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城南》，六朝文人常用汉乐府旧题写作诗歌，往往和原作的情调不同。吴均这首诗写得较为悲壮，抒发了自己期望建功立业、立功边塞的壮志豪情。

这是一首闺怨诗。前四句写春末夏初的景物，引出思妇。这里写了垂柳、蘼芜、芙蓉和飞花四种各自独立的景物，以折杨柳送别、采芙蓉求欢等民俗事象来暗示思妇的心态，以悬念征夫的情感将四个貌似各不相干的画面融成一体。这开头四句具有“状溢目前”而“情在词外”的隐秀之美。

接着四句用旧事喻思妇守空闺，意象变换如峰回路转，从暗喻转为明写。“采桑”句承汉乐府《陌上桑》之意表示思妇的美好；“织锦”句借苏蕙织锦之典表示思妇的相思。“荡子”点明相思的对象，“关山”标明相思的遥远；“风月”句使诗题彰明更显著。“风月守空闺”，仅五字就勾勒出一个思妇独守空房，无心观赏大自然的风月美景，颇有“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情致。

再用八句写思妇的悲苦情状，妙在用景物的衬托，把思妇的思念之切活画了出来。其中“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两句，则将思妇的内心完全形象化了，自然界的“夜鹊”和“晨鸡”用来比喻昼夜的更替，她的心就像这两句诗里的意象，感受到时世的沧桑嬗变。“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是当时传诵的名句。牖暗，梁空，蛛网悬挂，燕泥落下，在工整的对偶和确切、形象的语言运用中，把门庭冷落的情况以及思妇极端凄凉悲苦的心情完全表现出来。传说在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薛道衡将要被处死时，隋炀帝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语否？”由于隋炀帝忌薛的诗才而特别提出这句诗，因而使之传为名句。这两句诗可用来形容人去楼空、好景不常这类景况。

以上多为近距离的意象，而最后四句多为远距离的意象。“代北”与“辽西”都是远离思妇的边塞，这是从空间上写其“远”“；前年”与“今岁”表明思妇与征人离别之久，这是从时间上写其“远”。正因为他们相距远，所以思妇回首往日而心境悲凉，展望来日，她与那征人团聚的希望虽然在寂寞中燃烧，但也在寂寞中破灭：“”结末二句埋怨丈夫久戍于外而不归，以问句作结，内心的埋怨之情表露无遗。

正是在这种由暗而明、由外而内、由近而远的意象转换之中，显示出此诗的特色：铺排中有起伏，工稳中有流动，轻靡中有超逸，绮丽中有清俊。尤其是“暗牖”二句，足以表明薛道衡学习南朝诗歌细致深微的艺术风格上尚能登堂入室。

陈后主所作的《玉树后庭花》歌，写的是嫔妃们娇娆媚丽，堪与鲜花比美竞妍，其词哀怨靡丽而悲凉，后来成为亡国之音的代称。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诗的开头概括了宫中环境，并化用汉朝李延年的“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诗句，来映衬美人的美丽。华丽的殿宇，花木繁盛的花园，没人居住的高阁就在这殿宇的对面，在花丛的环绕之中。美人生来就美丽，再经刻意妆点，姿色更加艳丽无比。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写美人们应召见驾时的情态，仪态万千，风情万种。无论是应召时的“乍不进”，还是接驾时的“笑相迎”，都讨得后主的无比欢欣。“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的结尾处与开头相呼应，重点描绘了宫中美人的“倾国倾城之貌”，也成了陈后主留恋后宫，贪恋美人的最好注脚。

诗歌在艺术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着意于从侧面、动态的角度去描写，力求舍形而求神，诗中所用的“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的描写都极为生动传神；二是全诗结构紧凑，回环照应，景与人相互映衬，意象美不胜收。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宫体诗的最高水平。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陈后主虽然是一个糟糕的皇帝，但却是一个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诗人。

此乐府诗为萧衍感物兴怀之作。与其他诗人多怜花惜人不同，萧衍之怜花则重在对芳树的赏玩。

这首诗前两句是比：“伯劳”，亦称博劳，又名鵙，是一种健壮的益鸟。“黄姑”是河鼓的转音，即牵牛星。以东来西去的鵙与燕，以隔河相对的牵牛与织女，比喻彼此常常相见却不得相亲相近的情景。

接下来的四句，是作者以诗中男子的立场，即目即事所作的实景描写：“对门居住的是谁家的女儿呀？那张笑脸和乌亮的头发照亮了整个儿闾里。那女儿容光焕发，无论她是站在南窗内还是北牖下，都想象似在那挂一个明亮的小太阳，且连那罗帐和细绫制的绣帘都溢散着脂粉的芳香。那姑娘年仅十五六岁，窈窕无双，面如美玉，堪称绝代佳人。“

诗的最后两句，是由此引起的兴叹：“哎，如此隔街相望下去，一旦那佳丽三春已暮，花从风落，岂不空留下一片可怜！那时她又将随何人而去？”

此诗以“实理实心”描写了一位男子对一位少女的恋慕之情。肝胆剖露，不事浮饰。因而后来唱和者甚广：上起萧衍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下至唐代李暇，仅《乐府诗集》就以同名同题收列了十首之多。然而论起造诣，却无后来居上之感，大多不及萧衍这首朴实大方。

自汉魏以来，历代文人就在有关蜀道的作品中对其加以描写渲染。萧纲的《蜀道难》写了巫山一带的险峻地势，诗歌短小而凝练。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这是一首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一类。魏晋以来，文人创作乐府诗往往有一个特点：总是围绕着“古辞”（汉乐府）打转转，或拟古辞，或以古辞为引子生发开去（当然也有弃古辞于不顾而自铸伟辞的）。这种从古辞中寻找“母题”使创作上有所依傍的作法，已形成一个程式。南朝诗人写乐府诗虽然也依这一程式，但却出现另一种倾向，他们有时撇开汉乐府古辞，而直接上溯到《楚辞》中去寻找“母题”。比如，南齐王融和萧梁费昶都写过一首《思公子》，中心题旨就是采自《楚辞·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谢朓的这首诗也属于这种情况，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获自《楚辞》，而所写内容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在古老的“母题”之中，贯注了活生生的现实内容。

蔓，蔓延；红英，即红花。春天，绿草如丝，葱葱茸茸，蔓延大地，绘写出一派绿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树上，红花竞放，绚丽夺目。绿的氛围，红的点染，在鲜明的对比之中，烘托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窈窕少女，目睹此景，心伤离情，不禁怦然心动，情思缱绻，不无惆怅地发出了感叹：“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意谓：且不要说心上的人儿不回来，即使等到他回来，那绚丽的花朵早已凋谢了，那大好春光早已白白地流逝了，我那美妙的年华也早巳悄然飘去了。红颜难久持。这里，诗人不主要写少女如何急切地等待着情人，如何急不可耐，而是着重写她对于红花的珍惜，对于大好春色的留恋，由此描写出她思君、恋君的春一般的情愫，流露了“美人迟暮”的怅然之情。如此写来，就把主人公的心态从一般的少女怀春，从感情的倾诉和宣泄，升华到了一种对春的珍惜、对时的留恋的理性高度，渗透出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这样，从景的描绘，到情的抒发，再到理性的升华，三者水乳交融般地融汇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首充满了生命意识的景、情、理俱佳的好诗。

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首先，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带有文人的雅、艳色彩，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母题”，这便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使之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婉转，风情摇曳的特色。其次，诗写春的景色逗引起春的情思，因景而生情，情景相生，短章逸韵，风姿绰约，这原是南朝乐府民歌的本色，是“俗”。然而在描写笔法上却颇具匠心，诗人在绿的氛围中缀以红花的点染，巧笔对比，着意渲染，流露出文人精心构制的痕迹，表现出“雅”。雅俗结合，创为佳构。另外，诗的用韵也值得一提。诗用仄韵，短促，急切，对表现出主人公惜春、惜时的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呈现出语浅意深、韵短情长的艺术风貌。

《夜夜曲》，乐府杂曲歌辞的一种，它的创始人便是沈约。《乐府解题》云：“《夜夜曲》，伤独处也。”沈作有二首，皆写同样的主题。此为第一首，写空房独处的凄凉况味尤为具体而细致。

此诗共八句，可分前后两段，段各四句。每段开头二句均用对偶，结尾二句以白描手法抒写思妇惆怅自怜的内心感情。从前段到后段，思妇的感情有发展，有变化，直至结尾，形成一个高潮。

诗歌的开头两句借银河和北斗方位的变化来暗示时间的流逝。“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写思妇长夜不眠，观看天空景象。诗人在这两句诗中交错使用了“纵”、“横”、“直”三个动词，忽纵忽横忽直，使人仿佛看到银河纵横穿流、星斗横竖移动的情景。诗中虽未直截写人，而人物的神情自可令人想见。古诗中用星辰位置的变易反衬思妇感情的愁苦，例子甚多。如《古诗十九首》云：“明月皎皎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又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前人皆以为本之于《诗经·小雅·大东》，如《文选》李善注“河汉女”云：“《毛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毛苌曰：‘河汉，天河也。’”观沈约此诗，当系近承《古诗十九首》，远绍《诗经》之《大东》，当然在具体描写上也有所不同。它开头二句说银河由纵到横，北斗由横到直，通过写景显示了时间的迁延。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便是斗转星移，时间已过了很长。在此漫漫长夜，思妇耿耿不寐，心中必有所想，于是诗人借她的口吻说道：“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星汉本为无知无情之客体，怨它何来？这种写法便是古人所常说的“无理而妙”。仿佛在说：银河啊，你空自流转；北斗星啊，你徒然横斜，你们怎知我心中在想念一个人？接下去二句写思妇因星汉移动、时光流逝而起的惆怅心情。“星汉”句总括上文又作一顿挫，着一“空”字，似乎把前面铺排的两句一下子推倒，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宁知”句把思妇胸中的一股怨气，喷薄而出，着一“宁”字，与前面的“空”字紧相呼应，把人物的感情引向内心深处。二句全系脱口而出，声情毕肖，确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

如果说前半段以天空之景烘托思妇孤栖之苦，那么后半段则转而以室内之景映衬人物独处无聊的心态。诗人的笔锋由夜空转入闺房。空房之内，一盎孤灯，半明不灭，那暗淡的灯光，正象征着思妇的情怀。她孤独难耐，于是不管天寒地冻，踏起织机，织起布来。在这里，诗人没有照搬《诗经》与古诗，光写天上织女，而是将天上移到人间，写思妇亲理寒机。因此使人读来，更富有现实感。从对偶方面讲，这一联比前一联更为精当。因为前一联并列两件性质相近的事物，其弊如后人评价近体诗时所说的“合掌”。而这一联则意不相重，且层层推进，前句说灯不明，是在深夜；后句说晓犹织，则已到天亮了。从深夜到天明，思妇由独守孤灯到亲理寒机，层次鲜明，动作清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她的孤独之感。

结尾二句，承上文而来。思妇彻夜未眠，所忆之人缥缈无踪，眼望孤灯，手理寒机，心中分外凄苦，于是她情不自禁地哭了。尽管泪流不已，也没有人同情她，她不能向人诉说单身独处的苦闷。她只有哀哀自伤，徒然叹息。结句“鸡鸣”二字，紧扣上句的“晓”字，而“徒”字又与前段的“空”字遥相照映。此刻女主人翁的孤独之感已达到了顶点，天上的星汉也好，自己的忆念与叹息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空幻而徒然的。她只有默默地流泪，独自咀嚼着悲伤。听到鸡叫的声音，她不由发出长长的叹息。

《春日行》属古乐府《杂曲歌辞》。这首诗描写在明媚的春光中男女青年郊游嬉戏的欢乐情景。全诗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显出俊逸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