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此词写江南春色，首句“江南好”，以一个既浅切又圆活的“好”字，摄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而作者的赞颂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同时，唯因“好”之已甚，方能“忆”之不休，因此，此句又已暗逗结句“能不忆江南”，并与之相关阖。次句“风景旧曾谙”，点明江南风景之“好”，并非得之传闻，而是作者出牧杭州时的亲身体验与亲身感受。这就既落实了“好”字，又照应了“忆”字，不失为勾通一篇意脉的精彩笔墨。三、四两句对江南之“好”进行形象化的演绎，突出渲染江花、江水红绿相映的明艳色彩，给人以光彩夺目的强烈印象。其中，既有同色间的相互烘托，又有异色间的相互映衬，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着色的技巧。篇末，以“能不忆江南”收束全词，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把读者带入余情摇漾的境界中。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此情此景，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此诗的体式许多人认为很像一首小词，具有明显的音乐特性。赵翼的《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云：“三五七言诗起于李太白：‘秋风清，秋月明。……’此其滥觞也。刘长卿《送陆澧》诗云：‘新安路，人来去。早潮复晚潮,明日知何处？潮水无情亦解归，自怜长在新安住。’宋寇莱公《江南春》诗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林芳草远，斜日沓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指出了它和“江南春”词牌的渊源关系。南宋邓深曾依此调式填写词作，名为“秋风清”。清人还把李白这首诗当作是一首创调词而收入《钦定词谱》，云：“本三五七言诗，后人采入词中。”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严羽的《沧浪诗话》中的“诗体”一章就说道：“有三五七言。”自注云：“自三言而终以七言，隋世郑世翼有此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郭绍虞先生校释曰：“沧浪所谓郑世翼有三五七言，不知何据。案《诗人玉屑》无‘秋风清’以下各句，以从《玉屑》为是。‘秋风清’云云,见《李太白集》，当是李作。”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通篇都是隐语，主题当是咏官妓。当时各级官府都有一定数目的娟妓，供那些腐朽的官僚们驱使。首句“花非花”是说官妓的容颜如花，但又并非真花。次句“雾非雾”中“雾”字是双关。借“雾”为“婺”。“婺女”即女宿星。因官妓女性，上应女宿，但又并非云雾之雾。“夜半来，天明去”既是咏星，也是说人。语意双关，而主要是说人。官妓不同于一般的妓女，更不同于正式的妻子，她们与官僚之间互为依存，但关系又不便十分密切，只能以夜来明去为限，可谓会短别长。故末二句发出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卜的感叹。上句言会短，下句言别长。其中“梦”、“朝云”的描写是借用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中关于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典故，以喻男女之幽会。因为语言文字运用得巧妙，把男女欢爱之事抒写得很含蓄，富于诗意。

语意双关，富有朦胧美是这首小是的最大特点。雾、春梦、朝云，这几个意象都是朦胧、飘渺的，意象之间又故意省略了衔接，显出较大的跳跃性，文字空灵，精炼，使人咀嚼不尽，显示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功力。

此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它评价很高，把它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起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称此词“以气象胜”。这首词中的气象，与人们常所说的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时代的“盛唐气象”已有很大不同，但它又确实是盛唐气象之一种。它博大深厚、意境开阔、气韵沉雄，又带有悲凉之气。这种“气象”在天宝（唐玄宗年号，公元742—756年）后期李白的作品《古风·一百四十年》《远别离》《夕霁杜陵登楼寄韦繇》等诗都可以看到。《夕霁杜陵登楼寄韦繇》中写道：“浮阳灭霁景，万物生秋容。登楼送远目，伏槛观群峰。原野旷超缅，关河纷错重。”与这首《忆秦娥》格调气象十分近似。杜甫天宝后期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有相类之处。胡应麟说这首词“气亦衰飒”，反映了晚唐王朝衰变的气运。其实此词似是反映了天宝后期表面上依然歌舞升平、内部危机重重的盛唐之衰。因此，这首词可能作于天宝后期。词人以比拟的手法，托秦娥抒情怀，把直观的感情与意象浑融在一起，上片由个人的忧愁写开，下片过渡到历史忧愁。

这首词不像《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那样由客观景物的渲染过渡到人物内心感受的描摹。它一开始就写出人物内心的情态：呜咽的箫声把秦娥从梦中惊醒，此时，一钩残月斜映在窗前。梦虽断了，她却还似乎沉浸在梦境之中，与情人欢会，可是眼前只有这冰冷的残月陪伴看她。多少个这样的月夜，叫她黯然消魂、顾影自怜。因此，下面自然转入对“灞陵伤别”的回忆。《雍录》载：“汉世凡东出涵、潼，必自灞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相送。”可是，柳色绿了，一年又一年，而伊人依然远隔一方，只有那鸣咽的箫声和着低声的啜泣，冰冷的残月陪伴着消瘦的倩影，葱绿的柳色句起往事的回忆。实际上这是作者以秦娥对情人的思念来表达内心对某种事物的苦思与追求，这种苦思与追求是执着的，然而又是没有结果的。

词的上片始终纠葛在个人的悲欢离合之中，下片则出现了较大的跌宕。似乎比拟手法已不能满足感情的表达了，词人要撇开先前的主体，直接把自己融入画面之中。换头处突兀以“乐游原上清秋节”起，画面是清秋节佳侣如云的狂欢时景，可是主人公茕茕孑立在西风残照之中，“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杜甫《乐游园歌》）。此时，个人的忧愁完全被抛开了，或者说融入了历史的忧愁之中，词人通过对秦、汉那样赫赫王朝的遗迹——咸阳古道、汉代陵墓的掇取，从而进入了历史的反思。古道悠悠，音尘杳然，繁华、奢侈、纵欲，一切都被埋葬了，只剩下陵墓相伴着萧瑟的西风，如血的残阳，百年、千年地存在下去。作者不是在凭吊秦皇汉武，他是在反思历史和现实。这里交杂着盛与衰、古与今、悲与欢的反思。词人固然没有正面写唐王朝的苟且繁华，但“乐游原上清秋节”这就足够了，这使人自然想象到天宝后期那种古罗马式的穷奢极欲和狂欢极乐。可没有人能从中去体会那潜在的破碎感。秦代、汉代过去了，只剩下悠悠的古道和孤独的陵墓，面对着西风残照。这固然是过去的遗迹，然而它又是实实在在的实景，同时，这“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实景又必然使人联系到王朝的未来。于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被取消了，浑融在一起，历史的时序给人们留下的只是一种表象——“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造成一种悲壮的历史消亡感，或者说是毁灭感，填塞在人们心头，这就是历史反思的结果。因而上片的个人忧愁只能被取代，作为下片的陪衬。

此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陆游说：“唐自大中以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花间集跋》）。诗风与词风自身存在着交错否定之趋势。

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掷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率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毋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诚在五代花间未见，亦非歌席诸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

这首词上下两片采用了不同的手法，上片偏于客观景物的渲染，下片着重主观心理的描绘。然而景物的渲染中却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主观心理的描绘又糅合在客观景物之中。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情与景、主观与客观，又融成一片。

这首词选择的时间是一个暮色苍茫、烟云暖暧的黄昏，季节是秋冬之交。开头两句为远景，“平林漠漠烟如织”便传达出一种空寞惆怅的情绪，它起到笼罩全篇的作用。如烟如织，扯也扯不开，割也割不断。就连那远处碧绿的山色也使人着恼，叫人伤感。这似乎是静态的写生，是一种冷色的画面，但静态之中又夹杂着主观的感受，给人一种潜在的骚动感，撩人意绪。接着，这种骚动感由潜在到表面化了。“暝色”句为近景，用一“入”字由远而近，从全景式的平林远山拉到楼头思妇的特写镜头，突出了“有人楼上愁”的人物主体，层次井然，一个“入”字使整个画面波动起来，由远及近、由潜在到表面化。看起来是客观景物感染了其人，实际上是此人内心感受在不断深化。至“有人楼上愁”句，这个由客观到主观、由物到人的过渡完成了。这个“愁”字把整个上片惆怅空寞的情绪全部绾结在一起，同时又自然地过渡到下片。承上启下，臻于绝妙。

下片立足于主观的感受上。在暮霭沉沉之中，主人公久久地站立在石阶前，感到的只是一片空茫。“空”也是上片所勾画的景物感染下的必然结果。主观情绪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立刻又融入了景物之中——“宿鸟归飞急”。这一句插得很巧妙。作者用急飞的宿鸟与久立之人形成强烈的对照。一方面，南宿鸟急归反衬出人的落拓无依；另一方面，宿鸟急归无疑地使抒情主人公的内心骚动更加剧烈。于是，整个情绪波动起来。如果说上片的“愁”字还只是处于一种泛泛的心理感受状态，那么，现在那种朦胧泛泛的意识逐渐明朗化了。它是由宿鸟急归导发的。所以下面就自然道出了：“何处是归程？”主人公此刻也急于寻求自己的归宿，来挣脱无限的愁绪。可是归程在何处呢？只不过是“长亭连短亭”，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答案。有的仍然是连绵不断的落拓、惆怅和空寞，在那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之间。征途上无数长亭短亭，不但说明归程遥远，同时也说明归期无望，以与过片“空伫立”之“空”字相应。如此日日空候，思妇的离愁也就永无穷尽了。结句不怨行人忘返，却愁道路几千，归程迢递，不露哀怨，语甚酝藉。韩元吉《念奴娇》词云，“尊前谁唱新词，平林真有恨，寒烟如织。”短短的一首词中，掇取了密集的景物：平林、烟霭、寒山、暝色、高楼、宿鸟、长亭、短亭，借此移情、寓情、传情，手法极为娴熟，展现了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活动，反映了词人在客观现实中找不到人生归宿的无限落拓惆怅的愁绪。

历来解说此词，虽然有不少论者认为它是眺远怀人之作，但更多的人却说它是羁旅行役者的思归之辞。后一种理解，大概是受了宋代文莹《湘山野录》所云“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一语的影响。以为既然题于驿楼，自然是旅人在抒思归之情。其实，古代的驿站邮亭等公共场所以及庙宇名胜的墙壁上，有些诗词不一定是即景题咏，也不一定是写者自己的作品。细玩这首词，也不是第一称谓，而是第三称谓。有如电影，从“平林”、“寒山”的远镜头，拉到“高楼”的近景，复以“暝色”做特写镜头造成气氛，最终突出“有人楼上愁”的半身镜头。分明是第三者所控制、所描撰的场景变换。下片的歇拍两句，才以代言的方法，模拟出画中人的心境。而且词中的“高楼”、“玉阶”，也不是驿舍应有之景。驿舍邮亭，是不大会有高楼的，它的阶除也决不会“雕栏玉砌”，正如村舍茅店不能以“画栋雕梁”形容一样。同时，长亭、短亭，也不是望中之景；即使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中的最近一座，也不是暮色苍茫中视野所能及。何况“长亭更短亭”，不知凡几，当然只能意想于心头，不能呈现于楼头人的眼底。

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也是历代诗家文人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著以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

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是白居易为妇女呐喊不平的名句，表现了诗人对封建时代下层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关注。在这首原调《浪淘沙》小词中，他又通过对一位思妇复杂微妙的内心矛盾的描绘，真实地表现了妇女对爱情的忠贞和悲惨的境遇。

发端二句，劈空发问：“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以水喻情，此为古诗所常见。在人们看来，汹涌澎湃而来去倏忽的潮水，与负心汉那狂热似火却须臾即逝的短暂之情多么相似；而那浩瀚永恒的大海，则正如痴情女那缠绵忠贞的爱的胸怀。可是，诗人笔下这位女子对此却不以为然，予以否定。在她眼中，江潮海水哪能与郎情己意相比呢？此言与众不同，一反常理，而反问句式更强调其意。一下紧扣人心，感到新颖奇特，不知何故：是水长情短，还是情深于水？急于得知答案。这样就为下文的申说发挥作好有力的铺垫。

紧承此意，转句即申说其由。“相恨不如潮有信”，以君、潮相比。潮水已是变化不定的了，但潮涨潮落，毕竟还有其定时，而君之离去，渺无归期，可见君不如潮，对比之下，更衬出君之薄情，令人相恨。同时，诗人在此化用了李益《江南曲》诗意：“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从而暗示出这是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女子，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极为常见。当时官府重商弃农，盐商和珠宝大贾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姓名不在县籍中”，“不属州县属天子”，他们牟取暴利，生活豪奢，玩弄妇女，喜新厌旧，自然谈不上什么爱情专一。“商人重利轻离别”、“日日逐利西复东”，故商人妇便更要常受“来去江口守空船”之苦。了解这一背景可更深一层地理解此句之意。

既然君不如潮，则水就不似君情。意思本已很明白，似可就此住笔。然诗人意犹未尽，却翻空出奇，推出“相思始觉海非深”的妙句作结。短短七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首先，它在上句君情潮水相比君不如潮的基础之上，再分别从情与水两方面加以延伸，将妾心与海水相比，谓妾心深于海。同与水比，或不及，或过之，已自见出高下。而这两组对比又通过潮不如海这客观差异而相联系，使君情与妾心之间形成更鲜明突出的反差。可谓匠心独运，出人意料，极为夸张而形象地渲染出君之负心与妾之痴情，起到了进一步深化主题的艺术效果。其次，“相思”与上句“相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巧妙地给我们展示出思妇那复杂微妙的心理。她既恨君不如潮，却又非李益笔下那位意欲“嫁与弄潮儿”的妇女一样泼辣决绝。而是相恨又无奈，恨罢仍相思，思与恨交织融合，难以区分。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有助于突出其忠贞不渝，情深于海；另一方面也更真实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下层妇女孤立无援的不幸命运和深受残害的悲剧性格，因而更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在当时的罪恶制度下，她们除了默默的忍耐、无望的期待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故作者所揭示的思妇心理，不仅有对负心汉的谴责，也暗含对黑暗现实的讽谕。第三，“始觉”二字，说明君之薄幸、妾之深情都是在痛苦相思之中悟出，同时还照应了上联，说明那异于常理之问并非来无端绪，而正是相思女子久经失望折磨后之体验所得。这样，便充分地传达出无比深切的酸楚，凄婉动人。

由此可见，白居易诗并非只是如前人所批评的那样直露无隐。这首小词既借鉴民歌常见表现手法，质朴明快，天然无饰，而又言简意赅，细腻而生动地表现出一位与琵琶女身世相同的思妇的复杂矛盾心理。含蓄深婉，怨而不怒，堪称民间词与文人词结合的典范。

头两句写眼前景色：“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上句写满山桃花红艳艳，下句写江水拍山而流，描写了水恋山的情景，这样的情景原是很美的，但对诗中的女子来讲，如此美景恰恰勾起了她的无限痛苦：“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这两句是对景抒情，用的是两个比喻：花红易衰，正像郎君的爱情虽甜，但不久便衰落；而流水滔滔不绝，正好像自己的无尽愁苦。这两句形象地描绘出了了这个失恋女子的内心痛苦。比喻贴切、动人，使人读了，不禁为这个女子在爱情上的不幸遭遇而深受感动。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用江水比拟亡国之痛的深沉悠长，历来被人们称为写愁的名句，其实这正是从“水流无限似侬愁”一句脱胎而来的。

这首诗和前首诗一样，用的也是民歌常用的比兴手法，先写眼前水恋山的景象，然后再用它来作比喻，抒写愁绪，从而形象地描绘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全诗比喻新颖别致，形象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