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句“天山雪后海风寒”，是这幅画的背景，只七个字，就把地域、季节、气候一一交代清楚，有力地烘托出了这次行军的环境气氛。这样，接下来不必直接描述行军的艰苦，只用“横笛遍吹”一句就折射出了征人的心情。《行路难》是一个声情哀怨的笛曲，这里用了“遍吹”两字，更点明这时传来的不是孤孤单单、声音微弱的独奏，而是此吹彼和、响彻夜空的合鸣，从而把读者带进一个悲中见壮的境界。

诗的后两句“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是这一片笛声在军中引起的共感。句中的“碛里”、“月中”，也是烘染这幅画的背景的，起了加重首句的作用，说明这支远征军不仅在雪后的天山下、刺骨的寒风里，而且在荒漠上、月夜中，这就使人加倍感到环境的荒凉、气氛的悲怆。也许有人对这两句中“三十万”的数字和“一时回首”的描写，感到不大真实，因为一支行军队伍未必如此庞大，更不可能全军都听到笛声并在同一时间回首顾望。但是，植根于生活真实的诗歌，在反映真实时决不应当只是依样画葫芦，为了托出一个特定境界，收到最大艺术效果，有时不但容许而且需要运用夸张手法。李益的这两句诗，只有像这样写，才能充分显示这片笛声的哀怨和广大征人的心情，使这支远征队伍在大漠上行军的壮观得到最好的艺术再现，从而获致王国维所说的“境界全出”的艺术效果。

诗人通过虚写笛声导致征人行为举止的细微变化，实写征人的心理感受。在肃杀苦寒的边塞，思亲怀乡是征人共同的感受。这种感受长期积郁胸中，无处表达，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煎熬。在行军途中，突然听到一阵阵哀怨、凄切的笛声响起，征人们久郁胸中的思亲怀乡之情奔涌而出。诗中展现的是一幅聚焦完全一致的画面，悲壮中显出凄苦，哀怨中显出无奈，征人的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

“从军行”是乐府古题。此诗借汉皇开边，讽玄宗用兵。实写当代之事，由于怕触犯忌讳，所以题目加上一个“古”字。它对当代帝王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径，加以讽刺，悲多于壮。全诗记叙从军之苦，充满非战思想。万千尸骨埋于荒野，仅换得葡萄归种中原，显然得不偿失。

诗开首先写紧张的从军生活。白天爬上山去观望四方有无举烽火的边警；黄昏时候又到交河边上让马饮水（交河在今新疆吐鲁番西面，这里借指边疆上的河流）。三、四句的“公主琵琶”是指汉朝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国时所弹的琵琶曲调，当然，这不会是欢乐之声，而只是哀怨之调。一、二句写“白日”、“黄昏”的情况，三、四句接着描绘夜晚的情况：风沙弥漫，一片漆黑，只听得见军营中巡夜的打更声和那如泣如诉的幽怨的琵琶声。景象非常肃穆而凄凉。“行人”，是指出征将士，这样就与下一句的公主出塞之声，引起共鸣了。

接着，诗人又着意渲染边陲的环境。军营所在，四顾荒野，无城郭可依，“万里”极言其辽阔；雨雪纷纷，以至与大漠相连，其凄冷酷寒的情状亦可想见。以上六句，写尽了从军生活的艰苦。接下来，似乎应该正面点出“行人”的哀怨之感了。可是诗人却别具机杼，背面傅粉，写出了“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两句。胡雁胡儿都是土生土长的，尚且哀啼落泪，更不必说远戍到此的“行人”了。两个“胡”字，有意重复，“夜夜”、“双双”又有意用叠字，有着烘云托月的艺术力量。

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没有人不想班师复员。可是办不到。“闻道玉门犹被遮”一句，笔一折，似当头一棒，打断了“行人”思归之念。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汉军攻大宛，攻战不利，请求罢兵。汉武帝闻之大怒，派人遮断玉门关，下令：“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这里暗刺当朝皇帝一意孤行，穷兵黩武。随后，诗人又压一句，罢兵不能，“应将性命逐轻车”，只有跟着本部的将领“轻车将军”去与敌军拼命，这一句其份量压倒了上面八句。下面一句，再接再厉。拼命死战的结果无外乎“战骨埋荒外”。诗人用“年年”两字，指出了这种情况的经常性。全诗一步紧一步，由军中平时生活，到战时紧急情况，最后说到死，为的是什么？这十一句的压力，逼出了最后一句的答案：“空见蒲桃入汉家。”

“蒲桃”就是葡萄。汉武帝时为了求天马（即阿拉伯马），开通西域，便乱启战端。当时随天马入中国的还有蒲桃和苜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之旁，弥望皆是。这里“空见蒲桃入汉家”一句，用此典故，讥讽好大喜功的帝王，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换到的只有区区的蒲桃而已。言外之意，可见帝王是怎样的草菅人命了。

此诗全篇一句紧一句，句句蓄意，步步逼紧，直到最后一句，才画龙点睛，着落主题，显出此诗巨大的讽谕力。诗巧妙地运用音节来表情达意。第一句开头两字“白日”都是入声，具有开场鼓板的意味。三、四两句中的“刁斗”和“琵琶”，运用双声，以增强音节美。中段转入声韵，“双双落”是江阳韵与入声的配合，犹如云锣与鼓板合奏，一广一窄，一放一收，音节最美。中段入声韵后，末段却又选用了张口最大的六麻韵。以五音而论，首段是羽音，中段是角音，末段是商音，音节错落，各极其致。全诗先后用“纷纷”、“夜夜”、“双双”、“年年”等叠字，不但强调了语意，而且叠字叠韵，在音节上生色不少。

诗的内容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狩猎活动，却写得激情洋溢，豪放有力。全诗共分两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写射猎的过程；后四句写将军傍晚收猎回营的情景。

首联起句先写角弓鸣响，箭飞劲疾，然后才点出是将军冬猎。在强劲的北风中，传来了开弓放箭的声音，一开头便渲染出紧张肃杀的气氛，然后点明猎者和猎所，确是下笔不凡。

“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待声势俱足，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这发端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

领联具体描写纵鹰击捕，怒马追逐，进一步渲染了打猎的气氛，细致地刻画出打猎的场面，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诗人用“疾”字刻画鹰眼锐利，以“轻”字形容马蹄迅捷，细腻传神。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萧条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般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别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颔联体物极为精细。“草枯鹰眼疾”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发现，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意见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紧接“马蹄轻”而来，意思却转到罢猎还归。虽转折而与上文意脉不断，自然流走。言“忽过”，言“还归”，则见返营驰骋之疾速，真有瞬息“千里”之感。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地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地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受和喜悦心情。

“新丰市”（今陕西临潼县）、“细柳营”（今陕西长安县），两地相隔七十余里。这两个地名皆可参考见《汉书》，诗人兴会所至，一时汇集，典雅有味。“细柳营”本是汉代周亚夫屯军之地，用来就多一重意味，似谓诗中狩猎的主人公亦具名将之风度，与其前面射猎时意气风发、飒爽英姿，形象正相吻合。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觉和喜悦心情。

尾联更以写景作结，但它所写非营地景色，而是遥遥“回看”行猎处之远景，已是“千里暮云平”，此景遥接篇首，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风起云涌，与出猎约紧张气氛相应；此时风平云定，与猎归后从容自如的心境相称。

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踌躇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化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语出《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精通武艺，曾射中一雕，人称“射雕都督”。此言“射雕处”，借射雕处赞美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诗的这一结尾遥曳生姿，饶有余味。

总的来说，王维的诗，或以悠闲古淡见长，或以豪迈精工著称。此诗气概豪迈，造句精工，章法严整，诗味浓郁。此诗运用先声夺人、侧面烘托和活用典故等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从而使诗的形象鲜明生动、意境恢宏而含蓄。诗写的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感染力，表达出诗人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这首诗描绘了边塞的风光，戍卒的遭遇，更深一层转入戍卒与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开头的描绘都是为后面作渲染和铺垫，而侧重写望月引起的情思。

开头四句，可以说是一幅包含着关、山、月三种因素在内的辽阔的边塞图景。在一般文学作品里，常见“月出东海”或“月出东山”一类描写，而天山在中国西部，似乎应该是月落的地方，何以说“明月出天山”呢？原来这是就征人角度说的。征人戍守在天山之西，回首东望，所看到的是明月从天山升起的景象。天山虽然不靠海，但横亘在山上的云海则是有的。诗人把似乎是在人们印象中只有大海上空才更常见的云月苍茫的景象，与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一起，显得新鲜而壮观。这样的境界，在一般才力薄弱的诗人面前，也许难乎为继，但李白有的是笔力。接下去“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范围比前两句更为广阔。宋代的杨齐贤，好像唯恐“几万里”出问题，说是：“天山至玉门关不为太远，而曰几万里者，以月如出于天山耳，非以天山为度也。”用想象中的明月与玉门关的距离来解释“几万里”，看起来似乎稳妥了，但李白是讲“长风”之长，并未说到明月与地球的距离。其实，这两句仍然是从征戍者角度而言的，士卒们身在西北边疆，月光下伫立遥望故园时，但觉长风浩浩，似掠过几万里中原国土，横度玉门关而来。如果联系李白《子夜吴歌》中“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来进行理解，诗的意蕴就更清楚了。这样，连同上面的描写，便以长风、明月、天山、玉门关为特征，构成一幅万里边塞图。这里表面上似乎只是写了自然景象，但只要设身处地体会这是征人东望所见，那种怀念乡土的情绪就很容易感觉到了。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这是在前四句广阔的边塞自然图景上，迭印出征战的景象。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在白登山围困了七天。而青海湾一带，则是唐军与吐蕃连年征战之地。这种历代无休止的战争，使得从来出征的战士，几乎见不到有人生还故乡。这四句在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描写的对象由边塞过渡到战争，由战争过渡到征戍者。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战士们望着边地的景象，思念家乡，脸上多现出愁苦的颜色，他们推想自家高楼上的妻子，在此苍茫月夜，叹息之声当是不会停止的。“望边色”三个字在李白笔下似乎只是漫不经心地写出，但却把以上那幅万里边塞图和征战的景象，跟“戍客”紧紧连系起来了。所见的景象如此，所思亦自是广阔而渺远。战士们想象中的高楼思妇的情思和他们的叹息，在那样一个广阔背景的衬托下，也就显得格外深沉了。

诗人放眼于古来边塞上的漫无休止的民族冲突，揭示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和给无数征人及其家属所带来的痛苦，但对战争并没有作单纯的谴责或歌颂，诗人像是沉思着一代代人为它所支付的沉重代价。在这样的矛盾面前，诗人，征人，乃至读者，很容易激起一种渴望。这种渴望，诗中没有直接说出，但类似“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的想法，是读者在读这篇作品时很容易产生的。

离人思妇之情，在一般诗人笔下，往往写得纤弱和过于愁苦，与之相应，境界也往往狭窄。但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发这种感情。这只有胸襟如李白这样浩渺的人，才会如此下笔。这几句并不是局促于一时一事，而是带着一种更为广远、沉静的思索。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做背景，并在这样的思索中，把眼前的思乡离别之情融合进去，从而展开更深远的意境，这是其他一些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诗中明言其行止目：“我把两赤羽。来游燕赵间。”“请缨不系越，且向燕然山。”又抒其报国豪情日：“天狼正可射，感激无时闲。”“遥知百战胜。定扫鬼方还。”或谓“发兵”指天宝十载安禄山讨契丹事，“请缨不系越”句亦涉同年发兵征云南事。总观全诗，乃北游途中抒怀之作．似不宜以时事附会。

这首诗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借助丰富的想象，生动曲折地反映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光明的憧憬。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寒”字，隐约透露出诗人心绪的波动，何况寒风之中又传来《折杨柳》的凄凉曲调呢！春天在边疆是看不到的，人们只能从笛曲之中去领受，去回味。《折杨柳》为乐府横吹曲，多写行客的愁苦。在这里，诗人写“闻折柳”，当亦包含着一层苍凉寒苦的情调。他是借听笛来渲染烘托这种气氛的。诗为五律，依惯例当于第二联作意思上的承转，但是李白却就首联顺势而下，不肯把苍凉情绪稍作收敛，这就突破了格律诗的羁绊，以气脉直行，豪纵不拘，语淡而雄浑为其特色了。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古代出征要敲击钲、鼓，用来节制士卒进退，五、六两句，写的正是这种情况。语意转折，已由苍凉变为雄壮。诗人设想：自己来到边塞，就在天山脚下，整日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白天在钲、鼓声中行军作战，晚上就抱着马鞍子打盹儿。这里，“晓战”与“宵眠”相对应，当是作者有意在概括军中一日的生活，其军情之紧张急迫，跃然纸上。“随”字，摹状士卒的令行禁止。“抱”字，描绘士卒夜间警备的情况。二句写的是士卒的生活场景，而他们守边备战，人人奋勇，争为功先的心态则亦尽情流露出来。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斩楼兰：据《汉书·傅介子传》：“汉代地处西域的楼兰国经常杀死汉朝使节，傅介子出使西域，楼兰王贪他所献金帛，被他诱至帐中杀死，遂持王首而还”。这里是借用傅介子慷慨复仇的故事，表现诗人甘愿赴身疆场，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直”与“愿”字呼应，语气斩截强烈，一派心声，喷涌而出，自有夺人心魄的艺术感召力。

作者是唐代诗人杜甫，诗人先写《出塞》九首，后又写《出塞》五首；加“前”、“后”以示区别。《前出塞》是写天宝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的时事，意在讽刺唐玄宗的开边黩武，本篇原列第六首，是其中较有名的一篇。诗的前四句，很象是当时军中流行的作战歌诀，颇富韵致，饶有理趣，深得议论要领。所以黄生说它“似谣似谚，最是乐府妙境”。两个“当”，两个“先”，妙语连珠，开人胸臆，提出了作战步骤的关键所在，强调部伍要强悍，士气要高昂，对敌有方略，智勇须并用。四句以排句出之，如数家珍，宛若总结战斗经验。然而从整篇看，它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而只是下文的衬笔。后四句才道出赴边作战应有的终极目的。“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诗人慷慨陈词，直抒胸臆，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他认为，拥强兵只为守边，赴边不为杀伐。不论是为制敌而“射马”，不论是不得已而“杀伤”，不论是拥强兵而“擒王”，都应以“制侵陵”为限度，不能乱动干戈，更不应以黩武为能事，侵犯异邦。这种以战去战，以强兵制止侵略的思想，是恢宏正论，安边良策；它反映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愿望。所以，张会在《杜诗府粹》里说，这几句“大经济语，借戍卒口说出”。从艺术构思说，作者采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前四句以通俗而富哲理的谣谚体开势，讲如何练兵用武，怎样克敌制胜；后四句却写如何节制武功，力避杀伐，逼出“止戈为武”本旨。先行辅笔，后行主笔；辅笔与主笔之间，看似掠转，实是顺接，看似矛盾，实为辩证。因为如无可靠的武备，就不能制止外来侵略；但自恃强大武装而穷兵黩武，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诗人主张既拥强兵，又以“制侵陵”为限，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很有体会地说：“上四（句）如此飞腾，下四（句）忽然掠转，兔起鹘落，如是！如是！”这里说的“飞腾”和“掠转”，就是指作品中的奔腾气势和波澜；这里说的“兔起鹘落”就是指在奔腾的气势中自然地逼出“拥强兵而反黩武”的深邃题旨。在唐人的篇什中，以议论取胜的作品较少，而本诗却以此见称；它以立意高、正气宏、富哲理、有气势而博得好评。

这首小令运用象征的手法，表现离乡远戍的士卒的孤独和惆怅。作者以清晰的线条，单纯的色调，描绘了边地辽阔的草原风光，和徬徨在这奇异雄壮的大自然中的胡马的形象。语言浅直而意蕴深曲。燕支山，即焉支山，位于甘肃省永昌县西，古长城附近。唐代此地与东突厥接壤，是边境。这是此词所涉及的地理环境。从词中首先可看到燕支山下的四季风光。春，风沙扑面；冬，大雪盖地；夏，绿草如茵；秋，天高云淡。胡马就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中。作者描写了一天中马的生活，它是在与风雪搏斗和期望中度过的。词的末句摄下的是，在桔黄的浑圆的落日渐渐沉没到地平线下，暮蔼笼罩大地那最易引起乡思离愁的时刻，胡马在天边的草原上的孤寂形象。仿佛它在为岁月有限与草原无限的对比而怅惘。在对景物的描写中处处交织着胡马的情绪。

词作写了边地风光而并非主旨。在对马的拟人化的描写中，揭示了它的象征意义。“远放燕支山下”，“放”字已说明胡马非野马。“放”前着一“远”字，令人遐想。“远放”既给人以辽远的空间感，又使人见出“胡马”并非胡地之马，而是被远远地放到接近胡地的马。这时已使人感到马的象征性。但从进一步的描写中，象征意义就明显得不容置疑了。一般说来，放马时间是在夏天水草肥美，没有战事或农闲的时候，目的是节省草料，并使马吃到鲜草而肥壮。而“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又写这匹马在风沙中、在大雪中迷失道路，不停地奔波，孤独地嘶鸣，惶惑不安地四处张望，寻找着、呼唤着伴侣。仔细揣摩，就会发现其中有两点矛盾：一，“放”马不会在风雪中；二，既然“放”马，马必有主人，不会迷路。产生这些矛盾不能归结于艺术高于生活，是因为作者把马当作人来写。如果将马看作是戍卒的象征，就合情合理了。“迷路”是戍卒的感觉，与“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意近，而春秋代序，年复一年，在塞外无边风沙中长期戍守正是戍边战士的生活。

此词用准确精炼的词语，含蓄曲折地表现了马的情绪，即戍边战士的情思。“远放”、“独嘶”、“无穷”这三个词都有一定的相对性，远对近，独对偶，无穷对有尽。正是这种相对性的张力表现了戍卒在此种情境中对彼种情境的向往。即戍卒从内地被遣放到边疆的感受、征戍生活的艰苦和思亲盼归的心绪。轻松的笔调表现深刻的主题，平浅的语言有着丰富的内涵，淡笔勾勒的画面浸润着浓郁的感情。

诗歌虽然以征战者的口吻讲述了远征边塞的军旅生涯，但已不同于汉乐府中的《战城南》那样写得血流成河、惨不卒读了。诗中的主人公在叙述战争时，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充满了胜利的希冀。诗的格调雄浑激越，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之情。恰如李调元在《雨村诗话》里评述的：“浑厚朴茂，犹开国风气。”读后令人神情激奋，成为诗人代表作之一。

首联以对句开起，出句开门见山交待战争的地点，仿佛画家的笔先挥毫泼墨抹出一个塞外广袤的背景。一个“辽”字，一个“远”字，表现出塞北的广阔无际，也给诗歌增加了空间感。对句切题，正面描叙战争场景，暗寓“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的悲壮场面。诗人如泣如诉的概述，浸含泪血，语言朴实真挚。

颔联用近似白描的手法描绘战场的景象，战旗猎猎，盔明甲亮，刀光血影隐隐可见。排比点缀手法将作战阵式写得极有气势，不但写出了军队威武，而且写出了士兵斗志。诗人在诗歌中，选择了“幡旗”和“甲胄”两个意象，不但抓住了古代战场特色，也把描写的镜头拉近，突出了威武雄壮的气魄。读者从诗句里可以深深地触摸到诗的主人公脉搏激剧的跳动：激动的心、自豪的情，东闯西突血肉搏杀。

颈联生死攸关之际，人的心境更是复杂多变、不可捉摸的，在一阵冲杀之后，感慨也随之而来。因此颈联自然地转入抒情性的叙述。“冰水寒伤马”，化用陈琳诗句：“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饮马长城窟行》）这里表面上是写马，实则写人，巧妙地表达边地苦寒不宜“稽留”之意。“悲风愁杀人”，化用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句意，进一步直抒胸臆。秋风凛冽，塞外草衰，一派萧瑟之气，倍添征人思乡怀归的愁绪。这联诗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塞外将士的思想和情绪，也是诗人思想倾向的流露。

尾联以景作结，“千里暗黄尘”，既是描绘大漠黄沙飞的自然景色，也用以渲染战争的激烈，征尘千里遮天蔽日。然而战士的心中却充满了明亮的阳光。“寸心明白日”句，精微入妙，词语新颖，内涵丰富，艺术概括力强，揭示了征人光明的内心世界。他心系着祖国，怀着必胜的信心，视死如归，继续驰骋疆场，报效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