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

这首诗载于《全唐诗》卷二百零一，是一首即兴口占而颇为别致的送行小诗。首句似即景信口道来，点明刘判官赴行军的季候（“五月”）和所向。“火山”即今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海拔四、五百米，岩石多为第三纪砂岩，色红如火，气候炎热。尤其时当盛夏五月，那是“火云满山凝未开，鸟飞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的。鸟且不敢飞，无怪“行人少”了。所以此句还写出了火山赫赫炎威。而那里正是刘判官赴军必经之地。这里未写成行时，先出其路难行之悬念。

接着便写刘判官过人之勇。“看君马去疾如鸟”，使读者如睹这样景象：烈日炎炎，黄沙莽莽，在断绝人烟的原野上，一匹飞马掠野而过，向火山扑去。可见那骑者身手是何等矫健不凡。以鸟形容马，不仅写出其疾如飞，又通过其小，反衬出原野之壮阔。本是“鸟飞千里不敢来”的火山，现在竟飞来这样一只不避烈焰的勇敢的“鸟”，令人肃然起敬。这就形象地歌颂了刘判官一往无前的气概。全句以一个“看”字领起，赞叹啧啧声如闻。

“都护行营太白西。”初看第三句不过点明此行的目的地，说临时的行营远在太白星的西边──这当然是极言其远的夸张。这样写却显得很威风，很有气派。细细品味，这主要是由于“都护行营”和“太白”二词能唤起庄严雄壮的感觉。它们与当前唐军高仙芝部的军事行动有关。“太白”，亦称金星，古人认为它的出现在某种情况下预示敌人的败亡（“其出西失行，外国败”，见《史记·天官书》）。明白这一点，末句含意自明。

“角声一动胡天晓”这最后一句真可谓一篇之警策。从字面解会，这是作者遥想军营之晨的情景。本来是拂晓到来军营便吹号角，然而在这位好奇诗人天真的心眼里，却是一声号角将胡天惊晓（犹如号角能将兵士惊醒一样）。这实在可与后来李贺“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奇句媲美，显出唐军将士回旋天地的凌云壮志。联系上句“太白”出现所预兆的，这句之含蕴比字面意义远为深刻，它实际等于说：只要唐军一声号令，便可决胜，一扫如磐夜气，使西域重见光明。此句不但是赋，而且含有比兴、象征之意。正因为如此，这首送别诗才脱弃一般私谊范畴，而升华到更高的思想境界。

此诗不落一般送别诗之窠臼。它没有直接写惜别之情和直言对胜利的祝愿。而只就此地与彼地情景略加夸张与想象，叙述自然，比兴得体，颇能壮僚友之行色，惜别与祝捷之意也就见于言外，在送别诗中堪称独具一格了。

这首诗以秦筝为题作歌写送别。全诗可分为三层。

诗的前四句主要写秦筝的音调特色。以“汝不闻”点明此歌乃是为肖正而作，并且强调秦筝，引起全诗，“苦”，概括了秦筝声调的特色。次句又以秦筝构造的复杂暗示曲调将不同寻常。三、四两句则具体写秦筝的声音特色，先直接写声调的幽怨沉缓，然后又以时间的推移写曲调的悠远绵长，人们预知秦筝将奏出动人的曲子。

诗的次四句写送别时弹奏秦筝。先点明水绕树合的红亭，是送别的环境，也是弹筝的环境。次点出所弹曲调为‘黄钟乐》和《白芝曲》。然后集中写秦筝的音乐效果：清风飒飒而来，浮云停滞不动。“飒”，透露出凄怨，“云不去”反映出缠绵难舍。这两句不仅用自然界的景物形象写出秦筝之声，而且以物之尚且有知’，衬托了人之不能无感，遂有“闻之酒醒泪如雨”一句，来写秦筝声引起的惆怅别情。

诗的最后两句点明“送”字。归秦地而作秦声，歌题是恰切的。结尾“汝”字与开头“汝7字相呼应，强调“送汝”，而一个“悲”字呼应开头的“苦”字，写出借秦筝传达出的悲苦不忍别离的心情。其中似也包含着弃置州县，难以归京的苦闷。

这首诗情调悲切婉转，催人泪下，韵脚也低沉凝重，突出地表达了诗人送别时凄怆悲苦的心绪。

这首借歌颂热海的奇特无比以壮朋友行色的送别诗，是诗人在北庭，为京官崔侍御还京送行时所作。此诗或写于交河郡，或写于轮台县。热海即伊塞克湖，又名大清池、咸海，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唐时属安西节度使领辖。岑参虽未到过那里，但根据传闻和自己长期在荒远之地的体验，把它写得有声有色、神奇无比。

岑参的边塞诗独具特色，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他的诗突破了以往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而《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则是其中一篇很有特色的边塞诗，它巧妙地把写景与送别结合起来，却又没有丝毫的矫柔伤感之请，代之以热情澎湃，在边塞送别诗中闪出耀眼的光彩。

全诗十六句，以夸张的手法写热海无与伦比的奇热。读罢全诗，令人如临其境，仿佛感受到蒸腾的热气。

开头两句，概括出热海的特点。“西头热海水如煮”虽是夸张，但比喻贴切，用滚烫开水作比，使人很容易想象热海的水热的程度。

热海其热无比，所以第三句说“海上众鸟不敢飞”，但这并不足为奇，奇的是“中有鲤鱼长且肥”，在滚烫的热海水中，居然有鲤鱼存活，而且长得又长又肥，这就很使人诧异了。

以上是“侧闻阴山胡儿语”，所用语言通俗形象，如同口语。接下去写当日亲眼所见。由所闻转入所见，过渡自然，衔接紧凑。所见情景，诗人抓住与海水密切关联的几种具体物象；岸旁青草、空中白雪、沙石虏云和浪波汉月。岸边的草木非但没有被热水灼伤而萎枯，反而青青常绿；但空中的白雪，却在很远的地方遇到热气旋就化为乌有。上有云天白雪，下有绿叶青枝，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热海，风光奇异。“”两句十四字中，用了蒸、烁、燃、沸、炎、煎六个动词，夸张地描绘出热海的威力：蒸热了沙子，熔化了岩石，点燃了天边云朵，煮沸了细浪，烤热了波涛，煎烫了高空明月，充分显示出诗人炼字之工和大胆而奇异的想象。

“阴火潜烧天地炉”四句，诗人突发奇想，发出喟然之叹：蕴藏在地下的火，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常燃不息，为什么偏偏把这西边一角烧得这么热？高处，它吞食月窟，侵及星辰；远处，它的气焰越过西方的赤坂，一直威逼更远的单于。诗的十三、十四句，交代吟诗的环境和原由。吟诗是为了为友送行；地点在天山脚下的城郭；时间是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际，触景生情，引起一番对热海的赞叹。

诗的最后两句，诗人用风趣的语言，作了临别赠言：“”意思是说：侍御大人自京师御史台来边陲视察，尽管您威严如霜，但为这热海般的将士赤心所感化，您那冷若寒霜的威严也会淡薄的。

岑参的这首诗，在写作手法上以“侧写”标新，全诗写热海，由水中到地面到空中，处处炎气逼人，除了“侧闻”的“水如煮”外再没有出现一个“热”字，而是通过鱼、鸟、草、雪、沙、石、云、浪、波和月等景物的描写，表现出热海之热，使全诗真实可感。

此诗寄情出人意表，构思新奇。诗人巧设回环，在极力描述了热海之奇景，让读者陶醉于热海风光之时才宛然一转，表明自己吟诗的环境和缘由，“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在天山脚下的城郭，在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时，与朋友送行，无尽的离别之情用一“醉”字消融于无形，豪放不羁。“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这最后两句，用热情洋溢的语言盛赞崔侍御的高风亮节，连热海的炎威也为之消减。

这首诗作于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旧历六月。当时，高仙芝正在安西率师西征，李副使（名不详）因公从姑臧（今甘肃武威）出发赶赴碛西（即安西都护府）军中，岑参作此诗送别。

这首送别诗，既不写饯行的歌舞盛宴，也不写分手时的难舍离情。作者只是以知己的身份说话行事，祝酒劝饮，然而字里行间却使人感到一股激情在荡漾。

李副使将离武威，远赴碛西，因而诗的开头两句即点明时令，以李副使出塞途中必经的火山、赤亭这段最艰苦的旅程开篇。“火山五月人行少”，诗人早有吟咏，况六月酷暑。作者不从饯行话别落笔，而以火山、赤亭起句，造成一个特殊的背景，烘托出李副使不畏艰苦、毅然应命前行的豪迈气概，而一路珍重的送别之意也暗含其中了。三、四两句在写法上作一转折，明写李氏不平凡的经历，激励其一往无前：“知道您经常出入边地，岂能见到轮台的月亮而惹起乡愁呢？”这里“岂能”故作反问，暗示出李副使长期驰骋沙场，早已把乡愁置于脑后了。“岂能愁见轮台月”，是盛唐时代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反映，是盛唐之音中一个昂扬的音节。诗的五、六两句是招呼、劝说的口气，挽留李副使脱鞍稍驻，暂入酒家，饮酒话别。作者越过一般送别诗多诉依依不舍之情的藩篱，直接提出此次西行“击胡”的使命，化惆怅为豪放，在送别的诗题下开拓了新的意境。诗末两句直抒胸襟，更是气贯长虹：“功名请向戎马沙场上求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祗向”，语气恭敬而坚决。这既可看作岑参勉励李氏立功扬名，创造英雄业绩，又是自己的理想和壮志。这两句将诗情推向高潮，英雄豪气使后世多少读者为之激动振奋。

这首诗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并且突破了一般送别诗的窠臼。其口语化的诗歌语言，让人感到亲切洒脱。悠扬流美的声调给人以奔放明快的诗意感受。自由活泼的韵律，跌宕有致的节奏，显示出一种豪迈的气势，传达出火一般的激情，将给远行者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这是赠给日本僧人的送别诗。诗之起笔突兀，本是送别，前两句却不写送归，偏从来路写起。“若梦行”表现长时间乘舟航海的疲惫、恍惚的状态，以衬归国途中的艰辛，并启中间两联。颔联写海上航行时的迷茫景象，暗示归途邈远。“浮天”状海路之远，海面之阔，寓含着对僧人长途颠簸的关怀和体贴。“法舟”扣紧僧人身分，又含有人海泛舟、随缘而往之意蕴，储蓄空灵，意蕴丰富。颈联写僧人在海路中依然不忘法事修行，在月下坐禅，在舟上诵经。“水月”喻禅理，“鱼龙听”切海行，又委婉表现僧人独自诵经而谨守佛律的品性，想象丰富。尾联用“一灯”描状僧人归途中之寂寞，只有孤灯相伴，这是实处。但实中有虚，“一灯”又喻禅理、佛理。虚实相映成趣。此诗后半首不明写送归，而写海上景物，这就拓宽诗境，不受内容拘泥，使较窄的题目，能有丰富的内容，成为好的诗篇。

此诗在立意上有两点需注意：一是所送者为僧人，诗中用了一些佛教术语，如“随缘”、“法舟”、“禅”、“梵”、“一灯”等，切合人物身分。二是僧人来自日本，又欲归日本，必经大海，故极言海路航行之苦。中间两联前人多谓其写来途，实嫌拘滞。其实是往返兼写，而以返途为主，这样才能与“归日本”的诗题相合。此诗因送人过海，因而从对禅机的抒发，把这惜别之情委婉地表达了出来。海趣禅机，深情厚谊，融为一体，为一首送别的好诗。

全诗前半部分写日本僧人来华，后半部分写日本僧人回国，诗中多用了“随缘”、“法舟”、“禅寂”、“水月”、“梵声”等佛家术语，充满宗教色彩，带有浓厚的禅理风格，并紧扣送僧的主题，寄寓颂扬的情意。全诗遣词造句融洽、自然，足见诗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艺术功底。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

此诗首联便紧扣桂林之得名，以其地多桂树而设想：“苍苍森八桂。”八桂而成林，真是既贴切又新颖。把那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南方胜地的魅力点染出来。“兹地在湘南”，表面上只是客观叙述地理方位，说桂林在湘水之南。言外之意却是：那个偏远的地方，却多么令人神往，启人遐思。以下分写山川物产之美异。

桂林之奇，首先奇在地貌。由于石灰岩层受到水的溶蚀切割，造成无数的石峰，千姿百态，奇特壮观。漓江之水，则清澈澄明，蜿蜒曲折。“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极为概括地写出了桂林山水的特点，是千古脍炙人口之佳句。但近人已有不以为然者，如郭沫若《游阳朔舟中偶成》云：“罗带玉簪笑退之，青山绿水复何奇？何如子厚訾州记，拔地峰林立四垂。”日本吉川幸次郎《泛舟漓江》云：“碧玉青罗恐未宜，鸡牛龙凤各争奇”等。其实，桂林之山虽各呈异态，但拔地独立却是其共同特点，用范成大的话来说：“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简瑶簪，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如此，诚为天下第一。”（《桂海虞衡志》）而漓江之碧澄蜿蜒，流速缓慢，亦恰如仙子飘飘的罗带。所以这两句是抓住了山水形状之特征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只是秀丽甲于天下，其雄深则不如川陕之华山、峨嵋。桂林山水是比较女性化的。韩愈用“青罗带”、“碧玉篸”这些女性的服饰或首饰作比喻，可以说妙极。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二句则写桂林特殊的物产。唐代以来，翠鸟羽毛是极珍贵的饰品。则其产地也就更有吸引力了。加之能日啖“黄甘”，更叫宦游者“不辞长作岭南人”了，这二句分别以“户”、“家”起，是同义复词拆用，意即户户家家。对于当地人来说是极普通的物产，对于来自京华的人却是感到新异的。

以上两联着意写出桂林主要的秀美奇异之处，酝酿够了神往之情。尾联归结到送行之意，严大夫此去桂林虽不乘飞鸾，亦“远胜登仙”。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可贵的是写出了逸致，令人神远。

韩诗一般以雄奇见长，但有两种不同作风。一种以奇崛见称，一种则文从字顺。这首诗属于后一类。写景只从大处落笔，不事雕饰；行文起承转合分明，悉如文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