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半在写景中抒情。首联从扣题入手，绘出一幅孤城风雨图：长江边上贵池孤城，恰逢瑟瑟秋风夹着如烟秋雨，绵绵濛濛下了三日，我无奈滞留小城，集市也因为淫雨而失去了往日车水马龙、街市繁荣的景象，小市人家只能避雨在家以淡饭素菜充饥度日。诗人信手拈来，不假藻饰，富有孤城风雨图的诗情画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质朴恬静的小城生活的喜爱。这里纯为写景，但内心情意已曲曲传出。

颔联触物起兴，诗人放眼四顾，无意中有一些景物触动了他的情怀，于闲适宁静中见出内心的波澜。那浩浩江水流向远方，迤逦的山岭，看上去像一双属玉鸟。司马相如《上林赋》说：“鸿鹔鹄鸨，鴽鹅属玉。以上是远眺。近观则是：“身闲心苦一舂锄。”舂锄即白鹭，这种鸟满身雪白，给人以清高闲雅的印象，但诗人却感到它身虽闲而心实苦。这个“苦”字实际是诗人触景生情，而又将情感投射于外物的结果，这里意象中含有兴起，赋中含有比喻，表面写白鹭，而实际则是诗人的自喻。当时黄庭坚面临种种矛盾。他志大才高，但现实政治又使他失望，他只是个闲散无权的学官，只能自叹“少日心期转谬悠，蛾眉见妒且障羞”（《次韵答柳通臾求田问舍之诗》），“蚤年学屠龙，适用固疏阔，广文困齑盐，烹茶对秋月”（《林为之送笔欢赠》）。他不愿屈身事人，渴望归田，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折腰为官，所谓“尝尽身百忧，讫无田二顷”（《次韵寄润父》），“斑斑吾亲发，弟妹逼婚嫁，无以供甘旨，何缘敢闲暇？”（《宿山家效孟浩然》）都道出了内心的苦闷。但诗在这里只点到即止，给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余地。

诗的后半在记叙中抒情。颔联以物为比兴，颈联则是以人起兴。渔翁刚从屋舍来水边收网，这一极偶然的景象却触动了诗人对世事的感慨。他由网而联想到鱼，于是反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成语（《汉书·董仲舒传》），表达了不求仕进、自甘淡泊的心境。这一造语也是一种巧思。反用典故成语，古人称为翻案法，如杨万里说：“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诚斋诗话》）《艺苑雌黄》说：“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这种手法受到禅宗的影响，禅宗推重翻却成案，更进一解的睿智，如六祖惠能的著名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惠能对神秀以树、镜来比喻心的偈语的翻案。黄庭坚此联从生活琐事中激发联想，闪耀出思想的火花，类似禅宗的机锋，于寻常事物中获得妙悟。

诗以达道之言作结，表现出超迈脱俗的胸襟。“俯仰之间已陈迹”化用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成句：“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逸少的本意是感叹人生短暂，不觉悲从中来。黄庭坚虽用其字面，其意却相反：世事瞬息万变，面对无常的人生，还是退出争名逐利之场，到书中去寻找乐趣。这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功名富贵两蜗角，险阻艰难一酒杯。百体观来身是幻，万夫争处首先回。胸中元有不病者，记得陶潜归去来”（《喜太守毕朝散致政》）。

此诗是作者触景物即兴而作，写景淡雅风致，用语清新奇峭，用典翻出新意，在平常事物中予以名理，将古诗气脉运用于律诗，一洗刻镂饾饤，留下了自然古雅的本色。

这是一篇不同凡响的咏梅佳作。

上片咏梅、惜梅。前两句咏叹梅花的出类拔俗。它不同凡花，虽春未到却独自冲寒而开；它洁白似雪，但冰雪却不具备它那醉人的幽香。后两句惋惜梅花的孤独寂寞。它虽傲姿凌霜，暗香袭人，却独处僻乡，无人欣赏。

下片赞梅。把梅栽在“竹篱茅舍”也罢，把梅栽在“玉堂琼榭”也罢，它都不改初衷：“两地不同栽，一般开。”

此词不仅描绘了梅花的外貌，而且揭示了梅花的品格，并以此暗示了作者本人虽怀才不遇却不肯放弃操守而随波逐流的情怀。在写法上，尽管通篇无一“梅”字，却使人感到笔笔都在写梅；尽管笔笔都在写梅，却又使人处处都联想到作者。构思巧妙，富于比兴，堪称咏梅佳作。

《大铁椎传》属于作者所谓“布衣独行士”传。铁椎（zhui），古兵器。传主姓名无考，十分勇武，以其兵器来命名。传文主体部分采用传中特定人物的视点，叙写传主的非常相貌、诡秘行动、搏斗场面，活现一位隐身民间的豪侠形象，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致。结末论赞亦留有不尽之意。

文章一篇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记，作者善于层层设疑，读来引人入胜。但直到文章结尾，仅知道传主是个身怀绝技的人，至于他为什么来找宋将军，为什么后来又说宋将军“不足用”，则讳莫如深。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个人物是有所寄托的。宋将军陪衬出了大铁椎的性格特点，“宋将军”也暗指当时那些沉寂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没有勇气和力量起来反抗。

传记的语言十分简练，但读者任依然能够从外貌、语言、行动等方面感受到主人公豪爽而深沉的性格。大铁椎前来拜访宋将军，目的是结交能够干大事的真正英雄。待他细心观察发现宋将军武艺平庸、缺乏胆识后，就果断做出了“皆不足用”的结论，决定告辞，这是他深沉性格的一面。

全篇以星夜决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写环境：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突出了决斗的肃杀气氛。写来者之多，武器之盛，步齐环集，声势浩大，越发衬出“大铁椎”的勇敢。而那个“工技击”、有虚名、挺自负的宋将军，在一旁看着，竟吓得不敢喘大气儿，俩腿哆嗦几乎要跌下来。这一描写更从侧面衬托出“大铁椎”的勇猛过人。正面描写他奋椎挥击，人马四面扑地。寥寥几笔，就把他过人的神力、高强的武艺、豪迈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题太公钓渭图》就是一首很好的写心言志之作，作为诗人本身，也常常是有意识地借题画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托物寄兴。巧妙地将主观心志寄寓于客观的描述之中，实为不可多得的题画佳作。

此诗是作者在鉴赏《太公钓渭图》时，触画生情而作。即通过反思姜太公在璜溪独钓以及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抒发了自己怀命世之才而不遇的忧思，同时，作者又以姜太公自喻，把自己的“草野自屏”生活看做是姜太公等待明君周文王出现一样。

姜太公，即吕望，字子牙，东海上（今安徽临泉县姜寨镇）人，曾在商朝却怀才不遇，年过六十时，已是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机会。最终，在璜溪垂钓时巧遇明君周文王，辅佐周室修德振武，结果在武王剿灭残暴的商纣王朝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而刘基在元至正二十年投奔朱元璋前，也拥有“负命世之才”的远大志向，却落个“草野自屏”的实况，这与姜太公的“璜溪垂钓”颇为相似。

第一句“璇室群酣夜”，看似在写纣王和妲己在鹿台好酒淫乐的“酒池肉林”场面，而实质却是淋漓尽致地鞭策元顺帝与亲信大臣等在宫中的“相与亵狎”、“丑声秽行”丑行。商纣王，即帝纣，好酒淫乐、性情残忍，沉迷于妲己的美色，夜夜欢娱，荒理朝政。“酒池肉林”便是商纣王“经典”的淫乐欢娱，即在摘星楼前设宴，令男女裸体追逐戏谑，同时在鹿台下挖两个坑穴，一个引酒为池，一个悬肉为林，令各嫔妃裸戏于酒池肉林，互相扑打。元顺帝，元朝末代皇帝，是一位惟淫是乐的皇帝。据《元史·列传·第九十二》载：元顺帝“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显然，在已经“草野自屏”的作者眼里，商纣王的鹿台“酒池肉林”与元庭顺帝的“相与亵狎”是无异的。同时，作者也因此巧妙地引出姜太公的“璜溪独钓”。

第二句“璜溪独钓时”，是写姜太公自入商朝择主不遇后，在璜溪垂钓的寒微生活。其实，姜太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却是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让自己实现远大抱负的明君出现。而作者在写此诗时，也正是满怀“命世”之志入元王朝为官，结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打击。于是弃官归里，过上“草野自屏”的生活，意在与元王朝“决裂”。基于此，作者自然会由画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姜太公的垂钓是如出一辙，于是用了两句来描写姜太公垂钓生活的心境。

“浮云看富贵”，意思是把金钱、地位等看得很淡薄；“流水澹须眉”，意思是做人要拥有像君子淡如水一样的情怀。这正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时心境真实的描述。其时，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向世人表白：自己过“草野自屏”生活的心态就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的那种淡如水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怀“济世”之才的人，同时兼有淡如水的君子情怀，往往都是一位建大功立大业之人。不容置疑，姜太公的情怀已经是作者认同的情怀，于是更进一步道出姜太公实现抱负的转折点——“非熊兆”。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便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君臣际遇典故——“姜太公遇周文王”。这则故事，在《六韬·文师》中有记载，大致为：周文王将要前往渭水打猎，临行前卜了一卦，卜辞说：“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后来在渭水边，果然看见太公在垂钓，于是前往与太公搭话，太公以博学的言辞使文王大悦。于是邀请太公坐同一辆车回西岐，并拜太公为老师。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是作者日思夜想的，怎能不引起作者怀才不遇的踌躇思绪呢？于是写下了千古绝叹——“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意思是姜太公的建功立业如果是天命所指定，引起了数千年后的我（作者）深深的思考。到这里，作者的意图已经是很明了，意思是：假如也和姜太公一样遇上一位明君，立下旷世之功，在数千年后，也将会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读诗至此，看作者，根本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自己要实现的、抱“济世”的远大志向，而是正在用适合中国历史的、淡如水的一种君子情怀，去洞悉所谓中国人的“轩裳固有”。

在元明际会之间，刘基的诗文可谓是以意蕴深沉而独树一帜，如果说刘基凄恻激愤、慷慨激越的经典作品主要集中在乐府的话，那么，类似五言律诗《题〈太公钓渭图〉》这样的写诗明志作品，便是刘基彻底醒悟，抛弃对元王朝的任何幻想，走上与姜太公一样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生活的历史见证。

元代的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得不到当局的重用，于是会有一种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叹。作者置身燕城，不由得怀古伤今，追慕起了当年燕昭王在此筑黄金台招贤兴国的盛举。而作者身为元朝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又能如何？自己的命运由不得自己把握。可悲可叹！也许只有山水林泉才是最好的归宿。

徐渭（xúwèi）是一位奇人，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也可称为一篇奇文。徐文长是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又是第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文学史和美术史里，都有他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一生遭遇波折。他在世时，虽然不算无名之辈，还几乎做出一番事业，但最终如这篇传记所说的，“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他死后，名字便渐渐为人忘了。袁宏道发现了他，为他刊布文集，并为之立传，使这位尘霾无闻的人物终于大显于世，进而扬名后代。一篇简短的传记，竟能重振一个被世遗忘的人物的声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所以说，《徐文长传》称得上是奇文。

这篇文章写得好，首先因为袁宏道把自己也写了进去，在传主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袁宏道可称徐文长的真正知己。读者可以看到，传文一开头，就写出袁宏道与陶望龄阅读徐文长诗集《阙编》的惊喜欢跃情状：两人跳起来，灯影下一面读，一面叫，将已睡的僮仆都惊醒，恨与徐文长相识之晚。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钦佩之情，不能不叫人与作者同样受到感染。

从表面上看，袁宏道在这篇传中突出写了徐文长的奇，其人奇，其事奇，他在传末总括一句说：“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传中用“奇”字的地方，达八九处之多：“奇其才”，“益奇之”，“好奇计”，“诗文益奇”，“病奇于人，人奇于诗”，“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徐文长不平凡，他的一生也不平凡；突出写他的奇，自然是抓住了这个人的性格与行事的特征。但是，袁宏道写这篇传的主旨还不在于此。这篇传的主旨，应该是传中所写的徐文长“雅不与时调合”这六个字。科举的不利，使徐文长成为一个失意的人，愤世嫉俗的人。他“屡试屡蹶”，终生只是一个秀才，“不得志于有司”，当然无法发挥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因此《徐文长传》主要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封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描写他的狂放与悲愤，以及他不惜以生命与世俗相抗衡的悲剧命运。这才是《徐文长传》的主旨。

我们看传中徐文长的傲气，他进见“督数边兵，威震东南”的胡宗宪，将官们匍伏跪语，不敢举头，而他以部下的一个秀才却侃侃而谈。写徐文长的悲愤，“自负才略”，“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等等。这些显然就不是只写徐文长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叹于当时许许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际了。“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这才是袁宏道为徐文长作传的真实感情流露。因此传文末尾最后的两句话，虽然写的是“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似乎仍是突出一个“奇”字，但是结语却是一个叹词：“悲夫！”为什么用此二字作结，读者自然可以体会一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乐府诗集》卷二十三列于《横吹曲辞》，梁简文帝、沈约、庚肩吾、徐陵等有《洛阳道》，皆写洛阳士女游乐之事。李白始题《洛阳陌》。萧士赟云：“《乐府遗声》都邑三十四曲有《洛阳陌》。”李白诗沿旧乐府题旨，当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游洛阳时。

“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借用西晋文人潘岳在洛阳道上的风流韵事，描绘出一幅洛阳富家子弟驾驶宝马香车、驶于天津桥忽转城东看桃李的景致。

“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描绘出白玉郎本不想惊动世人，观赏桃李花美时却惊动洛阳人的热闹纷纭景象，可谓春风得意，时代万人迷。

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诗。诗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尊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尊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诗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青云士”是指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鲁哀公问他“黄鹄举”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诗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黄鹄举”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黄鹄举”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尽。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诗。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诗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诗的构思和诗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诗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知己难求”与“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或者是渴望用世界而不得的感情)

诗人在凭吊屈原时，正处于满怀壮志而前程莫测之际，屈原举世都找不到知己，不容于朝廷，被谗言中伤，敢逐沅、湘。行吟泽畔。不能为国尽力，眼睁睁看着楚国为虎狼之秦所灭，最终投江自尽的遭遇和命运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

最后二句作者触景生情，产生奇妙的联想。(或者虚实相生，超越时空的交流)

楚地的佳卉香草茂密繁盛。年复一年，绿遍三湘人地，那不正是屈原辞赋中常见的贤人君子的象征吗？崩原的不灭的灵魂似乎仍在楚山湘水间徘徊往来。想象与现实融为一体。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情怀，使得诗人能够实现不同时空的交流对话，一种志士才人被压抑的苦闷得到宣泄，同时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诗人先写故楚之地平旷辽阔，江流蜿蜒，远山逶迤，再由远及近，古老的三闾祠背城而立，借外景之阔大，反衬祠堂的孤小冷凄，为全诗定下了感情基调。

尾句中的“吟魂”在诗中指的是屈原(想象中的屈原)。该诗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感情，既有对屈原伟大爱国精神的崇敬之情，也有对时局的愤慨之意，还有对屈原悲剧的凄婉之慨。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