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军攻入长安，僖宗出逃成都，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目赌长安城内的变乱，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卧病；离开长安的第二年，中和三年（883年）在东都洛阳，他将当时耳闻目见的种种乱离情形，通过一位从长安逃难出来的女子——即秦妇的“自述”，写成长篇叙事诗《秦妇吟》。

《秦妇吟》无疑是我国诗史上一才华横溢的长篇叙事诗之一。长诗诞生的当时，民间就广有流传，并被制为幛子悬挂；作者则被呼为“秦妇吟秀才”，与白居易曾被称为“长恨歌主”并称佳话。其风靡一世，盛况空前。然而这首“不仅超出韦庄《浣花集》中所有的诗，在三唐歌行中亦为不二之作”（俞平伯）的（秦妇吟），却厄运难逃。由于政治缘故，韦庄本人晚年即讳言此诗，“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北梦琐言》）。后来此诗不载于《浣花集》，显然出于作者割爱。至使宋元明清历代徒知其名，不见其诗。至近代，《秦妇吟》写本复出于敦煌石窟，真乃天幸。

从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冬到公元883年（中和三年）春，即黄巢起义军进驻长安的两年多时间里，唐末农民起义发展到高潮，同时达到了转折点。由于农民领袖战略失策和李唐王朝官军的疯狂镇压，斗争残酷，而百姓蒙受着巨大的苦难和悲惨的牺牲。韦庄本人即因应举羁留长安，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卧病，他便成为这场震撼神州大地的社会巨变的目击者。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他离开长安的第二年，即中和三年，在东都洛阳创作了这篇堪称他平生之力作的史诗。在诗中，作者虚拟了一位身陷兵中复又逃离的长安妇女“秦妇”对邂逅的路人陈述其亲身经历，从而展现了那一大动荡的艰难时世之各个方面。总之，《秦妇吟》既是一篇诗体小说，当然具有纪实性质。全诗共分五大段。首段叙述诗人与一位从长安东奔洛阳的妇人（即秦妇）于途中相遇，为全诗引子；二段为秦妇追忆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前后的情事；三段写秦妇在围城义军中三载怵目惊心的各种见闻；四段写秦妇东奔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末段通过道听途说，对刚刚平定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结尾。

《秦妇吟》用了大量篇幅叙述了农民军初入长安引起的动乱。毫无疑问，在这里，作者完全站在李唐王朝的立场，是以十分敌视的态度看待农民革命的。由于戴了有色眼镜，即使是描述事实方面也就不无偏颇，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根据封建时代正史（两唐书）记载，黄巢进京时引起坊市聚观，可见大体上做到井然有序。义军头领尚让慰晓市人的话是：“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而军众遇穷民于路，竟行施遗，唯憎官吏，黄巢称帝后又曾下令军中禁妄杀人。当然，既是革命，便难免流血；加之队伍庞大，禁令或不尽行，正如《新唐书·黄巢传》所记载“贼酋择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总或不免。而韦庄却抓住这一端作了“放大镜”式的渲染：

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轰轰琨琨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秦妇”的东西南北邻里遭到烧杀掳夺，几无一幸免。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整个长安城就只有嘶杀声与哭喊声。由于作者把当时的一些传闻，集中夸大，不免失实。但是，就在这些描述中，仍有值得读者注意的地方。在农民起义风暴的席卷下，长安的官吏财主们的惶惶不可终日的仇视恐惧心理，得到了相当生动的再现。在他们眼中，不仅起义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就连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沿袭封建朝廷之制度，也是令人作恶的：“衣裳颠倒语言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半是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诗中表现的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仇视心理，可谓入木三分。这段文字，却从另一个角度，生动地反映出黄巢进入长安后的失策，写出农民领袖是怎样惑于帝王将相的错误观念，在反动统治阶级力量未曾肃清之际就忙于加官赏爵，作茧自缚。由此发现诗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它还写到了农民起义军是怎样常处三面包围之中，与官军进行拉锯战，虽经艰苦卓绝的奋争而未能解围；他们又是怎样陷入困境，自顾不暇，也就无力解民于倒悬，致使关辅人民饿死沟壑、析骸而食；以及他们内部藏纳的异己分子是如何时时在祈愿他们的失败，盼望恢复失去的天堂。而这些生动形象的史的图景，是正史中不易看到的，它们体现出作者的才力。

正如上文所说，《秦妇吟》是一个动乱时代之面面观，它的笔锋所及，又远不止于农民军一面，同时还涉及了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韦庄在描写自己亲身体验、思考和感受过的社会生活时，违背了个人的政治同情和阶级偏见，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诗人甚至痛心地指出，他们的罪恶有甚于“贼寇”黄巢。《秦妇吟》揭露的官军罪恶主要有二：其一是抢掠民间财物不遗余力，如后世所谓“寇来如梳，兵来如篦”。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控诉说：“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如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

其二便是杀人甚至活卖人肉的勾当。这一层诗中写得较隐约，陈寅恪、俞平伯先生据有关史料与诗意互参，发明甚确，扼要介绍如下。据《旧唐书·黄巢传》，“时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四千。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秦妇吟》则写道：“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而这些人肉的来源呢？诗中借华岳山神的引咎自责来影射讽刺山东藩镇便透漏了个中消息：“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俞平伯释云：“筵上牺牲”指三牲供品；“无处觅”就得去找；往哪里去找？“乡村”，史所谓“山寨百姓”是也。“诛剥”，杀也。“诛剥生灵过朝夕”，以人为牺也，直译为白话，就是靠吃人过日子。以上云云正与史实相符。黄巢破了长安，珍珠双贝有的是——秦妇以被掳之身犹曰“宝货虽多非所爱”，其他可知——却是没得吃。反之，在官军一方，虽乏金银，“人”源不缺。“山中更有千万家”，新安如是，长安亦然。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于是官军大得暴利。

凡此两端（抢掠与贩人），均揭露出封建官军与人民对立的本质。而韦庄晚年“北面亲事之主”王建及其僚属，亦在此诗指控之列。陈寅恪谓作者于《秦妇吟》其所以讳莫如深，乃缘“志希免祸”，是得其情实的。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氏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这首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杜甫没有这种七言长篇史诗，唯白居易《长恨歌》可以譬之。但《长恨歌》浪漫倾向较显著，只集中表现两个主人公爱的悲欢离合。《秦妇吟》纯乎写实，其椽笔驰骛所及，时间跨度达两三年之久，空间范围兼及东、西两京，所写为历史的沧桑巨变。举凡乾坤之反覆，阶层之升降，人民之涂炭，靡不见于诗中。如此宏伟壮阔的画面，元、白亦不能有，唯杜甫（五言古体）有之。但杜诗长篇多政论，兼及抒情。《秦妇吟》则较近于纯小说的创作手法，例如秦妇形象的塑造、农民军入城的铺陈描写，金天神的虚构、新安老翁的形容，都是如此。这比较杜甫叙事诗，可以说是更进一步了。在具体细节的刻划上，诗人摹写现实的本领也是强有力的。如从“忽看门外红尘起”到“下马入门痴似醉”一节，通过街谈巷议和一个官人的仓皇举止，将黄巢军入长安之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和由此引起的社会震动，描绘得十分逼真。战争本身是残酷无情的，尤其在古代战争中，妇女往往被作为一种特殊战利品，而遭到非人的待遇。所谓“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琰）《秦妇吟》不但直接通过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来展示战乱风云，而且还用大量篇幅以秦妇声口毕述诸邻女伴种种不幸，画出大乱中长安女子群像，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其中“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二句，通过贵家少妇的生活突变，“路上乞浆逢一翁”一段，通过因破落而被骨肉遗弃的富家翁的遭遇，使人对当时动乱世情窥班见豹。后文“还将短发戴华簪”数句虽属漫画笔墨，又足见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闹剧中足悲者。从“昨日官军收赤水”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十数句，既见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志气实力之日渐衰竭，凡此刻划处，皆力透纸背；描摹处，皆情态毕见。没有十分的艺术功力，焉足办此。《秦妇吟》还着重环境气氛的创造。从“长安寂寂今何有”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十二句，写兵燹后的长安被破坏无遗的现状，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一一道来，纤毫毕见，其笔力似在《长恨歌》、《连昌宫词》描写安史之乱导致毁坏的文字之上。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竟使时人惊讶，堪称警策之句。“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洛阳是“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而一个妇人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甚至比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类诗句表现力更强，更细致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恐怖气氛。总之，《秦妇吟》在思想内容上是复杂而丰富的，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在古代叙事诗中堪称扛鼎之作。由于韦庄的写实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他的个人偏见，从而使得此诗在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长恨歌》之后，为唐代叙事诗树起了第三座丰碑。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到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厌烦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没有叙述过多。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长揖谢公卿”表现的是他一生为人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是借用陶渊明的《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诗人辞别洛阳前往吴越，目的纯粹是为了去寻求名山佳水，想在自然山水中忘掉世俗，找到归宿。孟浩然虽然一生布衣，但心中进与退、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晚年。但这首诗却干净利落地摈弃尘俗，不论功名，是他特定时期真实心情的写照。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动乱年代的生动写照。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銮舆西迁。各地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拥兵自重并趁乱抢夺财物，迫害人民，到处发生着流血恐怖事件。在这些“乱世英雄”心中，天理，王法，朝廷命官等，全都不算回事。韦庄《秦妇吟》就写过官军的纵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而当年杜荀鹤旅途停舟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唐时一称秋浦郡），遇郡中发生兵变，郡守被乱军逐出，恐怖覆盖秋浦。诗人目睹这一切，忧心如焚。“诗可以怨”，或者说“愤怒出诗人”。他写了这篇《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诗人落笔就描绘了郡中叛乱后的恐怖世相。人们握手相看，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为压抑的情况。对于它的原因，只轻轻一点：“军家刀剑在腰边”，“在腰边”三字极妙，暴力镇压的威慑，不待刀剑出鞘，已足以使人侧目。乱军的跋扈，百姓的恐慌，诗人的不安，尽在不言之中。这种开门见山的作法，使人感到这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按捺不住的激发。

“徧（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二句承上“军家刀剑”，直书乱兵暴行。他们杀人越货，全是强盗的行为。其实强盗还害惧王法，还不敢如此明火执杖，肆无忌惮。“平人”即平民（避太宗名讳改“民”为“人”），良民，岂能杀？更岂能乱杀？“杀”字前着一“乱”字，则突出行凶者面目的狰狞，罪行的令人发指。“不怕天”三字亦妙，它深刻地写出随着封建秩序的破坏，人的思想、伦常观念也混乱了。正常时期不怕王法的人，也应怕天诛。但天子威风扫地的末世，天的权威也动摇了，恶人更成“和尚打伞”，为所欲为。

更有甚者：“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甃音zhòu，用砖砌造），拆寺敞坟，在平时会被视为极大的罪孽，恶在不赦，此时却发生在青天白日下。战争造成大破坏，于此也可见一斑，参阅以《秦妇吟》“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尤觉真切。诗人通过搜宝货、杀平人、拆古寺、开荒坟等时事，生动地表现了满目疮痍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对乱军暴行的咬牙切齿。

现实很残酷，问题很多，然而诗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也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一点：“郡侯逐出浑闲事，正值銮舆幸蜀年。”这像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带着九分伤心和一分幽默：这种局面，连一方“诸侯”的刺史都毫无办法。不但无法，他还自身难保，让“刀剑在腰边”的乱军轻易地撵了，全不当回事儿。不但郡守如此，皇帝老官也自身难保，被黄巢、尚让们赶出长安，也全不算回事了。“銮舆幸蜀”，不过是好听一点的说就而已。诗末的潜台词是：如今皇帝蒙尘，郡守被赶，四海滔滔，国无宁日。你我同仁空怀忧国忧民之诚，奈何无力可去补苍天。只好写下这一页痛史，留与后人评说吧。

这是一首送别诗，被送者为诗人晚辈。诗中一、二两句想象魏万到京城沿途所能见的极易引起羁旅乡愁的景物。中间四句或在抒情中写景叙事，或在写景叙事中抒情，层次分明。最后两句劝勉魏万到了长安之后，不要只看到那里是行乐的地方而沉溺其中，蹉跎岁月，应该抓住机遇成就一番事业。这表达了诗人对魏万的深情厚意，情调深沉悲凉，但却催人向上。

诗一开首，“朝闻游子唱离歌”，先说魏万的走，后用“昨夜微霜初渡河”，点出前一夜的景象，用倒戟而入的笔法，极为得势。“初渡河”，把霜拟人化了，写出深秋时节萧瑟的气氛。

秋夜微霜，挚友别离，自然地逗出了一个“愁”字。“鸿雁不堪愁里听”，是紧接第二句，渲染氛围。“云山况是客中过”，接写正题，照应第一句。大雁，秋天南去，春天北归，飘零不定，有似旅人。它那嘹唳的雁声，从天末飘来，使人觉得怅惘凄切。而抱有满腹惆怅的人，当然就更难忍受了。云山，一般是令人向往的风景，而对于落寞失意的人，坐对云山，便会感到前路茫茫，黯然神伤。他乡游子，于此为甚。这是李颀以自己的心情来体会对方。“不堪”“况是”两个虚词前后呼应，往复顿挫，情切而意深。

五、六两句，诗人对远行客又作了充满情意的推想：“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从洛阳西去要经过古函谷关和潼关，凉秋九月，草木摇落，一片萧瑟，标志着寒天的到来。本来是寒气使树变色，但寒不可见而树色可见，好像树色带来寒气，见树色而知寒近，是树色把寒催来的。一个“催”字，把平常景物写得有情有感，十分生动，傍晚砧声之多，为长安特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然而诗人不用城关雄伟、御苑清华这样的景色来介绍长安，却只突出了“御苑砧声”，发人深想。魏万前此，大概没有到过长安，而李颀已多次到过京师，在那里曾“倾财破产”，历经辛酸。两句推想中，诗人平生感慨，尽在不言之中。“催寒近”“向晚多”六个字相对，暗含着岁月不待，年华易老之意，顺势引出了结尾二句。

“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纯然是长者的语气，予魏万以亲切的嘱咐。这里用“行乐处”三字虚写长安，与上二句中的“御苑砧声”相应，一虚一实，恰恰表明了诗人的旨意。他谆谆告诫魏万：长安虽是“行乐处”，但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的。不要把宝贵的时光，轻易地消磨掉，要抓紧时机成就一番事业。可谓语重心长。

这首诗以长于炼句而为后人所称道。诗人把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如次联两句用了倒装手法，加强、加深了描写。先出“鸿雁”“云山”——感官接触到的物象，然后写“愁里听”“客中过”，这就由景生情，合于认识规律，容易唤起人们的共鸣。同样，第三联的“关城树色”和“御苑砧声”，虽是记忆中的形象，联系气候、时刻等环境条件，有声有色，非常自然。而“催”字、“向”字，更见推敲之功。

这首《长安秋夜》颇具特色，因为这不仅是李德裕的诗，而且是诗的李德裕。它像是一则宰辅日记，反映着他从政生活的一个片断。

中晚唐时，强藩割据，天下纷扰。李德裕坚决主张讨伐叛镇，为武宗所信用，官拜太尉，总理戎机。“内官传诏问戎机”，表面看不过从容叙事。但读者却感觉到一种非凡的襟抱、气概。因为这经历，这口气，都不是普通人所能有的。大厦之将倾，全仗栋梁的扶持，关系非轻。一“传”一“问”，反映出皇帝的殷切期望和高度信任，也间接显示出人物的身份。

作为首辅大臣，肩负重任，不免特别操劳，有时甚至忘食废寝。“载笔金銮夜始归”，一个“始”字，感慨系之。句中特别提到的“笔”，那决不是一般的“管城子”，它草就的每一笔都将举足轻重。“载笔”云云，口气是亲切的。写到“金銮”，这决非对显达的夸耀，而是流露出一种“居庙堂之高”者重大的责任感。

在朝堂上，决策终于拟定，他如释负重，退朝回马。当来到首都的大道上，已夜深人定，偌大长安城，坊里寂无声息，人们都沉入梦乡。月色撒在长安道上，更给一片和平宁谧的境界增添了诗意。面对“万户千门皆寂寂”，他也许感到一阵轻快；同时又未尝不意识到这和平景象要靠政治统一、社会安定来维持。骑在马上，心关“万户千门”。一方面是万家“皆寂寂”（显言）；一方面则是一己之不眠（隐言），对照之中，间接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博大情怀。

秋夜，是下露的时候了。他若是从皇城回到宅邸所在的安邑坊，那是有一段路程的。他感到了凉意：不知什么时候朝服上已经缀上亮晶晶的露珠了。这个“露点朝衣”的细节很生动，大约也是纪实吧，但写来意境很美、很高。李煜词云：“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啼清夜月”（《木兰花·晓妆初了明肌雪》），是善于享乐的。虽然也写月夜归马，也很美，但境界则较卑。这一方面是严肃作息，那一方面却是风流逍遥，情操迥别，就造成彼此诗词境界的差异。露就是露，偏写作“月中清露”，这想象是浪漫的，理想化的。“月中清露”，特点在高洁，正是作者情操的象征。那一品“朝衣”，再一次提醒他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他那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尊自豪感盎然纸上。此结可谓词美、境美、情美，为诗中人物点上了一抹“高光”。

如果把这首绝句当作一出轰轰烈烈戏剧的主角出台的四句唱词看，也许更有意思。一个兢兢业业的无双国士的形象活脱脱出现在人们眼前，这是有理想色彩的诗人自我形象。他唱的句句是眼前景、眼前事，毫不装腔作势，但显得豪迈高远，表现出一个秉忠为国的大臣的气度。“大用外腓”是因为“真体内充”。正因为作者胸次广、感受深，故能“持之非强，来之无穷”（司空图《诗品》）。

“”诗人开篇点明题旨，送客东归故里。“复”字，写出了客人隐居乡里学采真之游的喜悦心情。言“江水迎君”，更是以景衬情，以水助兴。江水日夜东流不停，暗示客人归心似箭，归程片刻不能迟缓。其终得还家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颔联中，诗人称客人吃住在船上，亦即“不离青雀舫”正好照应次句之江水“日夜流”，可见其归程迅疾，恨不得早日即到家乡。船为“青雀舫”，家在“白鸥洲”，这是诗人称赞客人旅舟华美，家乡景色喜人。实际上亦是称赞客人自己。

“”颈联乃诗人想象客人回到家中后，贫玩山野的隐逸情景，风吹山带，这是客人看到的如画美景。遥知雨，乃是其心中感受。合在一起，显见其已与自然融为一体。客身着荷裳，何其雅洁。荷裳为甘露沾湿，可见他对山野美景的喜爱。而寒凉的露水也在提醒他寒秋已至，对其关爱有加。自然与客人的界线已淡然消去，客人已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

“”尾联效仿陶渊明，乘着“篮舆”，并去探访陶的故居，乐而忘返。这既是呼应起句之“采真游”，又点明客人是辞官归隐，回归自然，身心自然愉悦。

综观全诗，前两联点明主旨，写归途中的情景，写景叙事明白晓畅。后两联写归后隐居中的生活情景，照应起句的“复得采真游”。其中，“林风吹山带遥知雨，君湿荷裳已报秋”两句，文笔省净，意境深幽，既有杜甫七律遗风，又有王维山水诗之韵味，颇见锻锤之功。尾联扣合渊明，用典贴切。全诗境界清新，淡然有味，回味悠长，不愧佳篇。

这是一首叙事诗，描写的是跟随刺史崔敏自郊外回来应邀造访居住在城郊的卢少府一事。诗用白描手法，描写了几个生动场景，形象地描绘了楚南的朴实民风，体现了诗人“民利民自利”的社会观，表达了诗人谪居南荒悲愤而凄凉的心境。

诗的开篇便点明郊居的地方是在湘江岸边，孤零零的没有邻居，世俗的尘网难以束缚，人人自珍自重。永州地处偏荒，人口稀少，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记载，永州“元和初仅有户八百九十四”，环境宁静，但也冷清。诗的后六句描绘了卢少府城郊住处的安静祥和的景致：莳芍傍柳，正是夏月；泉回路转，垂藤绿竹，环境清幽。主人十分热忱，设筵开樽，虚室以待。楚南民风有陈年老酒专待贵客的习俗，此风至今犹存。“国老”、“贤人”来了，打开陈年老酒，倾尽家有招待客人。出门碰上的是鹅儿戏客，看到的是鸥鸟相爱相亲。在这幅极具楚南风情的画卷中，既有淙淙的泉水、依依的杨柳、浅浅的卵石、垂挂的藤蔓、深绿的竹林，又有鹅儿的欢鸣、鸥鸟的爱语，还有陈年老酒的芳香，更有主客对饮时的笑语欢声。环境幽静，气氛祥和。

柳宗元从“生人之意”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出发，曾提出“民利民自利”的政治主张。在《晋问》中曾为封建社会描述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人们按照常规生活，得到自己需要的物资，人人按照社会的规范规范自己方便自己；社会上的物资可以自由流通；长幼亲戚和乐共处，每个人都把敬老爱幼看作是自己的责任，用不着感恩戴德；没有兵灾刑罚之苦，也没有追税逃役之难。这实在是《礼记·礼运》中设计的“小康”社会的具体化。诗人笔下的郊居生活，人的感情是淳朴真诚，自然景物是清幽活泼，正是这种理想社会的缩影。

然而理想与现实是矛盾着的，因而诗中描写得愈和乐，就愈能衬托出诗人谪居南荒的孤凄、心境的悲凉与不平。本诗白描叙事，而意蕴深远。句句祥和，字字清泪。首联“无邻”，幽静中透视着诗人的孤独；“世网”里显出诗人的惶恐与无奈，明是羡慕别人，暗里悲怆自己。颔联一“莳”一“开”，一“延”一“值”，民风淳朴，反衬出官场的险恶。颈联的“回”与“转”，写的是幽清的景物，咏的却是诗人的九折愁肠；“依”与“间”，雅静里寄托诗人的无限希望。最是尾联自然高妙，是写实，更是写意，语意双关。从写实看，上路偏偏被鹅儿们戏弄，诗人调皮的语气中突出了丰足、和乐。但“闻道”又可以作懂得了道义，有了渊博的知识解。懂得了道义，反倒落得个听猿猱哀鸣、众鸟啾号的境遇。鸥鸟尚能相亲，自己却过着“囚拘圜土”的生活，这是怎样的不公？联想到《惩咎赋》“既明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的语意，自然美景忽然化作诗人的诉说，不平的呐喊，抒发了诗人对自由的热烈向往之情。

诗平中见奇，乐中怀哀。正如苏轼评柳诗所说：“而其美常在于酸醎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诗人玉屑卷之十五·柳曹仪》）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樵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全诗前四句写被贬前的事情，柳宗元少年得志，21岁考取进士，26岁又中博学宏词科高第，授集贤殿正字，后又任蓝田县蔚，监察御史里行。在“永贞革新”中，他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成为改革派中的重要骨干。王叔文集团执政的时间总共半年，真正大刀阔斧改革朝政也不过两、三个月，但却有力打击了弄权的宦官和跋扈的藩镇，革除弊政，打击贪暴，选用贤能，减免赋税，“百姓相聚欢呼大喜”。这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王叔文集团被称为“二王、刘、柳”，这足可见柳宗元在改革派中的地位与影响。他后来在信中自述“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也充分表明了他在推动当时的改革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前两句写了年青时的抱负，渴望贡献才力创建公侯般的业绩，决心报效国家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三、四句是对参与“永贞革新”遭到挫折的概写，像一只搏击长空的苍鹰，突遭险遇，“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变成了“笼鹰”，被贬到遥远的永州，壮心瓦解徒然落得个囚犯的身分。从“超取显美”的朝中命官到流落南荒的谪吏，打击是残酷的，身心都受到摧残，。然而，即使万受摈弃，名列囚籍，也“不更乎其内”，“不变其操”，这就他的胸襟和节操。

后四句写今后的打算，“缧囚终老无馀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囚徒到老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希望在潇水冉溪边选择一块地安居。调子不高，先抑后扬。他喜爱这里的风光“尤绝”，“清莹秀澈，锵鸣金石”，故改“冉溪”为“愚溪”，还在溪边构建“愚堂”，并写了一系列以愚溪为题材的诗文。“”姑且学习寿张侯樊重的榜样，在南园种上漆树，待它长大成材后制做器具。柳宗元在这里引用樊敬侯这一历史典故，表明自己不甘心无所作为，决心像樊重那样，不怕打击嘲笑，经过长期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种漆南园”不过是一个比喻，不仅仅局限于种树，而包括培养人才，“复操为文”等等。

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

全文通过段秀实勇服郭唏、仁愧焦令谌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位正直官吏的形象，表现出一个关心人民、不畏强暴，并能知机于事先，临财不苟取的旧时代的优秀人物形象。全文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

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段秀实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籍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而郭晞士卒并不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但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之所以要写这一情节，是因为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

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

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朱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名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

交代写作该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