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骆谷在陕西周至西南，谷长四百余里，为关中通汉中的交通孔道，是一处军事要隘。诗人晚望于此，有感而吟此诗。此为缘景遣怀诗。这类诗率多景为宾，情为主，以景起兴，以情结景，它借助眼前实景，抒发内心幽情，越突出景物的瑰丽，越反衬心情的凄婉，细读自见堂奥。

“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家一望时。”川，平川。“秦川”，指秦岭以北古秦地，即今陕西中部，渭水流域大平原。诗人登上骆谷，晚霞似锦，残阳如血，远岭近峦，浓妆淡抹，眼前展现一幅锦山绣水的美丽画面。“如画”二字把莽莽苍苍的辽阔秦川描绘得斜阳掩映，沃野千里，平畴闪光，丛林生辉。这是广袤的大景。“如丝”二字又把浩浩滔滔的东流渭水状写得长河落日，浮光耀金，万丈白练，飘浮三秦。这是绵长的远景。大景与远景交错，山光与水色竞美，蔚为壮观。然而这些美景都是诗人站在骆谷“一望”中摄取的，又是在辞帝京、返故里的背景下“一望”见到的，句中特着“去国还家”四字，隐隐透露了诗人是失官还乡，因而被壮丽河山所激发的豪情，一刹那间又被愁怀淹没了。下两句便将此情毫不掩饰地抒写出来。

“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是说王孙出游，乐而忘返，辜负了家乡的韶华美景。韩琮反其意而用之，借“公子王孙”来指代宦游人，实即自指，说自己这次“去国还乡”还不如“莫来好”。对于遭逐沦落的诗人，这种心境是可以理解的。《汉乐府·陇头歌》之二所写“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正可移来为韩琮写照。韩琮的诗情正是由此歌生发。他虽面临如画如丝的秦川渭水，心里只觉得“岭花多是断肠枝”了。据历史记载，韩琮被石载顺驱逐之后，唐宣宗不但不派兵增援，支持韩琮消灭叛将，反而另派右金吾将军蔡袭代韩为湖南观察使，把韩琮这个逐臣抛弃了，不能不倍增其断肠之慨。

“莫来好”是与“断肠枝”相因果的。本来“岭花”并无所谓“断肠枝”，只因作者成为断肠人，“岭花”才幻成了“断肠枝”。断肠人对断肠枝，自然不如莫来好了。

全诗二十八字，并无惊人警语，而自有一种形象意蕴，令人回肠荡气，原因在诗家惯用的以乐景写哀的对比反衬手法，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挥。起句写美景，景美得扑人眉宇；收句写愁肠，肠愁得寸寸欲断。同一诗境，效果迥异，令人读来自入彀中。试一口诵心维，景乎，情乎，乐乎，悲乎，似都浑然莫辨了。其点化契机，仍然是“莫来好”三字所导入的一种闲愁美，哀伤美。乐景固然给人以美感，哀景同样给人以美感。在特定诗境下，先乐后哀，乐中生悲，会更使诗味浓郁，咀嚼甜美。此诗得之。

旧山指旧日隐居修行之处，因隐修处多在山林，故称旧山。这是僧人子兰所写的一首六言律诗。描写细腻，节奏明朗，情感真挚，寓意深沉，是这首诗的特点。

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这是一首叙事诗，描写的是跟随刺史崔敏自郊外回来应邀造访居住在城郊的卢少府一事。诗用白描手法，描写了几个生动场景，形象地描绘了楚南的朴实民风，体现了诗人“民利民自利”的社会观，表达了诗人谪居南荒悲愤而凄凉的心境。

诗的开篇便点明郊居的地方是在湘江岸边，孤零零的没有邻居，世俗的尘网难以束缚，人人自珍自重。永州地处偏荒，人口稀少，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记载，永州“元和初仅有户八百九十四”，环境宁静，但也冷清。诗的后六句描绘了卢少府城郊住处的安静祥和的景致：莳芍傍柳，正是夏月；泉回路转，垂藤绿竹，环境清幽。主人十分热忱，设筵开樽，虚室以待。楚南民风有陈年老酒专待贵客的习俗，此风至今犹存。“国老”、“贤人”来了，打开陈年老酒，倾尽家有招待客人。出门碰上的是鹅儿戏客，看到的是鸥鸟相爱相亲。在这幅极具楚南风情的画卷中，既有淙淙的泉水、依依的杨柳、浅浅的卵石、垂挂的藤蔓、深绿的竹林，又有鹅儿的欢鸣、鸥鸟的爱语，还有陈年老酒的芳香，更有主客对饮时的笑语欢声。环境幽静，气氛祥和。

柳宗元从“生人之意”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出发，曾提出“民利民自利”的政治主张。在《晋问》中曾为封建社会描述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人们按照常规生活，得到自己需要的物资，人人按照社会的规范规范自己方便自己；社会上的物资可以自由流通；长幼亲戚和乐共处，每个人都把敬老爱幼看作是自己的责任，用不着感恩戴德；没有兵灾刑罚之苦，也没有追税逃役之难。这实在是《礼记·礼运》中设计的“小康”社会的具体化。诗人笔下的郊居生活，人的感情是淳朴真诚，自然景物是清幽活泼，正是这种理想社会的缩影。

然而理想与现实是矛盾着的，因而诗中描写得愈和乐，就愈能衬托出诗人谪居南荒的孤凄、心境的悲凉与不平。本诗白描叙事，而意蕴深远。句句祥和，字字清泪。首联“无邻”，幽静中透视着诗人的孤独；“世网”里显出诗人的惶恐与无奈，明是羡慕别人，暗里悲怆自己。颔联一“莳”一“开”，一“延”一“值”，民风淳朴，反衬出官场的险恶。颈联的“回”与“转”，写的是幽清的景物，咏的却是诗人的九折愁肠；“依”与“间”，雅静里寄托诗人的无限希望。最是尾联自然高妙，是写实，更是写意，语意双关。从写实看，上路偏偏被鹅儿们戏弄，诗人调皮的语气中突出了丰足、和乐。但“闻道”又可以作懂得了道义，有了渊博的知识解。懂得了道义，反倒落得个听猿猱哀鸣、众鸟啾号的境遇。鸥鸟尚能相亲，自己却过着“囚拘圜土”的生活，这是怎样的不公？联想到《惩咎赋》“既明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的语意，自然美景忽然化作诗人的诉说，不平的呐喊，抒发了诗人对自由的热烈向往之情。

诗平中见奇，乐中怀哀。正如苏轼评柳诗所说：“而其美常在于酸醎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诗人玉屑卷之十五·柳曹仪》）

此诗头二句写初到柳州时的感受。“”这两句是总起，“不可亲”三字，深含感叹之情，很自然地开启下文。

中间四句接着写峒氓的生活、习俗。柳州峒氓，多住在山村，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盐，要到郡城集市去买，所以三、四两句接着描写他们赶集的情景：“”这两句是用倒置法，说峒氓们赶集买盐往返甚是辛苦。第五句“鹅毛御腊缝山罽”，写峒氓御寒之物，说在天气寒冷的腊月里，峒氓们用鹅毛制成的被子来抵御寒冷。下句接着写峒氓的迷信风俗。“鸡骨占年拜水神”。“鸡骨占年”，是峒氓的迷信风俗，以为占卜可以知道年景的好坏。“拜水神”，即向水神礼拜。峒氓们用鸡骨去占卜，问水神祈祷一年的好收成。以上四句描写了柳州峒氓的贫苦生活和迷信风俗，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最后两句抒写心意，表示愿意随俗。“”《庄子·逍遥游》里说：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章甫这种礼帽，越国人断发文身，用不着这种礼帽。这里化用这个故事，表示愿意随俗。作者不乐意只在公庭上通过译员来和峒氓接触，而宁愿抛掉中原的士大夫服装，随峒氓的习俗，在身上也刺上花纹，学习他们的样子，与他们亲近。

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如实地描写出诗人和柳州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接近的情况。起初虽然感到“异服殊音不可亲”。最后却“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人自己本来不信神，而民间有迷信风俗，但他不肯疏远他们，而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表现出了入乡随俗的思想。对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地方官来讲，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这样，他在柳州刺史任上，施政能够从人民的生活实际出发，为他们兴利除弊，做了不少有利于民的好事，如减轻赋税，引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特别是想方设法赎回许多被典质的贫苦人民的子女，使他们从奴隶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因此作者任柳州刺史虽仅四年便病逝了，却一直深为柳州人民感激和怀念不已。至今柳州还有纪念他的“柳侯祠”。

这是一首山水诗。作为一首较为工整的五律，此诗的内容组合与行文结构颇具特色。首联叙事点题，紧扣“泉”字，起得平和自然。静寂的深山里，一股清泉徐徐流动，给这僻远之所平添一活气；面对此番景象，诗人真想问山泉有无一个让人记得住的名字，可是无从知晓。其既惊喜又遗憾的心情充溢于字里行间。颔联承接上文，从正面立意，描绘山泉的出俗形象。诗人从广阔的立体空间着笔，生动地摹绘出山泉的澄澈与灵动：它流淌在平地之时，恰似一面新亮的镜子将蔚蓝的天宇尽映水底；它飞泻于山下之际，又如潇潇春雨般泼洒半空，煞是壮观。此联取景清晰，摹象精致，对仗谨严，通过大胆的想象，细腻的刻画，把飘逸的山泉的形象描绘得生动可感。颈联从反面角度立意，转写山泉遭遇冷落的境况：尽管山泉清净而鲜活，可是当它流入深涧，水满溢出，分引到小池的时候，山泉原先的那种清澄和，那种灵气，被这窒息的环境遮盖了，仿佛有谁不愿意看到山泉的“映地”“飞空”。这些描写，意在为后文蓄势。尾联关合全诗，由叙而议，点明诗旨：山泉的“恬淡”无人关注，可它仍然年复一年，自洁自清，保持着一尘不染的秉性。

《咏山泉》作为一首别致的山水诗，其独特的艺术技巧可与王维的《山居秋暝》相媲美：全诗形象生动，画面清新鲜丽，诗人既泼墨渲染，又精雕细刻，把清泠丰溢的山间清泉逼真地展示于读者面前。《咏山泉》又是一首有所寄托的咏物诗——作品采用拟人手法，寓情于景，写山泉的“不知名”，说山泉的“无人问”；写山泉的“恬淡”，说山泉的“长自清”这一切，都在暗示人们：山泉即诗人自己，山泉的特点即诗人要追求的个性，其崇尚恬淡自然、飘逸出俗的高洁境界了了可观，耐人回味。总之，咏山泉与明心志的高度和谐统一，使此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殷璠《河岳英灵集》）。

李贺诗云：“少年心事当拏云”。大凡人们年轻时的宏图大愿，在历经坎坷漫长的人生岁月之后，往往成为空瓤的神话，不堪回首。《照镜见白发》抒发的是人到暮年、壮志未酬的无限感叹。笔致清浅如流，朴实无华。诗题“照镜见白发”极简练地勾画出抒情主人公对镜伤怀的典型情境。

“”两句诗超越人生种种具体形态的风云际遇，以“关山度符飞”式的大写意笔法，摹写出人们普遍的心未了、年已老的情感范型。自古以来．哪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怀抱创业建功的凌云壮志，那些无以计数的炽热梦幻都曾将繁花似锦的未来预付给了少年之心。然而，时光茌苒，岁月蹉跎，弹指间已是青春不再，老之将至。芸芸众生中有多少人得以遂平生志愿！早年率尔自许的人生理想，更多的则如残英飘坠，无以收拾，只赢得萧萧然白发丛生。诗中并不明言，也无须拘泥于究竟是何原因致使青云之志跌入寂寥空虚。从萌生“青云志”的“宿昔”蹉跎逶迤而至“白发年”，本该有许多具体的生活内容。但所有这些，在诗人高度慨括的笔下急遽掠过。诗行大幅度地腾跳．更显出事业未竞，蓦然间两鬓已秋的惊惶与叹喟。

“谁知明镜里，形影白相怜。”“谁知”，未必不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口吻。也许是少壮时对自我的期望悬得过高，与如今碌碌无为抑或未达目标的现实反差太大，于是“临晚镜，伤流景”，发为遗憾、悲凉，无可奈何之浩叹；同时、意外的口吻亦表达了辛酸的自嘲自讽。主人公羞于重温往昔的壮怀激烈，揽镜自怜，无从躲避，嗒然若失，凝然镜前，备受自尊心折磨。

壮志难酬是人生普遍的缺憾。张九龄虽贵为天子股肱，是初唐名相，但屡遭奸臣李林甫等排挤，宏图未展．常感惆怅失落。此诗或许是以嗟叹自怜的方式提出了一方人生明鉴：凡欲成就青云之志者，必得时时自醒奋进，蹉跎延宥将贻白发之恨。全诗寥寥二十字，用语明畅、笔势飞动，感情沉郁凝霞。

显然，诗中暗寓的是作者自己的遭际与感受。孤鸿是自喻，而双翠鸟则指在朝中窃据高位的李林甫、牛仙客之流。全诗以孤鸿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政治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高逸的情怀。

全诗共十句，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借孤鸿所见，描写双翠鸟盛气凌人、得意忘形的神态；前两句很耐人寻味，经历过大海上的惊涛骇浪的孤鸿，对对一条小小的护城河却不敢顾，说明人世（特别是朝廷）的险恶远远超过了自然界的险恶。而在这孤鸿“不敢顾”的地方有一双小小的翡翠鸟却竟在珍贵的三珠树上营巢，高高在上，气势熏天。“侧见”有两重意义，一是说明翡翠鸟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令人侧目而视；二是说纵然翡翠鸟悲气焰嚣张，但孤鸿对之却不屑正视，由此，也就引发出第二层，即第五句以下的六句。前两句从翡翠鸟骄横情态，想到它们会招致的后果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反问。翡翠鸟站立在珍木之颠，窃据高位，飞扬跋扈，难道就不怕别人难以容忍吗？不怕从背后打来的致命的金弹吗？接着平静地指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物极必反，地位与权势在官场中愈显赫，也就愈易成为别人猎取的目标，覆灭的日子也就愈近。正因如此，诗中这只孤独的鸿雁，并不艳慕翠鸟一时的荣耀，也不怨恨自己的一时失意，这就引发了最后两句，孤鸿自己决心高举苍冥，翱翔云中，让那些“弋者”的欲望无法得逞。这里所暗寓的是诗人不羡慕荣贵，澹泊名利和决意隐退的情怀，同时也进一步衬托出了翠鸟多代表的小人们狭隘、浅薄的品行。第二层写出了孤鸿的感受。

在描写中，作者始终注意从对比的角度去表现孤鸿与翠鸟的境况。孤雁之于翠鸟，一独一双，一大一小，一质朴一华艳，一方来自浩瀚大海，一方守者小小池潢。然而，小巧的翠鸟却是高高在上，统领要地。“三珠树”，是神仙世界的珍木，它们“巢居”于上，可谓显贵之至。与此相反，硕大的鸿雁对双翠鸟只能“侧见”，甚至“不敢顾”那暗指朝廷的“池潢”，可知其处境的低微与险恶，更反衬出了翠鸟们不可一世的气焰。真可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此诗本是借自然界的禽鸟寄寓作者的境遇与感慨，但由于作品巧妙地选用了鸿雁与翠鸟的形象、成功地写出了它们的特点，使得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寓意本身，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生活哲理。

“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这两句，写的是兵败后的项羽把乌骓送与他人，而乌骓马却依恋故主，故而“泣向风。”这两句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自古以来，一直是骏马配英雄，但项羽此时已经是英雄末路，因而他才要将乌骓马送人。这就说明了英雄与骏马也始终不能长久相伴。“泣向风”既写出了乌骓马对故主的眷恋，也写出了对项羽英雄末路的境遇的悲怜。

“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这两句表达了对乌骓马今后状况的同情。是作者代替马说出辛酸的话，充满着无限悲情。英雄已逝，乌骓马失去了知己，充满无处依托的迷茫。而这又何尝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呢。李贺一直自诩为“唐诸王孙”，觉得自己应当担当起护国安民的重任，而且，他十分聪慧，少年得志，自负甚高，但科举和仕途却十分坎坷，得不到重用。这是用拟物的手法写人，实际也是写他自己。作者有如乌骓马的才华，但却苦于没有像项羽这样的英雄来发现自己，重用自己。作者是英雄，却找不到能重用自己的明主，表达了李贺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