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省，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

全词从不同视角描绘乡村春意盎然的景象，看上去好象是随意下笔，但细细体会，情味盎然，意蕴深厚。上阕头二句在描写桑树抽芽、蚕卵开始孵化时，用了一个“破”字非常传神地写出了桑叶在春风的催动下，逐渐萌发、膨胀，终于撑破了原来包在桑芽上的透明薄膜。“破”字不仅有动态，让人感到桑芽萌发的力量和速度。第三句“平岗细草鸣黄犊”“平岗细草”和“黄犊”是相互关联的，黄犊在牛栏里关了一冬，当放牧在平坡上时被乍见春草，欢快无比。“鸣”虽写声音，但可以让人想见黄犊吃草时的悠闲，神态。第四句中的“斜日”、“寒林”、“暮鸦”按说会构成一片衰飒景象，但由于用了一个动词“点”字，却使情调发生了变化。“点”状乌鸦或飞或栖，有如一团墨点，这是确切的写实，早春的寒林没有树叶，所以黑色的乌鸦，在林中历历可见。作者却是在欣赏一幅天然的图画。

从表面看，这首词的下半片好象仍然接着上半片在写景。这里下半片的写景是不同于上半片的，是有波澜的。首先它是推远一层看，由平冈看到远山，看到横斜的路所通到的酒店，还由乡村推远到城里。“青旗沽酒有人家”一句看来很平常，全词都在写自然风景，只有这句才写到人的活动，这样就打破了一味写景的单调。这是写景诗的一个诀窍。尽管是在写景，却不能一味渲染景致，必须加入一些人的情调，有人的活动，诗才显得有生气。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两句是全词的画龙点睛，它又象是在写景，又象是在发议论。这两句决定了全词的情调。如果单从头三句及“青旗沽酒”句看，这首词的情调是很愉快的。但词人是一位忠义之士，处在南宋偏安杭州，北方金兵掳去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还在节节进逼的情势之下，他想图恢复，而南宋朝中大半是些昏愦无能，苟且偷安者，叫他一筹莫展，心里十分痛恨。就是这种心情成了他的许多词的基本情调。这首词实际上是愁苦之音。“斜日寒林点暮鸦”句已透露了一点消息，到了“桃李愁风雨”句便把大好锦绣河山竟然如此残缺不全的感慨完全表现出来了。从前诗人词人每逢有难言之隐，总是假托自然界事物，把它象征地说出来。辛词凡是说到风雨打落春花的地方，大都是暗射南宋被金兵进逼的局面。这里的“城中桃李愁风雨”也是慨叹南宋受金兵的欺侮。

词中用了反衬手法，反衬就是欲擒先纵。从愉快的景象说起，转到悲苦的心境，这样互相衬托，悲苦的就更显得悲苦。前人谈辛词往往用“沉痛”两字，他的沉痛就在这种地方。但是沉痛不等于失望，“春在溪头荠菜花”句可以见出词人对南宋偏安局面还寄托很大的希望。这希望是由词人在村中看到的劳动人民从事农桑的景象所引起的。上句说明“诗可以怨”（诉苦），下句说明“诗可以兴”（鼓舞兴起）。

词人发现和捕捉农村中最平常也最典型的风光景物和生活情境，运用清新明快的笔调、素净淡雅的色彩，描绘出一幅幅意象鲜活、层次清晰、生机盎然的图画，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进而触发出心弦的共鸣。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当是作者后期的作品，词虽以“万事皆空”总摄全篇，实充盈家国身世之感，风格沉郁悲凉。上片怀古，实叹喟今无英雄，秦汉盛世难再。下片歌舞匆匆者，亦少年盛事惟梦境再现。《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描写的是人到中年，有些凄凄惶惶心态，但又不趋炎附势的低姿态。此词当是作者后期的作品。

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这首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上阙：“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英雄惜英雄的怅然，刘邦和秦始皇的时代，是他认为两个英雄豪杰辈出又命运起伏的时代。古今往来的英雄们，为时间的流逝而淹没，但是心中的宏大梦想缺不曾忘却，字里行间中作者为国家舍身立命而不达的情怀更加让人感慨。

上阕首句“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有充盈家国身世之感，风格悲凉、沉郁。“雨打风吹”原指花木遭受风雨摧残。比喻恶势力对弱小者的迫害。也比喻严峻的考验。此处表达出作者舍身报国决心的坚持。

下阙："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后阙是写少年梦被山僧撞破，惊醒后难眠，却连钟声也听不得，只有西风呜咽。虽然表面上看是想逃避现实，实际上作者丝毫没有忘记国家大事，时刻想着的还是报效国家。“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卷地西风“更是突出看当时严酷的现实。

这首词在艺术手法上的高明之处在于联想与造境上。丰富的联想与跌宕起伏的笔法相结合，使跳跃性的结构显得整齐严密。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反而正，感情亦如江上的波涛大起大落，通篇蕴含着开阖顿挫、腾挪跌宕的气势，与词人沉郁雄放的风格相一致。

战国时代，楚国大诗人屈原曾写过一篇《天问》，全篇是对天质问，一连问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辛弃疾使用《天问》体，而创作的这首《木兰花慢》，构思新颖，想象奇瑰，与一般写悲欢离合的词人不同，他不思乡，不怀人，不吊古，而是紧紧抓住黎明前的刹那时间，像伟大诗人屈原那样，驰骋想象的翅膀，连珠炮似的对月发出一个个疑问，把有关月亮的一些优美神话传说和生动比喻交织成一幅形象完美的绚丽图画，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他那妙趣横生的发问是：今晚的月亮是多么可爱，悠悠忽忽地向西走，它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接着又问：是另外还有一个人间，那边刚好看到你升起在东头呢？还是在那天外广阔的宇宙，空无所有，只有浩浩长风把这美好的中秋月送走呢？它像一面飞入天空的宝镜，却不会掉下来，难道是谁用一根无形的长绳把它系住了吗？这些问题，问得异想天开，而又饶有兴味。传说后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以奔月，离开人间而独居于广寒宫。于是，作者又发问：月宫里的嫦娥直到如今没有出嫁，不知又是谁把她留住了呢？听说月亮游过海底，可又无从查问根由，这事真是不可捉摸，而叫人发愁。我怕大海中万里长鲸横冲直撞，会触破月宫的玉殿琼楼。月从海底经过，会水的虾蟆不用担心，可是那玉兔何曾学会游泳呢？如果这一切都安然无恙，那么，又为何逐渐变成弯钩模样？词人这一连串的发问，把读者带入了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世界，想象新奇，幽默而又妩媚，问得奇，问得妙。

当然，稼轩写这首词不只是驰骋艺术才思而已，其中也有着作者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作出了大胆的猜测。在诗词中，向月亮发问，前已有之，不算什么发明创造。如李白的“青天有月几时来，我今停杯一问之”，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等，然而，这首词中所提出的一些疑问，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现象的大胆猜测，却是前人所不及的。月亮绕地球旋转这个科学现象的发现，曾引起天文学界的革命。而在哥白尼前三、四百年，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观察月升月落的天象时，已经隐约猜测到这种自然现象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在宋代词人中，辛弃疾一向被推为豪放派的代表作家所谓“豪”，就是豪纵跌宕，横绝古今；所谓“放”，就是雄放恣肆，别开天地。辛弃疾的词，的确达了这种境界。他这首用《天问》体写词，通篇设问，一问到底，这在宋词中是一创格，表现出作者大胆创新、不拘一格的艺术气魄。它打破了词的上下片的界限，一口气对月发出一连串的疑问。词的用韵也完全适应豪纵激宕的感情，读起来一气贯注，势如破竹。并且多用散文化句式入词，使词这种形式更能挥洒自如地表现思想感情，给作品带来不可羁勒的磅礴气势。并且，这首词还有其另外一层含义，即作者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在这首词中，作者以皎洁的圆月象征大宋江山，而对它的命运忧心忡忡，“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强烈地透露出作者对误国误民的奸邪势力的憎恶之情，表达了他对南宋朝廷命运和前途的深深忧虑，寓意深刻。

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

诗开头照应题目中的“留别”，写诗人将离汴京乘舟东下。“新霜未落汴水浅，轻舸唯恐东下迟。”两句诗既点明留别的时光节令，又借助对景物的描写，隐隐透露出诗人孤凄落寞的情怀。“绕城假得老病马，一步一跛令人疲。”则是作者为自己勾勒的一幅落拓失意的自画像，于幽默的笔调和自我调侃的语气中包含了许多内心难言的隐痛。

“到君官舍欲取别”以下八句叙作者告别及友人饯别情景，表现出挚友间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在这里作者没有花费许多笔墨描述主客对饮情景，只借“便步髯奴呼子履，又令开席罗酒卮”等细节的点染和对席上肴撰的罗列，写出主人款待的盛情；借对室外“萧萧细雨”景色和诗人“冠帻欹”的恹恹醉态的描写，反映出席间不拘形迹、开怀畅饮的亲切气氛和作者沉醉于眼前美好时光的快意微醺。笔触细腻生动，富有情趣。

“文章或论到渊奥，轻重曾不遗毫厘，”这一段描写笔墨酣畅，兴会淋漓，生动地传达出宾主契合无间、畅谈不觉忘情的动人情景，将诗情推向高潮。

正是在这样亲切随意的气氛之中，在心曲相通的知交面前，作者才在樽前放歌，一吐胸中块垒：“”“谈兵”，即研读兵法，在这里并非泛指，作于同时的欧阳修《圣俞会饮》也提到梅尧臣注《孙子》一事，说：“遗编最爱孙子说。”可见梅尧臣有志从军。这两句发自肺腑的心声，是作者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既包含了爱国忧民却报效无门的痛苦，也有诗人屡试不第、沉沦下僚的酸辛。其中虽有对个人穷通得失耿耿于怀的牢骚，但仍然是对封建社会里无数爱国的正直知识分子共同遭遇和思想感情的高度概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酒酣耳热”之际倾诉肺腑，原本应当滔滔不绝，一吐为快，作者却又出乎意料地陡转笔锋，刹住话头。“”语气骤然变得平缓，但在欲说还休的背后，却更清楚地表现出他那郁结心头无法排遣的苦闷。结末写诗人强烈的思归之情，并说明分手时不宜过于伤感，既是安慰友人，也是宽解自己，强作豁达。首尾衔接，更显得情味深长。

这是一首留别之作，却不落专写凄切之情的窠臼，而是借留别以抒怀，将对国事的忧虑、个人的不平以及离情别绪尽寓其中。此诗笔力苍劲，承转圆熟，自然流畅，质朴简淡，鲜明地体现出梅尧臣诗语淡情深的艺术特色。

此诗四句，截取了一个生动的场面，有人物、有环境、有情节、有对话，完全可以作为一篇小小说来看。环境背景，是第一句的交代，州桥，是一个特定的环境，因为其南北是御路，作者经过此地，不直写自己内心的亡国之痛，而是从对面写来，写中原父老的感情。丧国的痛楚，沦为异邦蹂躏的凄惨，令中原父老苦不欲生。这里，“父老”是宋金两个时期的人，他们对故国的怀念远比青年人深切，所以让其出场很典型；同时，这也是实情。他们盼啊盼，盼了几十年，忽然见到宋朝使者，一时间该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泪欲流啊！可他们强行忍住，因为屈辱的遭遇虽然难堪，盼望官军的情绪最是激烈。接下来，两句忍泪失声的询问，是这个场面的高潮，然突然收结。从内容上看，这样更深刻地表现了中原人民盼望北伐的心情；从艺术上说，在感情的顶点收结是诗歌创作的妙法，往往起到语尽不尽的效果。此诗正是如此，诗在到达顶点时戛然而止，可是并非语意都尽，而是余音袅袅。诗人没有以使者身份回答“父老”的问题，也没有以作者口吻发表议论；但他的感情已经与诗笔叙说的事实、描绘的形象融合为一了。如果一定要作想象的话，那范成大可能只是无言以对，因为南宋统治者的既定政策根本不想收复失地，这是十分可悲的。因此此诗对南宋王朝的投降政策也有一定的批判。

诗歌的创作多用比、兴，然而“赋”──直接叙述或描写也是不可少的。尤其是直接叙述，往往比描写更难驾御，这就要求诗人要有敏锐的目光，能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细节，将感情倾注于其中。这首诗的特色就在于此。诗中的典型细节在于两个字──“等”和“询”。父老岁岁年年在等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几乎到了望穿双眼，几乎要化作“望驾石”，其强烈的愿望和痛苦的心情自然就融于“等”字中。而含泪失声的“询”则惟妙惟肖地描绘出父老的神情，那颤颤巍巍的身影，如在眼前，那哽哽咽咽的声调，尤在耳旁，真是“沉痛不可多读”。而“几时真有”更是意味深长，早也盼，晚也盼，朝思暮想，朝朝暮暮州桥畔，伫立凝眸，企首悬望，父老们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他们的弦外之音，因为他们的热切盼望一次又一次地变成失望。而诗人的无言以对，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是一首通篇写景的七绝。乍看起来，是一首绝妙的春日即景小诗。作者笔下绚丽的暮春景色，犹如一幅色彩斑斓、富有生趣的图画。近景，富丽堂皇的碧瓦楼前垂挂着锦绣的帷幕；远景，浓墨重彩的朱栏桥外，横斜着一泓清溪。在这无风无雨、气朗天清的春日里，桥下，绿水淙淙；空中，柳絮飞舞；地上，梨花铺雪。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花香水气仿佛从画中溢出，给人以身历其境之感。读者可以从诗人描绘的优美图画中，享受到赏心悦目的自然之美。

这首诗难道仅仅是描写自然风光。从“碧瓦”这个别开生面的题目，我们可以窥视到作者的深意和奥妙。雕梁画栋的琉璃瓦楼房，不是富丽豪华的苑囿，就是王侯将相的宅邸。再联系诗中的绣幕、赤栏桥和附近大片的柳林梨园，南宋小朝廷偏安半壁河山，在西湖歌舞升平，恰似燕雀筑巢于幕上，不知祸之将至。这首诗描写的焦点。诗以“碧瓦”为题，意在导引读者由此去寻求题旨。

首句“碧瓦楼”外观华丽、美轮美奂，却不知道楼里的人在做什么，被绣幕遮住了，人们看不见。诗人之所以不描摹幕后的情景，用心就在于让读者去想象：偏安一隅的王朝显贵，上至天子、下至宠臣，此刻都沉醉在一片笙歌酒色之中，中原的万里疆土，换来了他们的碧瓦楼。绣幕遮住的里面，肯定是一幅醉生梦死的寻欢作乐图。朝廷如此腐败，国事也不值得一问。

诗的下联看似风花雪月的景语，实为感情至深的情语。现在是无风无雨、气朗天清、柳絮飞天、梨花铺地，但若一番风雨后，匆匆春归去，又是一种什么情景呢。借辛弃疾《永遇乐》词“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是不能长久的。诗人这里描绘的是一幅坠绿残红、飞絮飘雪、落花流水之景，以此暗喻南宋小朝廷偏安局面的岌岌可危，意境与辛词相似，但笔调却更为凄婉。

这首诗画外有音，意寓言外。读者如深一层去体会，便能领悟到言此意彼的艺术魅力。

作为徐州太守的苏轼，记述到雾猪泉祈雪的情景。也是一首次韵好友舒尧文的和诗。祈雪虽为迷信活动，说明作者当时思想的局限性，但也体现了苏轼的忧国忧民思想。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早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