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

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

此诗当为公元76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作于夔州（今重庆奉节），当时杜甫56岁。“简”是信件，这一首诗也是一封信。吴郎，即吴南卿，是来自忠州的一位“司法”（州政府的军事参谋），是杜甫的晚辈姻亲，暂住夔州，与杜甫关系很好。杜甫在夔州有两处住宅，一处是靠近市区的瀼西草堂，一处是在东屯农庄的茅屋。平时他居住在瀼西草堂，当时是秋天，杜甫负责管理一百顷公田，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杜甫搬到了位于白帝城东十余里的东屯。搬家后，将瀼西草堂借让给吴郎住（有《自瀼西荆扉且移东屯茅屋四首》记其事）。仇兆鳌注：“此章为吴郎借居而作也。乘舸而至，遣骑往迎，见宾主之情。昔藉疏豁，今停宴游，以借居故也。五六，疏豁之景。七八，迁居后事。”整首诗记述的是吴郎到来前后的情事。

在古代，一个地位低下的读书人，为了能进入仕途、获取更大的现实利益，有时必须走攀附权贵之路。年轻时候的韩愈中进士四年却一直不得仕进，所以他给当时的宰相写信，想以文章打动宰相，以求取到宰相的引荐和提拔。《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是韩愈写给宰相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动人之笔，比喻自己处境艰难如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试图以此来打动宰相。文章紧扣“势”、“时”着笔，运用比喻、设问、反驳等手法，将个人的思想写得振振有辞，跌宕起伏。作者很讲究行文变化，尤其恳切的言辞将其迫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本文既反映了封建统治下扼制人才的社会环境和人情冷暖，同时也展现了封建文人乞求仕进的窘态。

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

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

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是书信体的应用文。那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得到第二名，循例要向所有考官分别写感谢信。梅尧臣位分不高，本来不一定能参与到阅卷工作中来。是挚友欧阳修的保荐，用临时借调的方法让他参加的。在那一届的五六个考官当中，梅尧臣是品阶最低的一个。但是古文观止选入这一篇是有理由的。我认为，整本观止里，得第落第的士人写给权贵和考官的信里，这一篇是最好的。《上梅直讲书》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轼非凡的见识眼力。全文被现代人断成了两大段。

作者是用他的读书心得开头的。我每每独到诗经的《鸱鸮》，和尚书的《君奭》时，都暗自为周公的不遇而悲伤。看《史记》的时候，读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没有断绝，颜渊、仲由这样的弟子还在与他来往问答。孔子曾说：“现今朝野上到处充斥着恶人，是我坚持的道不对吗？不然我怎么还会落到如今的地步？”颜渊说：“夫子的道是极其广大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容纳不下它。不过就算这样，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正是因为您不被这俗世接受，才能结纳到志同道合的君子啊。”孔子忍不住喜动笑颜地说：“颜回，如果你以后富有了，我就要做你的管家。”虽然天下都不能容纳孔子和他的道，但是他却能在与弟子的交流中得到莫大的乐趣。推算起来，周公的富贵又比不上孔子的贫贱了。召公这样的贤者，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兄弟尚且不理解周公的心，周公又能与谁一起分享他的富贵呢？但是，和孔子共处贫贱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这就是值得孔子快乐的地方了。

这个开头一大段是意味深长的。周公和孔子的生平本为大家所熟知，一般运用起来都和废话差不多。苏轼却不怕麻烦，不嫌人家说他废话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把这两人的故事又叙述了一遍，还写的特别长，是有很深考虑的。梅尧臣的潦倒不遇是很厉害的了，如果不是欧阳修自始至终地帮助他、赞美他，“到处逢人说项斯”，可能他在身后一点名声都留不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这么看，连同时代的人也是这么想的。我倒不是说梅尧臣得到的名声与实际不符，而是说他真的是多亏了欧阳修。欧阳修从认识梅尧臣开始，直到梅死去，直到自己老年退休回乡，始终不渝地绝口称赞梅尧臣的文学才干和他们共同的文学见解。这里头有欧阳修本人的气质因素使然——他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见了优秀的青年，奖掖揄扬唯恐不尽，经他提携的人都名声大振。但是，得到欧阳修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么深情关注的人，只有梅尧臣一个。千古之下，我想到这段故事仍然觉得感慨不已。梅欧的情谊，和李杜的不同，和元白的也不同，大概是在一个文士朝代里能有的最好的朋友知己之情了。此文的开头，妙在不直言自己的仰慕结交之意（这是俗人的做法），也不直言自己对梅尧臣生平的看法（这样太突兀，读之恐梅公不喜），而是疏荡开去，以圣贤故事淡淡开头，而且叙述得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提起精神看他后面如何讲。

第二段的章法、态度更妙。我七八岁时才知道要读书，听说世上有位欧阳公，为人就好像古时的孟轲、韩愈这样的人。又有一位梅公，与他交游议论。等我后来长大了，才能读懂他们的诗文，私下揣度他们的为人，感受他们那种脱离世俗的快乐，于是自己也觉得快乐了。但是，那时我为求得一点做官的俸禄，还在学习作诗作文，自惭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献给二位看的。所以我为了应试来到京师一年有余，还没有登门拜访过。今年春天，您和欧阳公主持礼部考试，我没想到自己能得到第二名。后来又听说，您喜欢我的文章，觉得有孟轲的风度气格；欧阳公也觉得我的文章不是一般世俗人的文章，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名次。我没有通过您二位的左右仆役，也没有通过您二位的亲戚旧识来为我请托。之前十几年只听过大名却没见过真容的二位阁下，一天之内就成了我的知己。我回去沉思这件事，做人不能光为了享受富贵，也不能无知无识地处于贫贱。世间有这样的大贤士，我又能成为他们的门生，这就足够了。就算让我一时交了好运，带着十几个人乘车骑马气派地出行，引来市井百姓对我围观称羡，我又怎么能拿来交换这种快乐呢？左传上说：“不怨天，不尤人”，只因为“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您名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貌神情一向温和平静，文章宽厚敦朴没有怨言，一定是从这种“道”里有所启迪。我希望与您一起了解它。

作者的心态是非常镇定从容的，他对自己写的文章足够吸引人这一点毫不怀疑。梅尧臣不是高官，但每天也必然有公文来往要看；一次科举有二百多人入选，即使只有一半人特别懂礼给他写信，也不是轻松的阅读量。苏轼敢在主旨之外貌似游荡一半的文字（主旨说白了就是套近乎），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不鸣则已一击即中。在这一段开头，作者依然非常沉得住气，自叙读书经过和对欧阳修的企慕，这才淡淡提到了梅尧臣一句，算是交代了梅的出场。而且自叙身世时，并不自失身份。他始终将欧梅并称，并不对梅尧臣满口谀辞。真正表现出作者的倾心结纳之意的，其实只有全文最后一句罢了。换了一般人，一定会焦急地将最后一句放在开头来表明心迹。这样力气在第一口就泄光了；不像这篇始终含着一口气，从容不迫缓缓吐露，气势深厚又浑然一体。这是《上梅直讲书》章法的妙处。当然又不止于此。我把此文最大的好处概括为“格高”，格是立意境界见识胸襟眼光。作者在文中抓住的是梅尧臣生平最得意处，所以只需轻轻一挠，读者就浑身舒泰了。梅尧臣生平最得意什么？是有人赏识他吗？是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又切实地帮助了他吗？都不是。我说，是赏识梅尧臣的欧阳修值得他回报以同样的赏识，这才是梅的平生最得意处。以国士待我者，我当以国士报之。回报贵人是有义，回报值得回报的贵人是有情有义。而且这时并不需效仿常人，非得肝脑涂地杀身以殉不可。以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平生行止而言，他们是知己而兼朋友。非要数说过去梅尧臣的仕途如何被欧阳修一再连累，欧阳修又如何卖力为梅尧臣奔走鼓吹，倒是落入下乘了。这时，欧阳修像孟子韩愈，乃是梅最喜闻者，绝不会引起丝毫不快。第一段中，用富贵而不快乐的周公，衬托出贫贱而快乐的孔子，也是因此意图彰然。这种写法顶妙在于，既然欧梅互引为知己，苏轼又深表自己以受知于二人为至乐之心，则苏氏也自许二人为自己的知己了。苏轼以大贤为知己，即自期为大贤之意表露无遗。这就是我认为本文“格高”的所在。作者在几百字之内，给梅尧臣拍了一个至高无上（拿孔子作比）、极其巧妙又极为真实的马屁，同时寄表现了对考官的好感，又不露痕迹地显示了自己的野心。真是非有极大胸襟极深见识的人不能做到。

此文的布局深谋远虑，表面看来却稀松平常。它的语言也有它的好处。比如颜渊说的“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有深意，夫子的笑是“油然而笑”，很形象。“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算是全文的名句。引用的两句《左传》也是恰到好处，十分得体。欧阳修觉得苏文有孟轲之风，是指苏轼滔滔雄辩、言辞无碍、气势浑成而言。

文章围绕曹操「同尊汉室」有无诚意的「诚」上做文章，针对来书要孙权「内取子布，外击刘备，以效赤心，同复前好」的胁迫，予以严正的驳斥。文章通过征引史实和现实，逐一辨析，剥尽其试图以诈迫谋取江东的野心。

文章劈起就引汉高祖田横、韩信事，以「死」字领起全篇，与其如韩信拱手待毙，尚不如田横全节自刭。这里的全节指扶助汉天子，以正名声，其实表示了君子不怕死，还有何死可畏，敢于决一雌雄的强硬态度。这个论断斩钉截铁，气势压人，打了曹操的一切妄想，彷佛突兀高山敌挡万乘来犯。这一段叙中有论，以论为驳。为全文蓄势，为下文驳论伏笔。

下文叙事述理，驳在其中。曹书言「以效赤心」。这是个政治问题。文章历数父兄业绩，自陈「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毕先将军之志」，只欲求义师，「同奖王室，上助天子」。而「退守藩国，无失春秋朝觐之节」则言明，决不失地称臣。紧接着指斥曹操「威挟天子，以令天下」，重蹈王莽覆辙。那么「以效赤心」的究竟应该是谁呢？妙在下一句却又拉回感情，叙婚姻之旧，以「同好」之情而婉诫之。措词严正却又婉而有节。

第二层，甚赞刘备「雄才大略」，拙于攻长于守，是东吴的唇齿之邦；夸张昭（子布）有孔明之才，是国家重臣。曹书教杀此二人，使内失谋士，外失明军，岂不叫孙权束手待毙吗？这儿照应了韩信拱土待毙的开头。文章藉引证春秋时假道虞国的典故，点出曹操险恶居心。

至此所谓「同复前好」的谎言已不破自现了。第三层，孙权问：杀士失土，以一匹夫托身于如此居心的人可靠吗？赤壁之仇记忆犹新，一个记过忘功，滥杀自己贤才的人还会放过一个赤手空拳的仇敌？

文章像剥笋般层层深入，使其狼心暴露无遣。在谋篇上，撒得开收得拢，挥洒自如。说理时，广征事例驳斥有力，其锋芒却深蓄其中，文中又常用被动语气，用缓和的方法表达严厉的指责，如：「见教杀昭与备，仆岂病狂也哉。」符合书信这种语体的特点，又显出孙权胸中自有百万雄兵从容不迫的大度。也体现了作者精研史事，善于审时度势和词令政治家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