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诗经单纯白描的手法，展现出了一片山村的景象，俨然是一幅绝妙的写生画。用以形成一种特殊的环境，给人以新鲜的感觉，用的就是这种格调。

诗歌描写的是诗人住在山中的有趣生活：山峰环绕，竹木茂盛，鸟在人家的房檐上飞，云彩从窗里飘出来。作者的幽居荡尽了人间的尘滓，随意而传神地表达了诗人惬意闲适的心情。全诗不过短短四句，一句一景，然句句不离“山中”的主题。烟岚弥漫着山谷，在山峰间飘来荡去，这正是幽静深邃的山中所常见的现象。落日西沉，只能在竹林的间隙中窥见其脉脉的斜晖，由此可见竹林的茂密青葱，山间的幽趣在首两句中已曲曲传出。屋檐上的飞鸟来来往往，白云穿窗而过，都说明诗人所居之处地势非常高，而且在茂林修竹之中。

开头两句说，但见阵阵烟雾从山与山的交接处飘来，又见太阳在竹丛后渐渐落下。“来”、“落”两字写出了动态。“见”、“窥”两字用得很恰当：烟来则举目可见；日落则是透过竹子间的空隙所见，所以用“窥”字。“见”和“窥”，都说明在景的背后分明有人，所写之景只是人所见之景，并不是纯客观的描绘。三、四句说，鸟儿向着屋檐上飞翔，白云从窗户里轻轻流出。这两句都使人想到山中屋宇所处地势的高峻。尤其是后一句：云本不可能生于屋内，但因屋宇处于白云缭绕之中，云气从屋后、屋侧飘过，所以看起来就像从窗中飞出。“檐上”和“窗里”就更明白地透出人的存在。而且在写景中已暗示了诗人的山居之乐，他的恬淡超然的心境也于此可见。

诗写得十分精炼。四句写出四个各自独立的画面，如同电影镜头的连接那样，合起来使人感到高而深的山中是那么清幽，甚至冷寂。烟、日、鸟、云都在动，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无限的静。由这一片寂静，又使人感到诗人心中是那么清静。他没有一点儿杂念，只是静静地观赏着这一切。如果细细吟味，还可感到三、四句隐隐流露出诗人的几分新奇感。高飞的鸟与屋檐齐高，白云由窗间流出，这种景象在平地上见不到，因而使诗人感到有趣。

四句是两副对子。前两句“见”、“窥”的主体是诗人，后两句的主体则是“鸟”和“云”。前两句的节奏是二、一、二，后两旬是二、二、一。这样，全诗虽然篇幅短小，内容单纯，却因旬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以至于不显得单调了。

此诗写作极有章法，动静结合。前两句形成大的环境氛围和背景；后两句点染出具体生动的景物，造成巨细相衬的艺术效果。同时，景物动静结合，构成山居特有的景物环境氛围。诗人又运用景中有人、景中含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观察写出景物，寄托自己的情志于景物环境之中，体现了山居的清静超脱，远离尘嚣，表达了诗人安贫乐道的思想，也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婀娜多姿的杨柳和离情相思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有名的《诗经·小雅·采薇》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人借道中所见，以言行役之久，寄托离情乡愁。到汉代，折柳赠别更蔚成风气。可怜灞桥柳，愁煞离别人。人们把杨柳和离别联系在一起，大概是因为那长长的柳丝最容易引起绵绵离情的缘故吧。可是对于多情善感的诗人来讲，在那杨柳尚未垂下万条绿丝绦之时，他已敏锐地察觉到春天的来临，从而触动了他的乡愁。“柳黄未吐叶，水绿半含苔”，写的正是早春景象。柳色黄而已，尚未吐出细叶；水色绿而已，苔衣尚未长成。这正是冬尽春来的一、二月之际，春意萌动，春色逗露之时。杜审言说得好：“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飘泊边城的游子，对时令和景物的变化特别敏感。忽见边城杨柳色，已觉春色动地来。一个“动”字，把萌动的春意写得活泼泼地。而这种敏感，正是由客居异地而产生的刻骨的乡愁催发的。元稹诗云：“何处生春早，春生客思中。”（《生春二十首》其十九）赵嘏诗云：“何事最能悲少妇，夜来依约落边城。”（《新月》）而当边城春色动的时候，客居边城的游子也就格外思乡念家了。为什么春色最能撩拨人的乡思呢？王维的这首诗可以算一个让人满意的答复：“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送沈子福归江东》）

兔园，《史记》称东苑，在今河南商丘市东。逊时在扬州，诗一开头就标出兔园是因为建安王萧伟与梁孝王刘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史记·粱孝王世家》云：“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而建安王萧伟《梁书》本传云：“伟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建安王萧伟的芳林苑，恰似梁孝王刘武的兔园。诗中的兔园，意即指芳林苑。园中百卉，独咏梅花是因为梅花自有它独特的标格。正当冰封大地、万木萧疏之时，梅花已预报了春天的来临，所以说“惊时最是梅”。“惊”字用拟人笔法，突出梅花对节令转换的特殊敏感，尤为醒目。

“衔霜当路发”四句，则具体地描绘梅花的高标逸韵。它不畏严寒，凌霜傲雪，嫣然开放。正因梅花盛开，霜落其上，故曰“衔”。正因梅花盛开，千娇百媚，与白雪相映成趣，故曰“映”。却月观，凌风台，想必是园中的主要景点，自然梅花更盛。“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陆游《落梅》其一）一个“横”字，写出了梅花凌寒怒放的高贵品格；一个“绕”字，写尽了梅花俏丽报春的妩媚情态。从语法上讲，“衔霜”、“映雪”是动宾结构，“枝横”、“花绕”是主谓结构，这样就错落有致地写出了满园梅花盛开、光彩照眼的动人情景。

满园梅花动诗兴。诗人不禁由花事联想到人事，想起了人世间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汉武帝的陈皇后，擅宠骄贵，终因骄妒失宠，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闻司马相如工文章，遂奉黄金百斤，令为解愁之辞，相如为作《长门赋》，中云：“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屣履起而彷徨。……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故诗曰：“朝洒长门泣”。《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文君之父卓王孙开始反对两人的婚事，后经劝说，不得已而“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后汉武帝命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和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故诗曰：“夕驻临邛杯。”

“朝洒”二句，一悲一喜，一离一合，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两事都与司马相如有关。写兔园之梅，为何联想到司马相如呢？因为司马相如和梁孝王还有一段因缘。梁孝王到首都长安，带来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文士，相如见而悦之，遂借口有病而辞官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一住几年，乃著《子虚赋》（见《史记·司马相如传》）。诗人是将建安王比作梁孝王，将芳林苑比作兔园，而将自己比作司马相如。有人说：“长门借喻闺妇，临邛借喻游子，意谓闺妇方见梅伤春时，而游子亦罢饮思家也。”（何融《何水部诗注》）这种理解似失之于浅俗，与整首诗的基调亦不尽吻合。建安王萧伟爱客接士，何逊以卓越的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遂引为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日与游宴，深被恩礼。何逊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似不应有消极悲愁之叹。最后“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二句，寓有人生有限，应当及早建功立业的思想。整首诗的基调还是积极向上的。作者是以司马相如自喻，借咏梅来表现自己坚定的情操和高远的志向。陆时雍所说：“何逊好梅，梅诗绝未见佳，其所好在形骸之外。”（《古诗镜》卷二十二）尚属皮相之见。

自汉魏以来，历代文人就在有关蜀道的作品中对其加以描写渲染。萧纲的《蜀道难》写了巫山一带的险峻地势，诗歌短小而凝练。

《梅花落》厉汉乐府“横吹曲。鲍照沿用乐府旧题，创作了这首前所未见的杂言诗。

诗的起句开门见山：“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这里的“杂树。和“梅”含有象征意义。杂树，“亦指世间悠悠者流”。即一般无节操的土大夫，梅，指节操高尚的旷达贤土。庭院中有各种树木，而诗人最赞赏的是梅花，观点十分鲜明。·

下面是诗人与杂树的对话。“问君何独然？。这句是假托杂树的问话：你为什么单单赞赏梅花呢？诗人答道，“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曰，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念其。之。其。，谓梅花；“念尔”之“尔”，谓杂树。全句意为，因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中开花，露中结实，而杂树只能在春风中摇曳，桂春日下盛开，有的虽然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随寒风零落而没有耐寒的品质。在此，诗人将杂树拟人，并将它与梅花放在一起，用对比的方式加以描绘、说明，通过对耐寒梅花的赞美，批判了杂树的软弱动摇。两者在比较中得到鉴别，强化，可谓相得益彰。

本诗主要是托讽之辞，采用杂言，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其一褒一贬，表现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这与作者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鲍照“家世贫贱。，(鲍照《拜侍郎上疏》)在宦途上饱受压抑。他痛恨门阀土族制度，对刘宋王朝的统治深为不满，因此，他那质朴的诗句申明确表示了对节操低下的士大夫的蔑视和对旷达之士的赞扬。这里还包含着寒士被压抑的义愤和对高门世族垄断政权的控诉。诗歌以充沛的气势，强烈的个性，明陕的语言，给读者以震撼。

这首“泻水置平地”是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第四篇，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沈得潜说，此诗“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诗句“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吟哦的是南齐诗人谢朓的名句。金陵城（今南京）西楼前的美景使李白深深领悟了“澄江静如练”的意境，追忆前贤，这位大诗人不禁发出了古来知音难遇的长叹。然而李白应未想到，由于他的叹赏，谢朓这句诗却在后世得到了无数的知音。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是一首五言古诗，抒写诗人登上三山时遥望京城和大江美景引起的思乡之情。

这首诗应作于公元495年（齐明帝建武二年），谢朓出为宣城太守时。在这次出守途中，他还做了一首题为《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的古诗，据《水经注》记载，江水经三山，从板桥浦流出，可见三山当是谢朓从京城建康到宣城的必经之地。三山因上有三峰、南北相接而得名，位于建康西南长江南岸，附近有渡口，离建康不远，相当于从灞桥到长安的距离。此诗开头借用王粲《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的意思，形容他沿江而上，傍晚时登上江岸的三山回望建康的情景，十分贴切。“河阳视京县”一句从字面上看似乎与上句语意重复，其实不然。这儿借用潘岳《河阳诗》“引领望京室”句暗示自己此去宣城为郡守，遥望京邑建康，正如西晋的潘岳在河阳为县令，遥望京城洛阳一样。王粲的《七哀诗》作于汉末董卓被杀，李傕、郭汜大乱长安之时，他在灞涘回望长安，所抒发的不仅是眷恋长安的乡情，更有向往明王贤伯、重建清平之治的愿望。谢朓这次出守之前，建康一年之内换了三个皇帝，也正处在政治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中。因此首二句既交代出离京的原因和路程，又借典故含蓄地抒写了诗人对京邑眷恋不舍的心情，以及对时势的隐忧。

首二句领起望乡之意，以下六句写景，六句写情。诗人扣住题意，选取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将登临所见层次清楚地概括在六句诗里。远远望去，皇宫和贵族第宅飞耸的屋檐高低不齐，在日光照射下清晰可见。只“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两句，便写尽满城的繁华景象和京都的壮丽气派。此处“白日”指傍晚的日光。“丽”字本有“附著”、“明丽”两个意思，这里兼取二义，描绘出飞甍在落日中愈加显得明丽辉煌的情景，可以见出谢朓炼字的功夫。“参差”二字既写京城宫殿楼阙的密集，又使整个画面显得错落有致。“皆可见”三字则暗中传达出诗人神情的专注：既然全城飞甍都历历可见，那么从中辨认自己的旧居当也是一般登高望乡之人的常情。所以这两句虽是写景，却隐含着一个凝目远眺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诗人没有点明在山上流连凝望的时间有多久，但从“白日”变为“余霞”的景色转换中自然就显示出时辰的推移过程。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二句，描写白日西沉，灿烂的余霞铺满天空，犹如一匹散开的锦缎，清澄的大江伸向远方，仿佛一条明净的白绸。这一对比喻不仅色彩对比绚丽悦目，而且“绮”、“练”这两个喻象给人以静止柔软的直觉感受，也与黄昏时平静柔和的情调十分和谐。“静”字一作“净”，亦佳。明人谢榛曾批评“澄”、“净”二字意思重复，想改成“秋江净如练”。另一位诗论家王世贞不以为然，认为江澄之后才谈得上净。清代诗人王士祯也讥讽谢榛说:“何因点窜‘澄江练’？笑杀谈诗谢茂秦！”（《论诗绝句》）其实，如果没有谢榛窜改，这“澄”字的好处还真容易被人忽视。唯其江水澄清，“净”（或“静”）字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同时，“澄”净的江水还能唤起天上云霞与水中倒影相互辉映的联想。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引用“澄江静如练”以形容大江沉浸在月光之中的清空透明之感，“澄”字就更有点晴意义。可见“静如练”这一比喻是因为有了“澄”字的衬托，才成功地表现出大江宁静澄澈的境界。“静”与“净”相比，“静”字写境更为传神。唐代徐凝曾用白练来比喻瀑布:“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被王世贞讥为“恶境界”，原因就在用静态的白练来形容飞泻的水瀑，反将活景写呆了。这个例子可以帮助读者从反面体味“静如练”的好处。如果将谢朓这两句诗与谢灵运的“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相比较，可以看出谢朓在景物描写上的飞跃。谢灵运以直叙的手法来说明水天辉映、空明澄澈的景象，意思较实。而谢朓则能够利用恰当的比喻进行形容，使水天相映的景象不但有鲜明悦目的色彩，并能融进主人公对景物情调的感受，表达更为空灵。

如果说“余霞”两句是用大笔晕染江天的景色，那么“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两句则是以细笔点染江洲的佳趣。喧闹的归鸟盖满了江中的小岛，各色野花开遍了芬芳的郊野。群鸟的喧嚷越发衬出傍晚江面的宁静，遍地繁花恰似与满天落霞争美斗艳。鸟儿尚知归来，而人却离乡远去，何况故乡正满目春色如画，直教人流连难舍。

无怪诗人叹息:“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这两句巧用此处字义可作两解的特点，既抒发了将要久客在外的离愁和对旧日欢宴生活的怀念，又写出了诗人已去而复又半途迟留、因怀乡而罢却欢宴的情态。“去矣”、“怀哉”用虚词对仗，造成散文式的感叹语气，增强了声情摇曳的节奏感。

至此登临之意已经写尽，往下似乎无可再写。但诗人却巧妙地跳过一步，由眼前对京城的依恋之情，想到此去之后还乡遥遥无期，泪珠像雪糁般散落在胸前，感情便再起一层波澜。“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则又由自己的离乡之苦，推及一般人的思乡之情：人生有情，终知望乡。长此以往，谁也不能担保黑发不会变白。结尾虽写远忧，而实与开头呼应，仍然归到还望的本意，而诗人的情绪也在抒发人生感慨之时跌落到最低点。

这首诗写景色调绚烂纷繁、满目彩绘，写情单纯柔和，轻清温婉。诗人将京邑的黄昏写得如此明丽美好，毫无苍凉暗淡之感，固然是为了渲染他对故乡的热爱，但也与诗中所表现的游宦怀乡之情并无深永的感伤意味有关。全诗结构完整对称，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则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句。这种情景分咏、名句往往突出于一篇之中的现象是宋齐山水诗还处于早期阶段的共同特点，也与谢朓诗存在着钟嵘所说“篇末多踬”的毛病有关。谢朓山水诗仍然沿袭谢灵运前半篇写景、后半篇抒情的程式。由于思想感情贫乏，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志趣，后半篇的抒情大多缺乏健举的风力，加之又“专用赋体”，直陈其意，不像写景那样凝炼形象，更觉意弱而文散。此篇结尾情绪柔弱消沉，便与前面所写的壮丽开阔的景色稍觉不称。但尽管如此，他在景物剪裁方面的功力，以及诗风的清丽和情韵的自然，却标志着山水诗在艺术上的成熟，对唐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李白每逢胜景，常“恨不能携谢朓惊人诗句来”（《云仙杂记》），“解道澄江静如练”只是这类佳话中的一例而已。

这是一首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一类。魏晋以来，文人创作乐府诗往往有一个特点：总是围绕着“古辞”（汉乐府）打转转，或拟古辞，或以古辞为引子生发开去（当然也有弃古辞于不顾而自铸伟辞的）。这种从古辞中寻找“母题”使创作上有所依傍的作法，已形成一个程式。南朝诗人写乐府诗虽然也依这一程式，但却出现另一种倾向，他们有时撇开汉乐府古辞，而直接上溯到《楚辞》中去寻找“母题”。比如，南齐王融和萧梁费昶都写过一首《思公子》，中心题旨就是采自《楚辞·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谢朓的这首诗也属于这种情况，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获自《楚辞》，而所写内容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在古老的“母题”之中，贯注了活生生的现实内容。

蔓，蔓延；红英，即红花。春天，绿草如丝，葱葱茸茸，蔓延大地，绘写出一派绿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树上，红花竞放，绚丽夺目。绿的氛围，红的点染，在鲜明的对比之中，烘托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窈窕少女，目睹此景，心伤离情，不禁怦然心动，情思缱绻，不无惆怅地发出了感叹：“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意谓：且不要说心上的人儿不回来，即使等到他回来，那绚丽的花朵早已凋谢了，那大好春光早已白白地流逝了，我那美妙的年华也早巳悄然飘去了。红颜难久持。这里，诗人不主要写少女如何急切地等待着情人，如何急不可耐，而是着重写她对于红花的珍惜，对于大好春色的留恋，由此描写出她思君、恋君的春一般的情愫，流露了“美人迟暮”的怅然之情。如此写来，就把主人公的心态从一般的少女怀春，从感情的倾诉和宣泄，升华到了一种对春的珍惜、对时的留恋的理性高度，渗透出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这样，从景的描绘，到情的抒发，再到理性的升华，三者水乳交融般地融汇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首充满了生命意识的景、情、理俱佳的好诗。

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首先，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带有文人的雅、艳色彩，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母题”，这便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使之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婉转，风情摇曳的特色。其次，诗写春的景色逗引起春的情思，因景而生情，情景相生，短章逸韵，风姿绰约，这原是南朝乐府民歌的本色，是“俗”。然而在描写笔法上却颇具匠心，诗人在绿的氛围中缀以红花的点染，巧笔对比，着意渲染，流露出文人精心构制的痕迹，表现出“雅”。雅俗结合，创为佳构。另外，诗的用韵也值得一提。诗用仄韵，短促，急切，对表现出主人公惜春、惜时的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呈现出语浅意深、韵短情长的艺术风貌。

《夜夜曲》，乐府杂曲歌辞的一种，它的创始人便是沈约。《乐府解题》云：“《夜夜曲》，伤独处也。”沈作有二首，皆写同样的主题。此为第一首，写空房独处的凄凉况味尤为具体而细致。

此诗共八句，可分前后两段，段各四句。每段开头二句均用对偶，结尾二句以白描手法抒写思妇惆怅自怜的内心感情。从前段到后段，思妇的感情有发展，有变化，直至结尾，形成一个高潮。

诗歌的开头两句借银河和北斗方位的变化来暗示时间的流逝。“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写思妇长夜不眠，观看天空景象。诗人在这两句诗中交错使用了“纵”、“横”、“直”三个动词，忽纵忽横忽直，使人仿佛看到银河纵横穿流、星斗横竖移动的情景。诗中虽未直截写人，而人物的神情自可令人想见。古诗中用星辰位置的变易反衬思妇感情的愁苦，例子甚多。如《古诗十九首》云：“明月皎皎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又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前人皆以为本之于《诗经·小雅·大东》，如《文选》李善注“河汉女”云：“《毛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毛苌曰：‘河汉，天河也。’”观沈约此诗，当系近承《古诗十九首》，远绍《诗经》之《大东》，当然在具体描写上也有所不同。它开头二句说银河由纵到横，北斗由横到直，通过写景显示了时间的迁延。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便是斗转星移，时间已过了很长。在此漫漫长夜，思妇耿耿不寐，心中必有所想，于是诗人借她的口吻说道：“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星汉本为无知无情之客体，怨它何来？这种写法便是古人所常说的“无理而妙”。仿佛在说：银河啊，你空自流转；北斗星啊，你徒然横斜，你们怎知我心中在想念一个人？接下去二句写思妇因星汉移动、时光流逝而起的惆怅心情。“星汉”句总括上文又作一顿挫，着一“空”字，似乎把前面铺排的两句一下子推倒，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宁知”句把思妇胸中的一股怨气，喷薄而出，着一“宁”字，与前面的“空”字紧相呼应，把人物的感情引向内心深处。二句全系脱口而出，声情毕肖，确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

如果说前半段以天空之景烘托思妇孤栖之苦，那么后半段则转而以室内之景映衬人物独处无聊的心态。诗人的笔锋由夜空转入闺房。空房之内，一盎孤灯，半明不灭，那暗淡的灯光，正象征着思妇的情怀。她孤独难耐，于是不管天寒地冻，踏起织机，织起布来。在这里，诗人没有照搬《诗经》与古诗，光写天上织女，而是将天上移到人间，写思妇亲理寒机。因此使人读来，更富有现实感。从对偶方面讲，这一联比前一联更为精当。因为前一联并列两件性质相近的事物，其弊如后人评价近体诗时所说的“合掌”。而这一联则意不相重，且层层推进，前句说灯不明，是在深夜；后句说晓犹织，则已到天亮了。从深夜到天明，思妇由独守孤灯到亲理寒机，层次鲜明，动作清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她的孤独之感。

结尾二句，承上文而来。思妇彻夜未眠，所忆之人缥缈无踪，眼望孤灯，手理寒机，心中分外凄苦，于是她情不自禁地哭了。尽管泪流不已，也没有人同情她，她不能向人诉说单身独处的苦闷。她只有哀哀自伤，徒然叹息。结句“鸡鸣”二字，紧扣上句的“晓”字，而“徒”字又与前段的“空”字遥相照映。此刻女主人翁的孤独之感已达到了顶点，天上的星汉也好，自己的忆念与叹息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空幻而徒然的。她只有默默地流泪，独自咀嚼着悲伤。听到鸡叫的声音，她不由发出长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