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汉江》诗意在写思乡情切，真实地刻画了诗人久别还乡，即将到家时的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诗人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此诗人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第三、四两句描写诗人逃归途中的心理变化。“近乡”交代诗人因长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离贬地，走近家乡。所谓“情更怯”，即愈接近故乡，离家人愈近，担忧也愈厉害，简直变成了一种害怕，怕到“不敢问来人”。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诗人贬居岭外，又长期没有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家人由于诗人的牵累而遭到不幸。“音书断”“复历春”这种思念随着担心同时的到来，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情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诗人便会愈发忧虑，发展到极端，这种忧虑就会变成一种恐惧、战栗，使之不敢面对现实。

诗人正是这样逼真地再现了特殊境遇下，对家人的入骨关爱，吟咏出入类心灵的良善韵律，从而引起了千古的共鸣。只是这种境遇的造成，诗人不能辞其咎。在这一点上，后来杜甫的“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述怀》）写战乱中担忧家人，至于不敢面对吉凶未卜的“消息”。则更有时代感，更耐人寻味。

此诗不仅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而且有更深刻的体会。作者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大庾岭在今江西大庾，岭上多生梅花，又名梅岭。古人认为此岭是南北的分界线，因有十月北雁南归至此，不再过岭的传说。宋之问被贬途径大庾岭北驿时，怀乡的忧伤涌上心头，悲切之音脱口而出：“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意谓：阳月（即农历十月）雁南飞至此而北回，而我呢，却像“孤雁独南翔”（曹丕《杂诗》），非但不能滞留，还要翻山越岭，到那荒远的瘴疠之乡；群雁北归有定期，而我呢，何时才能重来大庾岭，再返故乡和亲人团聚！由雁而后及人，诗人用的是比兴手法。两两相形，沉郁、幽怨，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蕴其中。这一鲜明对照，把诗人那忧伤、哀怨、思念、向往等等痛苦复杂的内心情感表现得含蓄委婉而又深切感人。

人雁比较以后，五六两句，诗人又点缀了眼前景色：“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黄昏到来了，江潮初落，水面平静得令人寂寞，林间瘴气缭绕，一片迷蒙。这景象又给诗人平添了一段忧伤。因为江潮落去，江水尚有平静的时候，而诗人心潮起伏，却无一刻安宁。丛林迷瞑，瘴气如烟，故乡望眼难寻；前路如何，又难以卜知。失意的痛苦，乡思的烦恼，面对此景就更使他不堪忍受。

恼人的景象，愁杀了这位落魄南去的逐臣，昏暗的境界，又恰似他内心的迷离惝恍。因此，这二句写景接上二句的抒情，转承得实在好，以景衬情，渲染了凄凉孤寂的气氛，烘托出悲苦的心情，使抒情又推进一层，更加深刻细腻，更加强烈具体了。

最后二句，诗人又从写景转为抒情。他在心中暗暗祈愿：“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意思是说：明晨踏上岭头的时候，再望一望故乡吧！虽然见不到她的踪影，但岭上盛开的梅花该是可以见到的！《荆州记》载，南朝梁时诗人陆凯有这样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诗人暗用了这一典故。虽然家不可归，但他十分希望也能寄一枝梅，安慰家乡的亲人。

情致凄婉，绵长不断，诗人怀乡之情已经升发到最高点，然而却收得含吐不露。宋人沈义父说：“以景结情最好”，“含有余不尽之意”。（《乐府指迷》）这一联恰好如此，诗人没有接续上文去写实景，而是拓开一笔，写了想象，虚拟一段情景来关合全诗。这样不但深化了主题，而且情韵醇厚，含悠然不尽之意，令人神驰遐想。

全诗写的是“愁”，却未着一“愁”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感到愁绪满怀，凄恻缠绵。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善道景者，绝去形容，略加点缀”，“善言情者，吞吐深浅，欲露还藏”（陆时雍《诗镜总论》）。这首诗正是在道景言情上别具匠心。全诗情景交融，用词考究，思乡之忧伤与行程之艰难紧密结合，表达了强烈的哀伤与沉痛之意，感人肺腑。

写作手法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读者眼前出现。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黄昏”，是很难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的。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黄昏到寺”，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升堂”的镜头。主人公是来游览的，游兴很浓，“升堂”之后，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芭蕉叶大栀子肥”的画面，也就跟着展开。因为下过一场透雨，芭蕉的叶显得更大更绿，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大”和“肥”，这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时间在流逝，栀子花、芭蕉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夸耀寺里的“古壁佛画好”，并拿来火把，领客人去观看。这当儿，菜饭已经摆上了，床也铺好了，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寺僧的殷勤，宾主感情的融洽，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疏粝亦足饱我饥”一句，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它既与结尾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相照应，又说明主人公游山，已经费了很多时间，走了不少路，因而饿得很。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夜深静卧百虫绝”，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夜深”而百虫之声始“绝”，那么在“夜深”之前，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合奏夜鸣曲，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正象“鸟鸣山更幽”一样，山寺之夜，百虫合奏夜鸣曲，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也自然万虑俱消，心境也空前清静。夜深了，百虫绝响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清月出岭光入扉”，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也在“清月出岭光入扉”的一刹那显现于读者眼前。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时间是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农谚有云：“二十一、二、三，月出鸡叫唤。”可见诗中所说的“光入扉”的“清月”，乃是下弦月，她爬出山岭，照进窗扉，已经鸣叫头遍了。主人公再欣赏一阵，就该天亮了。写夜宿只两句，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而且水到渠成，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天明”以下六句，写离寺早行，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画面上的光、色、景物在不断变换，引人入胜。“天明独去无道路”，“无道路”指天刚破晓，雾气很浓，看不清道路，所以接下去，就是“出入高下穷烟霏”的镜头。主人公“天明”出发，眼前是一片“烟霏”的世界，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在浓雾中摸索前进，出于高处，入于低处，出于低处，又入于高处，时高时低，时低时高。此情此境，正是饶有诗味，富于画意的。烟霏既尽，朝阳熠耀，画面顿时增加亮度，“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而“时见松枥皆十围”，既为那“山红涧碧纷烂漫”的画面添景增色，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清风拂衣，泉声淙淙，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于是他赤着一双脚，涉过山涧，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

诗写到下山为止，游踪所及，逐次以画面展现，像旅游纪录影片，随着游人的前进，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结尾四句，总结全诗，所以姑且叫做“主题歌”。“人生如此”，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然后用“自可乐”加以肯定。后面的三句诗，以“为人靰”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人情美的无限向往，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蕉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蕉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蕉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于读者眼前。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写朝景，新奇而多变。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评价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薄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这首小诗轻捷洒脱，寥寥数语，就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线条流畅，动态鲜明的舞台人物速写图。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诗的一二句写弹筝的女子纤手拨筝，正处于弹奏状态。筝是一种弦乐器。从唐诗中所描写的筝来看，筝是十三根弦，如：“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白居易《听崔七妓人筝》）。“大艑高船一百尺，清声促柱十三弦”（刘禹锡《夜闻商人船中筝》）。此诗是速写，当然必须抓住最能突出主题的部分。最引人注目的，首先便是弹筝者手中正在拨弄的乐器，特别是那绚丽华美，闪烁着点点金色光斑的弦柱。接着，诗人的目光又自然而然地落到那双正在琴弦上跳动的洁白如玉的纤手上，以及弹奏的环境。精洁雅致的琴房，自然别有一番情味。从画面上看，“金粟”、“素手”、“玉房”交相对比，色彩明丽而华贵，虽然是速写，却又施重彩，给人以极为强烈的印象。绘画毕竟是视觉的艺术，而鸣筝所成的乐曲则是作用于听觉的艺术。一、二两句诗所绘出的画面是绝妙的，读者从中瞥见了闪光的琴柱、白嫩的巧手、素雅的琴房，但却没有听到琴声。也许是精湛的工艺、绰约的风姿、高洁的环境使诗人过于全神贯注了。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诗人终于注意到弹奏出的乐曲本身。诗的前两句写女子正在弹筝，按此写法，接下去似乎应该描写女了的弹奏技艺，或者表现秦筝极富感染力的音乐形象，但出人意料的是，三、四句并不沿袭通常的写法，而是描写女子为了引起知音者的注意，故意错拨筝弦。相传三国时代的周瑜，别人奏曲有误，他就回头一看，此诗显然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时时”说明这并非偶尔失手，也并非技艺低下，因为这失误明显地属于有意为之。有人将她的有意错弹理解为“妇人卖弄身份，巧于撩拨”（清·徐增《而庵说唐诗》），似乎弹筝女子的微妙心理，仅仅是一种邀宠之情；其实这种故意的失误是出于寻觅知音的苦心。她大约也是沦落风尘之人，对一般浪荡子弟，她的故意错弹饱含着对这班人的嘲弄和蔑视，但总会有一天，真正的知音——她的“周郎”会听出那曲中的深意，从而向她投去会心的一“顾”的。此处的“周郎”喻指听者，“欲得”就意味着当时坐在一旁的“周郎”没有看她。为什么不看她呢？大概听者已经完全陶醉在那美妙的筝声中了。本来这应该是演奏者最祈盼的效果，最欣慰的时刻，然而，这情景却不是这位女子此时最渴望的效果，因为她心中另有所思，思不在听者赏音，而在于一“顾”，怎么办呢？她灵机一动，故意不时地错拨一两个音，于是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出现了：那不谐和的旋律，突然惊动了沉醉在音乐境界中的“周郎”，他下意识地眉头一皱，朝她一看，只见她非但没有丝毫“误拂”的遗憾和歉意，两眼反而闪烁出得意的眼神——原来是误非真误。为了所爱慕的人顾盼自己，便故意将弦拨错，弹筝女的可爱形象跃然纸上。这两句正面写出了弹者藏巧于拙，背面又暗示了听者以假当真，而这种巧与拙、假与真，又在那无言的一顾之中获得了奇妙的统一。它不仅说明弹者是高手，听者是知音，而且传神地表现出两者的心理神态，其意趣韵味无穷。

这首诗写作者到边地见到壮丽景色，抒发立功报国的壮志。全诗一气呵成，体现了盛唐诗人的昂扬情调。

燕台原为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这里代称燕地，用以泛指平卢、范阳这一带。“燕台一去”犹说“一到燕台”，四字倒装，固然是诗律中平仄声排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起笔即用一个壮大的地名，能增加全诗的气势。诗人初来闻名已久的边塞重镇，游目纵观，眼前是辽阔的天宇，险要的山川，不禁激情满怀。一个“惊”字，道出他这个远道而来的客子的特有感受。这是前半首主意所在，开出下文三句。

客心因何而惊呢？首先是因为汉家大将营中，吹笳击鼓，喧声重叠。此句运用南朝梁人曹景宗的诗意：“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表现军营中号令之严肃。但仅仅如此，还未足以体现这个“惊”字。三四两句更进一步，写这笳鼓之声，是在严冬初晓之时发出的。冬季本已甚寒，何况又下雪，何况又是多少天来的积雪，何况又不止一处两处的雪，而是连绵千万里的雪；这些雪下得如此之广，又积得如此之厚，不说它是怎样的冷了，就是雪上反映出的寒光，也足以令人两眼生花。“万里寒光生积雪”这一句就这样分作四层，来托出一个“惊”字。这是往远处望。至于向高处望，则见朦胧曙色中，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唯独高悬的旗帜在半空中猎猎飘扬。这种肃穆的景象，暗写出汉将营中庄重的气派和严整的军容。边防地带如此的形势和气氛，自然令诗人心灵震撼了。

以上四句已将“惊”字写足，五六两句便转。处在条件如此艰苦。责任如此重大的情况下，边防军队却是意气昂扬。笳鼓喧喧已显出军威赫然，而况烽火燃处，紧与胡地月光相连，雪光、月光、火光三者交织成一片，不仅没有塞上苦寒的悲凉景象，而且壮伟异常。这是向前方望。“沙场烽火连胡月”是进攻的态势。诗人又向周围望：“海畔云山拥蓟城”，又是那么稳如磐石。蓟门的南侧是渤海，北翼是燕山山脉，带山襟海，就像天生是来拱卫大唐的边疆重镇的。这是说防守的形势。这两句，一句写攻，一句说守；一句人事，一句地形。在这样有力有利气势的感染下，便从惊转入不惊，于是领出下面两句，写“望”后之感。诗人虽则早年并不如东汉时定远侯班超初为佣书吏（在官府中抄写公文），后来投笔从戎，定西域三十六国，可是见此三边壮气，却也雄心勃勃，要学西汉时济南书生终军，向皇帝请发长缨，缚番王来朝，立一下奇功了。末联连用了两个典故。第一个是“投笔从戎“：东汉班超原在官府抄公文，一日，感叹说，大丈夫应该“立功异域“，后来果然在处理边事上立了大功。第二个是“终军请缨“：终军向皇帝请求出使南越说服归附，为表现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他请皇帝赐给长带子，说是在捆南越王时要用它。祖咏用了这两个典故，意思很明白，更有豪气顿生之感。末二句一反起句的“客心惊”，水到渠成，完满地结束全诗。

这首诗从军事上落笔，着力勾画山川形胜，意象雄伟阔大。全诗紧扣一个“望”字，写望中所见，抒望中所感，格调高昂，感奋人心。诗中多用实字，全然没有堆砌凑泊之感；意转而辞句中却不露转折之痕，于笔仗端凝之中，有气脉空灵之妙。此即骈文家所谓“潜气内转”，亦即古文家所谓“突接”，正是盛唐诗人的绝技。

这首诗写作者到边地见到壮丽景色，抒发立功报国的壮志。全诗一气呵成，体现了盛唐诗人的昂扬情调。

燕台原为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这里代称燕地，用以泛指平卢、范阳这一带。“燕台一去”犹说“一到燕台”，四字倒装，固然是诗律中平仄声排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起笔即用一个壮大的地名，能增加全诗的气势。诗人初来闻名已久的边塞重镇，游目纵观，眼前是辽阔的天宇，险要的山川，不禁激情满怀。一个“惊”字，道出他这个远道而来的客子的特有感受。这是前半首主意所在，开出下文三句。

客心因何而惊呢？首先是因为汉家大将营中，吹笳击鼓，喧声重叠。此句运用南朝梁人曹景宗的诗意：“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表现军营中号令之严肃。但仅仅如此，还未足以体现这个“惊”字。三四两句更进一步，写这笳鼓之声，是在严冬初晓之时发出的。冬季本已甚寒，何况又下雪，何况又是多少天来的积雪，何况又不止一处两处的雪，而是连绵千万里的雪；这些雪下得如此之广，又积得如此之厚，不说它是怎样的冷了，就是雪上反映出的寒光，也足以令人两眼生花。“万里寒光生积雪”这一句就这样分作四层，来托出一个“惊”字。这是往远处望。至于向高处望，则见朦胧曙色中，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唯独高悬的旗帜在半空中猎猎飘扬。这种肃穆的景象，暗写出汉将营中庄重的气派和严整的军容。边防地带如此的形势和气氛，自然令诗人心灵震撼了。

以上四句已将“惊”字写足，五六两句便转。处在条件如此艰苦。责任如此重大的情况下，边防军队却是意气昂扬。笳鼓喧喧已显出军威赫然，而况烽火燃处，紧与胡地月光相连，雪光、月光、火光三者交织成一片，不仅没有塞上苦寒的悲凉景象，而且壮伟异常。这是向前方望。“沙场烽火连胡月”是进攻的态势。诗人又向周围望：“海畔云山拥蓟城”，又是那么稳如磐石。蓟门的南侧是渤海，北翼是燕山山脉，带山襟海，就像天生是来拱卫大唐的边疆重镇的。这是说防守的形势。这两句，一句写攻，一句说守；一句人事，一句地形。在这样有力有利气势的感染下，便从惊转入不惊，于是领出下面两句，写“望”后之感。诗人虽则早年并不如东汉时定远侯班超初为佣书吏（在官府中抄写公文），后来投笔从戎，定西域三十六国，可是见此三边壮气，却也雄心勃勃，要学西汉时济南书生终军，向皇帝请发长缨，缚番王来朝，立一下奇功了。末联连用了两个典故。第一个是"投笔从戎"：东汉班超原在官府抄公文，一日，感叹说，大丈夫应该"立功异域"，后来果然在处理边事上立了大功。第二个是"终军请缨"：终军向皇帝请求出使南越说服归附，为表现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他请皇帝赐给长带子，说是在捆南越王时要用它。祖咏用了这两个典故，意思很明白，更有豪气顿生之感。末二句一反起句的“客心惊”，水到渠成，完满地结束全诗。

这首诗从军事上落笔，着力勾画山川形胜，意象雄伟阔大。全诗紧扣一个“望”字，写望中所见，抒望中所感，格调高昂，感奋人心。诗中多用实字，全然没有堆砌凑泊之感；意转而辞句中却不露转折之痕，于笔仗端凝之中，有气脉空灵之妙。此即骈文家所谓“潜气内转”，亦即古文家所谓“突接”，正是盛唐诗人的绝技。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一。下面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霍松林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记载，这首诗是祖咏在长安应试时作的。按照规定，应该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写了这四句就交卷。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意思已经完满了。”这真是无话即短，不必画蛇添足。

题意是望终南余雪。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所见的自然是它的“阴岭”（山北叫做“阴”）；而且，惟其“阴”，才有“馀雪”。“阴”字下得很确切。“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下得十分生动。自然，积雪不可能浮在云端。这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正给人以“浮”的感觉。或许有的读者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呀！”这里是没有提，但下句却作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同时，“积雪浮云端”一句写出了终南山高耸入云，表达了作者的凌云壮志。

“明”字当然下得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余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六十华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贾岛的《望山》诗里是这样写终南山的：“日日雨不断，愁杀望山人。天事不可长，劲风来如奔。阴霾一似扫，浩翠泻国门。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久雨新晴，终南山翠色欲流，长安百万家，家家门前张开一面新崭崭的屏风，非常好看。唐时如此，现在仍如此，久住西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如果写从长安城中望终南馀雪而不用一个“霁”字，却说望见终南阴岭的馀雪如何如何，那就不是客观真实了。

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是夕阳西下之时的“霁”。他说“林表明霁色”，而不说山脚、山腰或林下“明霁色”，这是很费推敲的。“林表”承“终南阴岭”而来，自然在终南高处。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句的“暮”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谚有云：“下雪不冷消雪冷。”又云：“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尚余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寒；望终南余雪，寒光闪耀，就令人更增寒意。做望终南余雪的题目，写到因望余雪而增加了寒冷的感觉，意思的确完满了，就不必死守清规戎律，再凑几句了。

王士禛在《渔洋诗话》卷上里，把这首诗和陶潜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王维的“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宽”等并列，称为咏雪的“最佳”之作。诗中的霁色、阴岭等词烘托出了诗题中余字的精神。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一。下面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霍松林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记载，这首诗是祖咏在长安应试时作的。按照规定，应该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写了这四句就交卷。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意思已经完满了。”这真是无话即短，不必画蛇添足。

题意是望终南余雪。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所见的自然是它的“阴岭”（山北叫做“阴”）；而且，惟其“阴”，才有“馀雪”。“阴”字下得很确切。“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下得十分生动。自然，积雪不可能浮在云端。这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正给人以“浮”的感觉。或许有的读者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呀！”这里是没有提，但下句却作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同时，“积雪浮云端”一句写出了终南山高耸入云，表达了作者的凌云壮志。

“明”字当然下得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余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六十华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贾岛的《望山》诗里是这样写终南山的：“日日雨不断，愁杀望山人。天事不可长，劲风来如奔。阴霾一似扫，浩翠泻国门。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久雨新晴，终南山翠色欲流，长安百万家，家家门前张开一面新崭崭的屏风，非常好看。唐时如此，现在仍如此，久住西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如果写从长安城中望终南馀雪而不用一个“霁”字，却说望见终南阴岭的馀雪如何如何，那就不是客观真实了。

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是夕阳西下之时的“霁”。他说“林表明霁色”，而不说山脚、山腰或林下“明霁色”，这是很费推敲的。“林表”承“终南阴岭”而来，自然在终南高处。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句的“暮”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谚有云：“下雪不冷消雪冷。”又云：“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尚余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寒；望终南余雪，寒光闪耀，就令人更增寒意。做望终南余雪的题目，写到因望余雪而增加了寒冷的感觉，意思的确完满了，就不必死守清规戎律，再凑几句了。

王士禛在《渔洋诗话》卷上里，把这首诗和陶潜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王维的“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宽”等并列，称为咏雪的“最佳”之作。诗中的霁色、阴岭等词烘托出了诗题中余字的精神。

这首诗，以语意双关、含蕴丰富而为人传诵。全篇都是一个未嫁贫女的独白，倾诉她抑郁惆怅的心情，而字里行间却流露出诗人怀才不遇、寄人篱下的感恨。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主人公的独白从姑娘们的家常──衣着谈起，说自己生在蓬门陋户，自幼粗衣布裳，从未有绫罗绸缎沾身。开口第一句，便令人感到这是一位纯洁朴实的女子。因为贫穷，虽然早已是待嫁之年，却总不见媒人前来问津。抛开女儿家的羞怯矜持请人去作媒吧，可是每生此念头，便不由加倍地伤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客观上看：“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意思是说：如今，人们竞相追求时髦的奇装异服，有谁来欣赏我不同流俗的高尚情操？就主观而论：“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意思是说：我所自恃的是，凭一双巧手针黹出众，敢在人前夸口；决不迎合流俗，把两条眉毛画得长长的去同别人争妍斗丽。

这样的世态人情，这样的操守格调，调愈高，和愈寡。纵使良媒能托，亦知佳偶难觅啊。“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个人的亲事茫然无望，却要每天每天压线刺绣，不停息地为别人做出嫁的衣裳！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针针刺痛着自家伤痕累累的心灵！独白到此戛然而止，女主人公忧郁神伤的形象默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良媒不问蓬门之女，寄托着寒士出身贫贱、举荐无人的苦闷哀怨；夸指巧而不斗眉长，隐喻着寒士内美修能、超凡脱俗的孤高情调；“谁爱风流高格调”，俨然是封建文人独清独醒的寂寞口吻；“为他人作嫁衣裳”，则令人想到那些终年为上司捉刀献策，自己却久屈下僚的读书人──或许就是诗人的自叹。诗情哀怨沉痛，反映了封建社会贫寒士人不为世用的愤懑和不平。

诗人刻画贫女形象，既没有凭借景物气氛和居室陈设的衬托，也没有进行相貌衣物和神态举止的描摹，而是把她放在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中，通过独白揭示她内心深处的苦痛。语言没有典故，不用比拟，全是出自贫家女儿的又细腻又爽利、富有个性的口语，毫无遮掩地倾诉心底的衷曲。

从家庭景况谈到自己的亲事，从社会风气谈到个人的志趣，有自伤自叹，也有自矜自持，如春蚕吐丝，作茧自缚，一缕缕，一层层，将自己愈缠愈紧，使自己愈陷愈深，最后终于突破抑郁和窒息的重压，呼出那“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慨叹。这最后一呼，以其广泛深刻的内涵，浓厚的生活哲理，使全诗蕴有更大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