很显著，验之风俗教化固然不同一般，都是事实，一点也不虚。况《尚书》缺亡的内容多了，岂能因为它缺亡而算了呢？它所遗失的，像黄帝以下的事情，就时时见于其他的传说中，如百家《五帝德》之类，都是其他学说。有怎么可以因为缙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选取了呢？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人，不能择取。而浅见寡闻者本来就难为它讲说。我按照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次序，选择其中语言比较典雅的。所以写成本纪的开头。

在古代没有专门来规劝君王的官职，从官居高位的公卿大夫到市井百姓从事手工业和从商的人，都可以规劝君王。（等到）汉朝兴盛开始，才有了谏官的称号。

将天下所有的政事，四海之内的百姓，国家社稷的得与失，优势和弊病，都交萃于谏官身上，让他正确地将一切说出来。（谏官）的责任相当重啊！要当好一个谏官，（应当）注意重要的方面，舍弃细微的地方；把情况紧急的事放在前面，把不要紧的事放在后面；只为国家作贡献而不要将自己放在国家前面。那些在名声方面急切的人，一定会在利益方面贪图。（如果这样成为一个谏官的话）那其中的差距又相差多远呢？

天禧初年的时候，真宗下诏设立谏官六名，来监督皇帝的行为。庆历中的时候，钱君开始将谏官的名字书写在专门的文书上，我恐怕日子长了名字会磨灭掉。（于是）在嘉祐八年时，将谏官的名字刻在石头上。（这样）以后的人就可以逐个对着名字议论道：“这个人是忠臣，这个人是奸臣，这个人正直，这个人偏邪。”哎，真是令人警戒啊！

屈原（被）流放了，三年不再能见（到国王）。（他）竭尽智慧用尽忠心，却被谗言遮挡和阻隔。（他）心情烦闷思想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就前往拜见太卜郑詹尹说：“我有所疑惑，希望由先生您来决定。”詹尹就摆正蓍草拂净龟壳说：“您有什么赐教的啊？”

屈原说：“我是宁愿忠实诚恳，朴实地忠诚呢，还是迎来送往，而使自己不会穷困呢？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是宁愿凭力气除草耕作呢，还是游说于达官贵人之中来成就名声呢？是宁愿直言不讳来使自身危殆呢，还是跟从习俗和富贵者来偷生呢？是宁愿超然脱俗来保全（自己的）纯真呢，还是阿谀逢迎战战兢兢，咿咿喔喔（语无伦次地谄言献媚）来巴结妇人呢？是宁愿廉洁正直来使自己清白呢，还是圆滑求全，像脂肪（一样滑）如熟皮（一样软），来谄媚阿谀呢？

”“是宁愿昂然（自傲）如同（一匹）千里马呢，还是如同（一只）普普通通的鸭子随波逐流，偷生来保全自己的身躯呢？“是宁愿和良马一起呢，还是跟随驽马的足迹呢？是宁愿与天鹅比翼齐飞呢，还是跟鸡鸭一起争食呢？”

”“这些选择哪是吉哪是凶？应该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fǔ)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现实）世界浑浊不清：蝉翼被认为重，千钧被认为轻；黄钟被毁坏丢弃，瓦锅被认为可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谗言献媚的人位高名显，贤能的人士默默无闻。可叹啊沉默吧，谁知道我是廉洁忠贞的呢？”

鲁襄公死去的那个月，子产辅佐郑简公到晋国去，晋平公因为鲁国有丧事的缘故，没有接见他们。子产派人把宾馆的围墙全部拆毁，把自己的车马放进去。

晋国大夫士文伯责备子产说：“敝国由于政事和刑罚没有搞好，到处是盗贼，不知道对辱临敝国的诸侯属官怎么办，因此派了官员修缮来宾住的馆舍，馆门造得很高，围墙修得很厚，使宾客使者不会感到担心。现在您拆毁了围墙，虽然您的随从能够戒备，那么对别国的宾客怎么办呢？由于敝国是诸侯的盟主，修建馆会围墙，是用来接待宾客。如果把围墙都拆了，怎么能满足宾客的要求呢？我们国君派我来请问你们拆墙的理由。”

子产回答说：“敝国国土狭小，处在大国的中间，大国责求我们交纳贡物没有一定时候，所以我们不敢安居度日，只有搜寻敝国的全部财物，以便随时前来朝见贵国。碰上您没有空，没能见到，又没有得到命令，不知道朝见的日期。我们不敢进献财物，又不敢把它们存放在露天。要是进献上，那就成了贵国君王府库中的财物，不经过进献的丁式，是不敢进献的。如果把礼物放在露天里，又怕日晒雨淋而腐烂生虫，加重敝国的罪过。我听说文公从前做盟主时，宫室低小，没有门阙和台榭，却把接待宾客的馆舍修得十分高大，宾馆像国君的寝宫一样。仓库和马棚也修得很好，司空按时平整道路，泥水工匠按时粉刷馆舍房间；诸侯的宾客来到，甸人点起庭院中的火把，仆人巡视客舍，存放车马有地方，宾客的随从有代劳的人员，管理车辆的官员给车轴加油，打扫房间的，伺养牲口的，各自照看自己份内的事；各部门的属官要检查招待宾客的物品；文公从不让宾客们多等，也没有被延误了的事；与宾客同忧共乐，出了事随即巡查，有不懂的地方就指教，有所要就加以接济。宾客到来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哪里会有灾患啊；不怕有人抢劫偷盗，也不用担心干燥潮湿。现在晋侯的缇别宫方圆数里，却让诸侯宾客住在像奴仆住的房子里，车辆进不了大门，又不能翻墙而入；盗贼公然横行，天灾难防。接见宾客没有定时，召见命令也不知何时发布。如果还不拆毁围墙，就没有地方存放礼品，我们的罪过就要加重。斗胆请教您，您对我们有什么指示？虽然贵国遇上鲁国丧事，可这也是敝国的忧伤啊。如果能让我们早献上礼物，我们会把围墙修好了再走，这是贵君的恩惠，我们哪敢害怕辛劳？”

士文伯回去报告了。赵文子说：“的确是这样。我们实在不注重培养德行，用像奴仆住的房舍来招待诸侯，这是我们的过错啊；”于是，他派士文伯前去道歉，承认自己不明事理。

晋平公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郑简公，宴会和礼品也格外优厚，然后让郑简公回国。晋国接著建造了接待诸侯的宾馆。

叔向说：“辞令不可废弃就是这样的啊！子产善于辞令，诸侯靠他的辞令得到了好处，为什么要放弃辞令呢？《诗.大雅.板》中说：‘言辞和顺，百姓融洽；言辞动听，百姓安宁。’子产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