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

王维的诗歌，很多都是在描写田园生活之美，像这样表现赋税压身、控诉疾苦的诗篇，非常之少，而这样的生活，才是乡村田园的真实写照。

“”写的是傍晚的山村里，农妇正在家里准备着晚餐，篱笆边卧着的狗忽然冲了出去，朝远处吠叫了几声，农妇以为是自家男人回来了，忙奔出门来迎接。读到这一句，不免有了疑问，男人去干什么了。让家里的女人有了这样的牵挂，去的时候一定不短了，而到傍晚仍然没有回来，可见所办的事并不容易。“篱中犬迎吠”的“迎”字用得十分恰当，“迎”本是人的动作，可是却用来修饰“犬”，既写出犬对主人归来大献殷勤，又写出犬的迫不及待，犬且如此，更何况人，所以一听到狗叫，家里人便出屋候柴扉；同时也暗示了家人等待中的那种浓重的焦虑和担心。“”这两句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年未了，村里的农夫们要到城里交纳田租，奔波劳碌到深夜时分方才归来。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农夫出远门是为了缴租去了，大概因为路远，或者是人多，或者是受到刁难，回来得很晚。男人回来之后，清点了一下缴租后的剩余粮食。“晚田始家食，余布成我衣”。缴完租后没有剩下什么，晚收的庄稼和残缺的布料。好东西都缴给政府和地主了，自己家所能用的，就是剩下的边边角角。这就是悲哀，日出而作，夜深而归，辛勤劳作，却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无力解决。诗人虽未使用什么慷慨激昂的话语，却通过白描的手法，对繁重赋税之下穷苦百姓生活进行了真实的写照，同时也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晚田”“余布”，平常简洁的语言里，是深沉的苦痛，不着重笔而内涵深远。生活是这样苦难，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首句，想象一下妻子等候、牵挂丈夫归来的情形，可以明显感受到农家夫妻之间相依为命的深厚感情。这也是诗人对农家生活深深的同情。末句，则是作为旁观者，诗人对农家人命运的叹息与愤慨。“讵肯”二字是这首诗的沉重之言，面对百姓的疾苦，不可能没有公事繁忙。这句话意有所指，应该是指诗人那些不为百姓着想的官僚同事，整日里游山玩水，并以无公事可忙为借口。

诗人通过对农家苦难生活的描绘，对这种借口和这种官僚进行了质问，愤懑不平之情突显笔端。全诗词语浅近易懂，亦怀深沉感慨，虽未直接点明赋税之重，却直指不干实事、耽于享乐的官僚阶层，是更深层次的讽谏。

《田翁叹》通过一位植树田翁的感叹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人间的不平与官府徭役的繁重与害人。这位植树的田翁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老农，他辛勤劳动了一生，亲手栽下了千棵桑树与杏树，他本指望这些劳动会给自已与自己的一家带来温饱，也造福于社会与后代。这种愿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连年繁重的徭役使田翁倾家荡产，他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倾注了全部心血与希望的桑林与杏树卖给富家郎。而这位富家郎却砍倒“文杏作中梁”，又段林开池，在池中种上了满池的荷花，以供自己的观赏与享乐。这位富家郎“田业广”，又花钱买了“金章”，步入了官场。他又广为结交，使他家门前的垂杨下满是贵人的车辆。这样的现实，使田翁及田翁的一家感叹嗟伤，又使作者感到不平。

这首诗形象鲜明，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田翁的形象是从作者的正面描写中展示出来的。这首诗是以写田翁的所做、所观、所想为主，这位田翁的性格特点是由他的动作及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他“手植千树桑”，他家有满室的儿孙，说明他的勤劳，他已经为社会劳动了一生。他对富家郎的怨恨说明他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他对“千树桑”被毁，对他亲手栽的文杏做了中梁，对桑林被开为荷花池感到痛心与惋惜，这说明他一生种桑与种杏不单是为了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当然也包含着为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这中间透出了一定的为社会及后代造福的思想。这是他性格中可贵的善良的一面。这位老田翁的形象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而那位富家郎的活动，他的所作所为，他砍“文杏作中梁”，他“田业广”，他用钱“买金章”，他招来无数贵人的车辆，他毁桑林开水池种荷花，这一切都是从田翁的眼里看出，从田翁的嘴里说出，这种写法省略了不少笔墨，而这位富家郎“为富不仁”的特点又表现得极为突出。作者的态度，作者对田翁的同情，对富家郎的厌恶与斥责都是通过这些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诗人对官府徭役繁重的揭露也没有正面阐述，只是在说明田翁把“手植”的“千树桑”卖给富家郎的原因时，顺便交待了一句“频年徭役重”，致使田翁的“千树桑”“尽属富家郎”。这样描写，使这首诗重点突出，情节多变化，这是一首以叙事与扦情二者相结合的作品。另外，这首诗巧妙运用对比的手法。诗中田翁与富家郎是封建社会两类人的代表，田翁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富家即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官僚地主。这两者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就在这对比之中展示出来。同时，语言通俗形象，情节跳跃性较大也是这首诗的特点。

诗的首联说杨瑗因为家中有年老的父母须要奉养，所以不嫌南海荒僻而赴任，孝情可感。古人有亲老不择官的说法，《说苑·建本》：“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地而仕。’”此诗即用其意。这两句在赞美杨瑗孝顺老亲的同时，已经暗含了不宜前去南海为官的意思；如果不是父母年老，当官是不会选择这样的荒蛮之地的，更何况不过是县尉这样的小官。

颔联言南海的风土人情，与中原大地不同。此处提及“海市蜃楼”和“鲛人”，意在强调其地独特的风土人情。海市蜃楼在今人看来乃是人间胜景，但在南海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未尝不是边远怪异之象，如韩愈所说：“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潮州刺史谢上表》）而当地居民也多“非我族类”的鲛人，未尝开化，很难交流。设想朋友就要到这样的地方去生活，虽只是平实写来，而矜悯之情，自然流露于言外。这两句描写南海的奇异风物，自然有岑参好奇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形容其地荒蛮，不适合北方人居住。

颈联继续描写南海的风物，色彩则趋于明朗。海边夏雨气象阔大，岭上春花色彩鲜明。律诗中的第三联是要“转”一下的，作者也不愿过多渲染南海生活环境不如人意，毕竟还是要安慰一下远行者，所以又从劝慰的角度讲此处风景之美。

诗人在尾联对杨瑗亲切嘱咐：南海这个地方多产宝玉，你千万不要嫌厌那里生活的清贫。诗人语气如此沉重，本意是要朋友转换心态，结果反而可能强化对方忧远伤别的心理；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朋友一片殷勤珍重的关怀之意。诗人下笔也有言外之意，既然南海多宝玉，何必加一“慎”字，可见他真正的意思是希望杨瑗以节操清廉为重。

在唐代，今天的两广地区还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说起来也算是“边塞”了。只不过那里并没有成就功名的机会，派去那里做官，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贬谪和惩罚措施。韩愈被贬谪潮州时心情就极度郁闷，担心自己不再能生还，写诗对侄孙韩湘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所以当朋友要去南海做一个小小的县尉时，岑参赠别的基调就是同情和安慰。

夫子不自炫，世人知者稀，来倾阮氏酒，去著老莱衣——夫子：指崔全。自炫：自我夸耀以求仕进。阮氏酒：西晋阮籍避祸全身，远离司马氏政权，以嗜酒为由，求为步兵校尉，终日酩酊，遗落世情。此处指崔全不以干君、谄媚官宦为务，故而被放。老莱衣：指春秋时的隐者老莱子。老莱子行年五十，父母犹存，着五彩斑斓衣以娱双亲。后常以“老莱衣”表示孝养父母至老不衰，见《初学记》卷十七《孝悌篇》。此处暗合诗题“觐省”意。此四句写崔全因其洁身自好，不务谄媚，不矜夸以干人君，故而知音者少，名声不外达。虽微官暂寄，然遗落世情，终被再放归省。诗人表达对崔全人格的赞赏，也对其不被重用表示同情和惋惜。

楚王犹自惑，片玉且将归——渭北：指渭水流域，在陕西一带，渭水流经长安。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此处指崔全回归的洛阳。楚千旬：用《韩非子》卷四《和氏》典。将：持。此处用楚王自惑喻崔全不得君臣遇合。片玉将归：喻崔全为怀瑾握瑜之才而不得重用，被放回乡。此四句写长安春草新发季，东都洛阳也值繁花烂漫时。诗人想象崔全将去的洛阳，以春之盎然生意抚慰友人远行被放的孤寂苦闷。结句用典故暗喻友人的磊落胸襟、良玉之器不得重用，如璞玉之真价难以被人赏识。

首二句作者以慧眼独识英才为好友叹息。出笔即开门见山，诗人义愤填膺、仗义伸屈之情溢于言表。五、六句以写景点示季节，用语平淡中有新奇，自然中有新巧，已现岑参后期追求“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殷瑶《河岳英灵集》）的诗歌艺术风格之端倪。诗中典故的运用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咀嚼。

这首词写宫女的寂寥。上片写上阳宫女，正当妙龄，寂寞倚楼，空对鸳鸯，难耐露重帘冷。下片写其倚楼所见，雨细莺飞，大有辜负娇艳丽质的感叹。于是产生了后两句叛逆的假想：还不如伴那浪荡的公子，踏青郊外，桥边沉醉！词中透露出对宫女们冷落身世的无限同情。

《咏田家》是聂夷中的代表作，也是晚唐诗歌创作中的艺术佳品。诗中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和鲜明对比的表现手法，愤怒地控诉了形形色色的高利贷给唐末农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表达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厚同情。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这首诗可以分为二层。第一层为开头八句，写诗人在初秋夜坐之时对吴武陵的思念之情，充满了关切和同情。这种思念之情由“一夕生秋风”而引起。凄雨侵竹，惊鸟翻飞，浓雾弥漫，烟波浩渺，勾勒出一片秋夜乍寒凄凉的景象，这衬托出诗人被贬谪的愁苦忧戚的心情，也暗示出朝廷的黑暗和政局的险恶。正直不屈的才士横遭打击和迫害，如鹊鸟在寒冷的风雨中栖居无所，惊惧难安。他们被贬谪到边荒，毫无出路，如浓雾烟波无穷无尽一样。这里，诗人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忧愤痛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吴武陵的惺惺相惜和深切同情。诗人由己及友，很自然地勾起了对吴武陵的思念，他们同病相怜，在初秋风雨之夜都会愁苦难当的。第二层为后面八句，写诗人对吴武陵琴艺和才华的高度赞赏，为人才被埋没而深表愤慨。首先，诗人写吴武陵的琴弦和琴身，十分华丽名贵，为下面写琴声的美妙作一铺垫。然后写琴音的清扬流荡，作者用浮光闪动上激秋空来比喻，十分新奇巧妙。琴声清越，可以上凌天空，使人体会到琴声的穿透力强，曲调高远。琴声激荡，如波光闪耀，粼粼夺目，使人体会到琴声中激情洋溢，而且音质清丽，曲调流畅。这两句又与秋天和潇江景物紧紧相扣，运用比喻不但贴切，而且自然。其次写琴曲的自得天成。这就是说，琴曲是吴武陵内心真情的流露，没有丝毫的造作和人为的刻意。吴武陵的志趣高远，才华横溢，已不言而喻。最后两句，诗人为吴武陵的才华被埋没而抱屈不平，深表愤疾。吴武陵琴声美妙清越，但对权贵来说，只是听不见的细微声音。吴武陵在被贬之后，刚直不屈，其本性朴质如初，毫无亏损，他心中流露的真情志趣，权贵们不仅不愿听赏，而且也是无法听懂无法理解的。权贵们正如聋子一样，对才士的情趣、忧愤、才华根本就感受不到。这里，柳宗元用辛辣的嘲讽表达了心中无比的愤慨，为朋友，也为自己。

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后曾在农庄闲居一段时期，写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诗，较有社会意义。这首《庄居野行》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首。

《庄居野行》诗歌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商轻农的风气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农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由于唐朝政府重商轻农，导致农民都弃农经商，造成“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的严重局面，因此作者大力呼吁，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此诗和刘驾的《反贾客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拓宽了唐诗创作的题材。

这首诗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颇具特色。

诗人落笔便直敷诗人“野行”之其事，突现了农村“比屋皆闭户”的萧条荒凉的现实。接着，诗人便挖掘、剖析了农民“闭户”从商的社会原因，说明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漂泊四方的根本症结，在于“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接下去，诗人又展示了农民被迫采玉撷珠的苦辛和边兵敲诈勒索农民的生活画面，并从古今遥迢辽阔的时间领域上对“官家”逼农经商的昏庸举动进行了鞭笞，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形势动荡的忧恨。结尾“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二句的愤怒质问，更寄寓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之情。

赋的表现手法在于体物写志，在记叙性诗歌中用得较多。这首诗几乎通篇用赋，诗人从开头“比屋皆闭户”的社会现状入手，层层展开场景，拓展画面，从“田间”至“比屋”，从“屋中”至“垄亩”，从“山颠”至“水府”，从“古来”到“如今”，从“仓”廪到“田”畴..都达到“随物赋形”的地步，而环境的每一推移，又总带情韵以行，让读者透过“皆”、“尽”、“犹”、“常”等充满感情色彩的时间、程度副词而看到唐末重商轻农的政策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后果，虽属平铺直叙，却颇具感人的艺术魅力。

此外，这首诗语言通俗，对仗工整。如“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等句是。“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等句，则对比鲜明，讽指深入。

“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前两句仅用十个字描写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这次夜战的结果，使得半数左右的战士再没有回来。这种情形是战争年代很普通、也很真实的悲剧。此诗仅用纯客观的叙事，真实地反映一场战争。表面看来，作者对此战争未附以感情色彩，但从他描写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看，他是十分同情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是不赞成这场战争的。另外，诗人说的是桑乾河“北”而非“南”。倘若是在河的南岸作战，那主要是防守；如今却打到了河的北岸，那就是主动方了。主动出击而被打败，其责任在于攻方的决策者、指挥者。这便给与了上层统治者无声的批评。由于作者许浑生活在中唐时代，唐朝已日益走下坡路，边塞诗多染上了时代的感伤情绪。此诗基调是凄婉、哀伤的。唐代诗人写边塞战争，一般习惯于以“汉”代“唐”，但许浑在这里用了“秦”，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汉”在音律方面犯了“孤平”。从另一方面，将唐王朝比做“暴秦”，或许也折射出对统治者的不满。

“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这两句运用“以一总万”的手法，在成千上万的牺牲者中挑出某一位战士，写在他牺牲的次日早晨有家信寄来，信中告诉他御寒的衣服已经寄出。上半首简单叙述了一次惨重的边塞战争，下半首说战士的家人来信寄冬衣的事。都不是什么特殊的内容，勾勒得也非常简单平实，但这两个场面紧密地安排在一起却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一夜之隔，顿成阴阳之隔。仅仅差了一个晚上，寄给战士的家信战士再也看不到；信中说缝制的御寒衣服也已寄出，可是再没有人收取它了。此时此刻，阵亡的战士其尸骨抛掷在昨夜的战场，再也不需要寒衣，再也不会感受到亲人的眷念之情了，而家人却仍翘首以待，等待他的回信，等待他报以平安，等待他某一天从战场归来……悲剧效果就这样由于结构安排而产生。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死亡与等待在同一个时间里交叠，让观者陷入思考，对牺牲者和家属寄予深刻的同情，同时批评残酷的战争。

这首诗诗人不发任何议论，而倾向性却从作者提炼出来的典型事件上自然地流露出来，短小中见深刻。艺术风格显得自然、平淡、质朴。但平淡并不浅露，思想深刻，耐人寻味，又能平中见奇，善作苦语，奇警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