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欧阳修在挚友石曼卿去世26年后为他所作的祭文。文章开始说明写作祭文的缘起，接下来先是颂扬石曼卿的不同流俗，“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死后形体虽化，而名声却如同古代的圣贤一样彰显后世。复又极力形容荒野坟茔的凄凉景象，千秋万岁之后，或将为狐貉鼯鼪诸类藏身之穴，感叹“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最后明言作者虽明白人之生死是自然之理，然而追念往昔，仍凄然泪下，不能忘情。篇末以“尚飨”二字作结，哀戚怆恻之情，溢于言表。

整篇祭文集描写、议论、抒情于一体，有回想，有感喟，有痛悼，感情低沉回转，作者对亡友的一片挚情笃意，不能不令人动容。

首段是例行公事。凡是祭文，都需在首段点明时间与人物关系。

第二段始进入祭文正文，劈空就是一句“呜呼曼卿”，行文突兀，而情感真切。仿佛要将亡友从地下唤醒，对他细细倾诉。所要倾诉的又是什么呢？“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八个字正是这一段的眼目。这八个字又仿佛是劝慰亡友的魂灵可以放心安息。所谓“身去德音存”，人固有一死，美好的名声却必将流芳百世。

第三段又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一腔心事都说与亡友来听。这一段，以“奈何”为界是两层意思。“奈何”之前的几句是接着上一段说，仍是说“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奈何”以下，笔锋陡转，“荒烟野蔓”数句将一幅荒冢凄凉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不由人不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之悲。两层意思之间，一客一主，前一层只是引起，只是为了反衬，后一层才是重点，也是全篇的核心。

第四段仍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心中蕴含的感情都与亡友说尽了。而一段之精神乃在不能忘情。“固知其如此”的“固”字好，与下文的“而”字构成转折。名可不朽的道理，我不是不知；万古长空，空悲无益的道理，我不是不知。可是，追念往昔，我又怎么能忘却那些歌哭笑悲的记忆！理智，终究抑制不住情感。从理智上明白和接受一些大道理，并不是很难的事；可心灵的感受终究是点点滴滴，往昔的感伤无声无息地渗透。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文章不长，但情感富于转折。正文一段与二段之间是转折，末段自身又含一层转折。一段的不朽之名，终究敌不过二段的万古之空；末段的理智超脱，终究敌不过情感的悄然渗透。转折之后，方见分量，方见沉重，而终不外“悲”与“情”二字。欧阳修曾云：“人生自是有情痴”，信然。

全文以情驭笔，一气呵成，不假修饰，却又得结构之妙。文中以“轩昂磊落、突兀峥嵘”八个字推许曼卿，实可移来评此篇。正文第一段写名之不朽，是何等斩钉截铁！全然是劈空说起，有游龙出海之势。第二段写万古之空，却又将第一段全盘抹倒，非力挽山河的笔力，绝不能做到。前二段是放得开，末段却是收得紧，如一道闸门，将两条游龙紧紧关锁。正可见当时文坛巨匠的文字工夫。

这篇文章选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作于1509年（正德四年），这时作者被贬于龙场驿已是第三个年头了。瘗（yì）就是埋葬。该文是作者埋葬三个客死在外的异乡人以后所作的一篇哀祭文。这三个异乡人，仅为了微薄的薪俸而万里奔走，终于暴死异乡。他们与作者素昧平生，但祭文的感情却写得相当深切，其关键是作者被贬龙场驿，其景况略如客死之人，悲客死之人也是作者借以抒发自己被贬异域的凄苦哀伤之情。但作者能“达观随寓”，终于生活下来了。这既是实情，也是作者的自宽自解。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

祭文中的千年绝唱——韩愈《祭十二郎文》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是一篇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影响深远的祭文名作，不管我们对文中的思想感情作如何评价，吟诵之下，都不能不随作者之祭而有眼涩之悲。

感情真挚，催人泪下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骨肉亲情关系。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今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突出老成之死实出意外。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三是表达作者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作者原以为两人都还年轻，便不以暂别为念，求食求禄，奔走仕途，因而别多聚少，而今铸成终身遗憾。作者求索老成的死因和死期，却堕入乍信乍疑，如梦如幻的迷境，深感生命瓢忽，倍增哀痛。

不拘常格，自由抒情

祭文原本偏重于抒发对死者的悼念哀痛之情，一般是结合对死者功业德行的颂扬而展开的。本文一反传统祭文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历叙生平、歌功颂德为主的固定模式，主要记家常琐事，表现自己与死者的密切关系，抒写难以抑止的悲哀，表达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形式上则破骈为散，采用自由多变的散体。正如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中所说：“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全文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为后世欧阳修〈〈陇冈阡表〉〉、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等开辟新径。这种自由化的写作形式，使作者如同与死者对话，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之情，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语言朴素，行云流水

这篇祭文强烈的感情力量，能如此深刻地感染读者，也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文字技巧。它全用散文句调和平易晓畅的家常生活语言，长长短短，错错落落，奇偶骈散，参差骈散，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令人如闻咳謦的感情氛围。文章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拥抱住了它的读者。

边诉边泣的语言形式

作者采用与死者对话的方式，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等种种感情，似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作无穷无尽的长谈。如写闻讣的情景，从“其信然邪”到“未可以为信也”，再到“其信然矣”，语句重叠，表现其惊疑无定的心理状态。末尾“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一段，多用排句，情绪激宕，一气呵成。这一切又都从肺腑中流出，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