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深刻分析了唐朝之所以会发生安史之乱和唐王朝军队一败涂地的原因，诗中不仅将腐化昏聩的唐明皇和诸般谄媚误国的佞臣一同作了鞭挞，总结历史的教训，而且影射了北宋末年腐败的朝政——君主荒淫无能，臣僚尔虞我诈。用借古喻今的方式来对当权者予以劝戒，表现了诗人对北宋末年朝政的担忧。

这两首诗描写了作者登上百丈峰的所见、所思，境界阔大而高迈。第一首诗描写了诗人登上百丈峰所见到的营垒、胡天雄壮苍凉的景象，并联想到昔日的战争以及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

“”诗人登山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百丈峰的山景，而是曾经为匈奴长期占据、汉兵多次征讨的燕支山，可见诗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为游览，而是想要观察边疆关隘的地势，思索文治武功的才略。

“”有感慨昔日战阵已不在，如今胡兵仍猖撅之意。

“”诗人思前想后，对霍去病征伐匈奴的赫赫功勋不由感慨良多。

“”诗人思接千古，看到北方继匈奴而后，又有羌、突厥等为祸中原，非兵戈所能平夷，因此多少征战都是徒耗国力而已。

“”面对自然界的从容与亘古不变，诗人更感到那几多征讨，几多纷扰，如今都湮没了，顶多留下记载。

全诗先写登山所见，遂由故垒胡天中联想到昔日的战争，诗人自然想到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追今抚昔后，结论是:“徒草草”而已，最后面对永恒的自然，诗人更感到困惑，只能在一片疑虑中，悲哀地结束诗章。诗人在《塞上》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并充满信心地提出“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可以是解决边境问题的方法之一。如今诗人面对“霍将军”的“连年此征讨”而“匈奴终不灭”的现实，不由陷人了新的彷徨。目睹‘“鸿雁飞”之景，诗人囿于积极用世的功利心态的枷锁，并没能体悟到顺其自然的妙处，只是陷入更艰苦的徘徊和思索之中。回首当年的几多征伐，如今纷扰依然，诗人不禁感慨万千。诗人久居塞外，与边疆人民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对边疆事务体察入微，往往更能觉人所未觉。这首诗堪称是诗人怎样对处理边疆纠纷，以求长治久安之策的深深思考，因此此诗的政治意义与其文学意义一样光耀诗坛，横亘边塞。

第二首诗由上文对边疆守御的思考，由此而及晋朝在胡人的入侵中灭亡的史实，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和过程，深深感叹内政不修则外虏入侵，并以此讽喻时局。

“”诗人对晋国国灭，遭逢大难，感到痛惜。

“”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原因，正因为内政混乱，才导致国力衰微，游牧民族才得以长驱直入。

“”诗人指出政权衰弱则人民如待宰的羔羊，任由人侵者宰割。这是胡人入侵所造成的悲惨现实。

“”诗人居安思危，告诫当局者。

“”诗人总结晋朝灭亡的教训，指出了那些只顾一味争名夺利者的可鄙可悲的下场。

全诗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过程，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潜伏的危机，最后诗人对追求名利的人提出批评。后来李唐王朝为后梁所覆灭，中国进入五代十国这一与南北朝一样的混乱时期。这首诗竟成了大唐王朝不幸的偈语，这或许是诗人所始料未及的。

垓下，古地名，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系楚汉之争最后决战之处。史载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联合各路诸侯，统军三十万，兵分三路追击西楚霸王项羽，把项羽围困在咳下。刘邦并用张良计，命汉军夜时皆于四面唱起楚歌，楚兵闻之，军心涣散。项羽在楚歌声中亦不能寐，披衣饮酒帐中，缅怀往日称雄于世，至今穷途没落，顿生英雄末路的凄怆之情，遂对着爱妾虞姬和心爱的战马而慷慨悲歌，潸然泪下。天明后孤身突围至乌江，自刎而死。《垓下怀古》综述了项羽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由于刚愎自用、暴戾骄矜，政治上霸道不仁而丧失民心，终于帝业无成，自杀身死的史实。本诗格调深沉悲壮，充满感慨，充满激情，令人回肠荡气，一唱三叹。

全诗二十句，四句一转韵，分为五个自然段落。全诗的重点是在写当时古都的荒凉，因此第一段就着力描写了作者驱马荒城所见的景象：在缓辔徐行中，只见满城一片荆棘，莽莽苍苍，昔日巍峨壮丽的魏王宫观如今长满了禾黍，曾经威震诸侯的信陵君和他的三千食客，也已烟消云散，化作满地灰尘。这一段起得苍劲有力，它以形象的笔墨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荒城图，首先给读者以满目凄凉的强烈印象，起了笼罩全篇、奠定基调的作用。这一段虽然是描绘驱马所见，是在说“今”，但其中的“魏王宫观”“信陵宾客”已暗中寓“昔”，在今昔对比中，眼前的所见更为突出。第二段是对往昔的追忆，与第一段形成对比：在雄都朝市中，轩车驰骤，歌钟四起，一片繁华景象；而军队有三十万之众，国家方圆千里，国势堪称强盛。这一对比，使第一段的形象有了深厚的背景，并且格外鲜明。第三段一方面反接第二段，同时回应第一段，从对往昔的追忆，又回到眼前的景象：那高敞的舞榭歌台和曲折的池沼，已荡然无存，在断壁颓垣中，只见狐狸奔窜，草木黄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这与第二段的热闹繁华恰成对比，而且“高台曲池”，自身也有对比。第四段紧承第三段，同时也以“摇落”“秋草”等字面遥接第一段，好像是在写此时情况：游侠之士口里，还在传说着信陵君窃符救赵时壮士朱亥的大名；路上的行人，还可辨认出向信陵君荐举朱亥的老者侯嬴居住过的大梁东门的道路。实际上，这也是对往昔的追忆，形成物是人非的对比。最后一段，作者从朱亥、侯嬴联想到曾经得到赵王赏赐白璧黄金，骑骏马、佩宝刀，后来终于困于大梁的虞卿，如今也已成为难以追思的过客了，只有汴水一直在默默地向东流去。这些从前的人事，与此时古城的颓败荒凉，也形成强烈对比。全诗的今昔对比，在章法上，曲折而有变化，但又井井有条，一脉贯通，通过这种反复交错的对比，使无限兴亡之感，从字里行间沛然涌出，震动着读者的心灵。

诗人善于寓感慨于写景之中，情景高度融合，使兴亡之叹和身世之感，从鲜明的形象中自然流出。第一段用“驱马荒城愁杀人”来抒发自己初进大梁时的惊愕、感叹之情，而景物方面则以满城的“荆榛”“禾黍”“灰尘”来烘托，使感叹显得极为自然。“愁杀人”三字，既体现出诗人无限慨然之思，又使古城倍显荒凉，情景相生，收到了强烈的效果，全篇的怅惘凄凉之情，也由此衍生而出。第三段中“全盛须臾哪可论”一句，前有“忆昨”一段作铺垫，后有“遗墟”“古地”作反衬，情感就自然跳脱而出。而第四段“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二句，则是全诗感情的高峰突起之处。诗人面对荒城，在暮天摇落之际，顿生宋玉之悲，兼感朱亥、侯嬴之豪情壮举，一腔无可寄托的豪荡、愤懑之情，不能自制，于是“抚剑悲歌”，那悲壮苍凉的歌声，在古城中回荡，愈发显得悲凉感人。特别是末段最后两句，“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见水东流”，有总结全篇的作用，感情极为广远、深沉。作者伫立在秋水漫漫的汴河之滨，眼见“逝者如斯”，各种愁思；一起涌至。这其中，有对往古的怀想和凭吊，也有对自己年华逝去而一事无成的嗟叹，更有对于国家局势的深情的关切。诗人将难以诉述的复杂情怀，都倾注在一江流水之中，使得感慨更为深沉，意味更为悠长，而在质实的描写之中，最后宕开一笔，也显得极为空灵。那激荡胸怀的感情，与景物相融合，收到了十分强烈的艺术效果。

此外，在音韵对偶上，全诗四句一转韵，第一、三、五段为平声韵，第二、四段为仄声韵，平仄相间，形成起伏跌宕，顿挫回环之感。句子以散行为主，但除第五段外，其余每段都是散偶相间，即每段开始二句为散行，后两句为对偶。这样，“隔联间以对仗，壁垒森严”（《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下，黄培芳评），“按节安歌，步武严整，无一往奔轶之习”（《唐风定》卷九，邢昉批）。这些都更有利于表现诗中那种豪健挺举、深沉悲凉的兴亡之叹。

高适在仕途辉煌时，曾官至淮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诗名远播。一些优秀的边塞诗赞扬了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了他们以身殉国杀敌立功的豪情，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充满了乐观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高适的为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政治抱负。但是他在少年时，相当落魄，其诗歌大多感慨怀才不遇，仕途失意。这首诗则写于未入仕途之时。

“”这两句歌咏历史上范睢的一段故事。诗中的“尚有”，还有；“绨袍”，用一种比绸子厚实、粗糙的纺织品做成的袍子。“范叔”，指范睢。范睢字叔，故称。《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战国时范睢事魏大夫须贾，因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赐他金十金和牛酒。须贾怀疑范睢通齐，告诉魏相。魏相派人凌辱范睢，几欲置之死地。范睢装死得以逃到秦国，游说秦昭王获得成功，被拜为相，封于应（今河南省宝丰西南），称“应侯”。“范睢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睢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睢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后须贾知范睢已为秦相，前往谢罪，范睢没有处死他，说：“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放须贾回魏国。诗中的“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寒冷，而应有贫寒、穷困潦倒的意思；“尚有”与“应怜”相连接，说明须贾虽然曾得罪于范睢，差一点置范睢于死地，但他对故人还有一点同情、怜悯之心，这是非常可贵的。也就是这样的同情、怜悯之情，救了他的命。这说明，为人不可太势利，太刻薄，要宽容，要大度。

“”这两句写须贾并不知道范睢已贵为秦相，还把他当成平民看待。诗人在这里是在借题发挥，意在讽刺须贾徒有怜寒之意而无识才之眼，竟然把身为秦相，把天下所重的范睢看成是布衣寒士，实在可悲可叹。诗中的“天下士”，即国士，杰出的人才。“布衣”，代指平民。古时一般平民穿布衣。平心而论，这两句议论与须贾不识范睢为宰相相衔接，有些牵强附会。范睢被魏相羞辱、鞭挞后，世人都以为魂归地府了；须贾使齐，要拜见的是秦相张禄，不可能知道范睢改名换姓。范睢布衣往见须贾，装作一副穷酸相，没有人会把他与威风八面的秦相张禄联系在一起。因此，说须贾不识国士，不以国士待之，是有些强人所难；而须贾在那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留他吃饭，赠以衣服，应当说是做得不错的，说明他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这与他当初向魏相报告范睢受齐人之金，范睢受到凌辱，奄奄一息，而他不加丝毫劝阻相比，不知要胜过多少倍。也正因为如此，范睢才留他性命，让他回国。但是，诗人是有感而发，向诗人这两句中所说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中比比皆是，诗人少年落魄，晚年才发迹，少年时虽然没有范睢那样的遭受奇耻大辱，但也没有少遭达官贵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没有人在他没有发迹的时候把他当作人才来看。因此诗人借范睢之事批判了这种糟蹋人才、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间接地表明，自己要做一个“天下士”，要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让世人刮目相看。

这首诗叙事和议论结合，充满情感。诗人在诗中发古之幽情，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诗中几个连接词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上两句的“尚有”、“应怜”，写出须贾赠袍时的那种怜悯心态，并不以为范睢能够发迹，更没有看出范睢已经发迹，看出须贾只是一个平庸之人；下两句的“不知”、“犹作”，看上去是心平气和借事说事，而实际上是充满激情，对这种把人不当人看待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同时心高气傲，让世人为之瞻目。

词中有“牧马频来去”、“西风”及“青冢黄昏路”之语，青冢离龙泉关较近，因此可能创作于康熙二十二年九月扈驾至五台山、龙泉关时。

词的上片写眼前之景，景象广袤空阔，荒凉凄冷，情感凄婉哀怨。

词人一开篇就感慨古往今来的兴亡盛衰，从古到今，山河是没有定数的，此时姓觉罗氏，彼时有可能姓叶赫那拉氏，江山的轮回是不以人的意愿而发生逆转的。这句写意气势博大，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无法言语的无奈。从纳兰性德的身世来看，他虽然贵为皇族，但也没有主宰江山的机会，然而跟从皇帝出行的经历，使他对国家的理解更为深刻，使他对时局的变迁更为敏感。作者并没有沉溺于伤感，而是把思绪从对历史拉回到了现实，在眼前，他看到了塞外营训的场景。

“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此句看似平淡，却让人浮想联翩。军营中，号角声起，只见战士们横刀立马，神情严峻，将帅一声令下，他们便在马背上来来回回地操练，拼杀，好一幅壮观的场面。可是，此时的威武严整，并不一定能够使一个国家长久持续下去，它也许会在一夕之间烟消云散，这怎能不让人伤感？一代一代的王朝不都是这样轰轰烈烈而来，又这样失魂落魄而去？战场上的厮杀声，似乎也暗藏着几份悲伤。从结构上来说，第一句是后两句的一个概括，而后两句又是第一句的具体展现。

虽然塞外的景象广袤壮美，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心情愉悦，在他眼中，弥望的仍是一片荒凉，这满目的荒凉又能给谁诉说呢？“荒凉”一词，既是自然景象的真实写照，又是作者心绪的如实昭示。秋天，万物凋零，落叶满地，一派衰败之象，可谁又能说这不是作者心境凄凉的抒写呢？作者贵为皇族，虽然没有出生入死的经历，但仍然心存忧患，多少王朝就是在这起起落落中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清王朝也不例外。西风，即秋风。枫叶经霜会更红艳，越红离凋谢就越近。季节地逝去，风干了自然界的一切，但却风干不了作者满腹的忧愁。在此，作者借景烘托，把幽深的情愫收藏在深秋的枫叶里。

词的上片，无论写景抒情，都没有雕琢的痕迹，以复杂的思绪引出眼前的景象，片末看似以景收束，却景中带情。景中情感的流露，水到渠成，不事雕饰。

词的下片抒发自己的报国志向无法实现的幽怨，景象气势磅礴，纵横驰骋，情感婉约深沉。

“幽怨从前何处诉”，应为从前幽怨何处诉，古人作词，为了韵律的需要，往往在词序上作以调整。“从前幽怨”到底指的是什么幽怨呢？就下文“铁马金戈”而言，应该指的是不能报效国家，纵横沙场的幽怨。纳兰性德是康熙帝的御前侍卫，按理说，他有条件也有能力领兵打仗，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的臣子，做事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其所作所为还得服从皇帝的安排。“何处诉”一语，就道出了他内心深深的孤独，也许是英才盖世，也许是位高权重，才使他的周围变得冷清。

作者虽然志向高远，可又能如何呢？最后不也是像王昭君那样“独留青冢向黄昏”？王昭君曾经因为没有贿赂画工毛延寿而被汉元帝错选作单于呼韩邪的妻子。为了汉与匈奴的和好，她远离家乡，可是最终还不是变成了一堆黄土，有什么用呢？自己空有一腔铁马金戈，气吞万里的报国之志，可拥有这样的志向不也是徒劳的吗？

作者心情沉重，他自我叩问：如果有人问我对理想的情意有多深？那就去看看深山中的夕阳与深秋中的细雨。“深山”“夕阳”“深秋”“雨”这几个意象悲凉凄冷，让人生发出一种挥之不去又无法形容的伤感。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理想的追求是很执着的，但却没有一个实现的途径，所以他的心头淤积着太多的郁闷。但这种情感的表达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对景象的具体描绘展现出来的，婉约深沉，耐人寻味。

这首词从整体上来说，景象博大磅礴，情感凄婉幽怨，自然流畅。面对塞外景象，作者以景写情，又以情带景，使情与景、形与意融为一体。而上篇写眼前之景，下篇写从前之志，虚实形成对比。就整首词来看，手法娴熟而精到。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本，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本，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本”，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本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本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

中国文人喜欢在诗中臧否人物。王象春这首诗，就对项羽、刘邦这两位大人物作了一番评说。

项羽、刘邦当初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都是有野心的人。照司马迁的记载，他俩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一个藐视，一个艳羡，目标却都是自己想当皇帝。后来果然为了天下，龙争虎斗，打得个昏天黑地，野心得遂，小人物也就进入了“大人物”的圈子。在这场争夺中，刘邦胜了，项羽败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自然会为胜者送上无量赞歌，对失败者则大抵少有好话，能像司马迁那样把项羽列入《本纪》，还有不少赞许之辞，就算很不容易了。王象春从功业的成就来观察，以为刘邦能去秦苛法，约法三章，如天降甘霖，深得民心，可谓真龙；项羽勇可称虎，但入关后只知掮枪绰棒、纵火劫掠，不懂收拾人心，只是一介莽夫，终较刘邦逊色。

这一评论虽很简洁，但未有新意。不过，王象春的刘项比较论还有后面两层意思，读来就颇不俗了。

一层是从人格上比较。鸿门宴上，范增三提玉玦，暗示项羽起伏兵杀掉刘邦以除后患，但“项王默然不应”。他堂堂做人，宁可一刀一枪在战场决胜负，不愿意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刘邦不同，当项羽把刘邦他爹绑在砧板上，威胁刘邦退军时，刘邦竟完全不以老子的安危为念，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老子就是你老子。如果你想把你老子煮来吃，请分一碗肉羹给我尝尝。完全是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两相比较，论人格，王象春以为“项王真龙汉王鼠”。中外历史上，政治家都是玩弄诡计的高手，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弄虚作假、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成功了，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灵活的手腕儿载入经典。如果失败，自然另作别论。项羽勇猛，不擅诡计，终于失败，但王象春以为项羽的人格高于刘邦。这样的评论，就有点意思了。做人，总要讲点人格，如果不讲人格，整日玩弄些阴谋阳谋，虽然得了天下，可称枭雄，也难得到人们心底的尊敬。

再一层是从人性的层面作比较。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刘、项同自己心爱女人的关系。男女的情爱，应当是人性的至洁至纯。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正是说的从情爱之深浅可以窥探人性的真伪。一个人如果为物欲、权欲所迷，便不会有真正的男女情爱。即或他们养小妾、包二奶也曾信誓旦旦，一朝同物欲、权欲的利益相左，山盟海誓的女人便被弃如敝屣，成为他们的攫取私欲的牺牲。“垓下美人泣楚歌”是说虞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项王不舍，虞姬自尽，被梅兰芳演得缠绵悱恻。但在《史记》中只说项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然后项王“泣下数行”。“虞兮虞兮奈若何”——译成白话，就是“虞啊虞啊，怎么来安顿你呢？”怎么安顿？没见记述，只说他带着八百从骑突围走了，看来是把虞姬丢下没管。后来的《楚汉春秋》说虞姬有和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看来是出于假托，就像京戏里写虞姬自刎在先，项王突围在后一样，不过是后人以为应当如此罢了。“定陶美人泣楚舞”，是说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戚夫人是定陶人，恃宠固位是这类女人的毛病，戚夫人也不能免，所以缠着刘邦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刘邦也曾答应过，但因张良设计，为太子找了几个出色的保护人，使刘邦不敢另行废立。于是，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成，动不了了。吕后真是你的主子了。刘邦是否真是因为有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就不敢有所动作，姑置勿论。他的这一举动是否有利汉室也暂不讨论，但明知吕后狠辣，戚姬命运堪忧，却不做任何安排，只是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戚夫人“嘘唏流涕”他也不管，自顾自走了，那薄情也同项羽差不多了。后来戚夫人母子都惨死于吕后之手，刘邦是不能辞其咎的。从人性的角度看刘、项，王象春以为二人都是“鼠”。

题为《咏史》，实则伤时，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庸俗苟安之状。他们或依附权门，窃踞要职，或明哲保身，埋头著书。结句才接触史事，以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知识分子的用心。借古讽今，含意深邃，深刻而又辛辣地把对“名流”的揭露提高到对清王朝统治的批判上，鞭挞了当时整个现实社会的腐朽没落。

首联写在繁华的东南地区，那些依附权贵、沽名钓誉的所谓“名流”，都是从个人利害出发互相勾结和倾轧，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恩怨，把这个地区搞得乌烟瘴气。作者客居昆山，俯仰东南士风，感慨颇多，所以在诗中着重讽刺了江南一带“社会名流”争名逐利的卑劣品行以及官场为小人所把持的现状。

颔联中说“名流”中之官场，既有手柄大权、铜气熏天之“牢盆狎客”，亦多团扇麈尾、高谈阔论而百无一能之贵介子弟，那些在盐商家帮闲的清客和那些轻薄文人——即所谓的“名流”，在当时的社会操纵全局、窃据高位。诗句中虽未具体揭示“名流”们祸国殃民的罪恶，也没直接描写老百姓遭受欺压的苦难；但整个社会被这样一批狐群狗党所统治，不难想见这表面上繁华绮丽的金粉世界是怎样的乌烟瘴气，二者共同酿就的恶浊之风深为作者所厌憎。一“操”字、一“踞”字本无褒贬，此处却写得极富动感、极冷峻，鞭挞之意鲜明自见。

颈联反映了士人在文字狱高压政策下的处境和苟安态度。诗句中既表现了诗人对清政府利用文字狱镇压士人的愤恨，也对那些不顾国家利益、只醉心于个人名利的士人表示了不满和慨叹，对现实的另一端、与官场相对照的“士林”心态予以揭皮见骨的描摹，痛下针砭。表示了作者对高压下的知识群体的柔媚、怯懦充满愤懑与同情，从而引出结尾两句。

尾联作者锋芒所向是玩弄士人于股掌之间的最高统治层。从刘邦假惺惺的不可能兑现的封侯许诺，到李世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的洋洋得意，再到朱元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自外其教”，应“诛其身而没其家”的酷法，再到清初以来不绝如缕的文字狱案，谙熟史事的龚自珍深悉底里，于是借田横的故事告诫世人不要轻信清政府的怀柔政策。借这一历史故事，揭露了清政府对士人采取的思想压制和笼络政策的欺骗性。他们才是造就这些“黑幕”的总后台。作者真正可贵的思考蕴藏在最后这一问中。

这首诗的特点在于一是表现为吟咏历史与讽喻现实的统一；二是表现为政治思想与艺术概括的统一；三是全诗层次清晰，笔锋犀利，用典贴切，叙议结合，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造语凝重端方，属对严谨工整，音调铿锵悦耳，读来有骨力铮铮之感，增强了诗歌的韵律美和音乐美。

该词上片劈头三句，即作当头棒喝，揭露了宋室南渡后统治阶级在西子湖上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西湖面积并不小，作者为什么说只是“一勺”呢。或以为这是作者登高俯瞰时的一种视觉，其实不然。西湖代指临安，临安又隐寓东南半壁。南宋统治者耽乐于狭小的河山范围之内，全然将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置之度外，作者有愤于此，故云“一勺”，亦犹昔人讽刺蜗角触蛮，井底之蛙，眼界狭窄，心志低下，明眼人不难看出选择这两个字中所寓托的讥讽愤激之意，接以“渡江来”两句，作者的用心更觉显豁。“回首”两句，由眼前所见遥想早已沦亡的中原故土。“洛阳”，借指北宋故都汴京，亦借以泛指中原。宋徽宗曾派人到南方大肆搜括民间花石，在汴京造艮岳，这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北宋已矣，花石尽矣，如今只剩下了渺渺荒烟，离离禾黍。历史的教训是如此惨痛，然而如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连在新亭哀叹河山变色而一洒忧国忧时之泪的人也找不到了。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说：“过江诸人（指晋室南迁后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三国吴时所建，在今南京市南），藉卉（坐在草地上）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就是用的这个事典。“更不复、新亭堕泪”，语极沉郁。东晋士人南渡后，周侯等人尚因西晋灭亡，山河破碎而流泪，现在就是这样的人也没有，他们只知一味“簇乐红妆摇画舫”，携带着艳妆的歌妓，荡漾着华丽的游船，纵情声色于水光山色之中，还有谁人能像晋代的祖逖一样，击楫中流，誓图恢复呢。“千古恨，几时洗？”故意用诘问语气出之，其实则是断言当权者如此耽于佚乐，堪称千古恨事的靖康国耻便永无洗雪之日了。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几于目眦尽裂。

换头三句转写自己和其他人才不被重用的愤懑之情，既与上片歌舞酣醉，不管兴亡、毫无心肝的官僚士大夫作鲜明的对比，又同上片“问中流、击楫何人是”一句相呼应。“余生”句用《后汉书·范滂传》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作者在这里自比范滂。“更有谁”两句，用姜子牙、傅说两人的事典。相传姜子牙隐居磻溪（今陕西宝鸡东南）垂钓，周文王发现他是人材，便用为辅佐之臣，后终于佐武王消灭了商朝。相传傅说在傅岩（今山西平陆）筑墙，殷高宗用为大臣，天下大治。姜、傅两人，在这里代表当代“未遇”、“未起”的人材。三句意为当今人材多的是，问题在于统治者没有发现、没有起用而已。国势危殆，人材不用，统治阶层凭借什么来抵御强大的元蒙军队。“国事”两句，自问又复自答：只是倚仗“衣带一江”罢了。朝廷不依靠人材，徒然凭借长江天险，甚至还可笑地说是“江神堪恃”。这里再一次对当权者进行了无情的冷嘲热讽。朝廷重臣颟顸昏聩，像北宋初期“梅妻鹤子”、隐居孤山的林逋那样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们又如何。“但掉头、笑指梅花蕊！”问他们救亡之事，他们却顾左右而笑道：“你看，梅花已经含苞待放了！”作者对这些人深表不满之意，与有澄清天下之志，有姜、傅之才具的爱国志士又是一个对比。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揭露、对比，最后逼出“天下事，可知矣”六字收束全篇，在极端悲愤之中，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浩叹，读之令人扼腕，使人发指。

作者在词中表达了对国事的深刻的危机感，揭示了南宋小朝廷岌岌可危的现状，批判、讽刺了酣歌醉舞的南宋执政者和逃避现实的士大夫。这些揭露和鞭笞，是通过近乎议论散文的笔法，一系列的设问、发问，以及纵、横两个方面的反复对比，一层递进一层、一环扣住一环地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