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地处全国的中部，拥有崤山、渑池的险阻，算是秦川、陇地的咽喉，又是赵、魏争着向往的地方，是四方诸侯必争之地。天下如果经常太平无事也就罢了，一旦有战事，那么洛阳总是首先遭受战争。为此我曾说过：“洛阳的兴盛和衰败，是天下太平或者动乱的征兆啊。”

正当唐太宗贞观、唐玄宗开元盛世时，公卿贵族、皇亲国戚在东都洛阳营建公馆府第的，号称有一千多家。等到后期遭受动乱而流离失所，接着是五代的惨痛破坏，那些池塘、竹林、树木，被兵车践踏，变成一片废墟。高高的亭阁、宽大的楼台，被战火焚烧，化成灰烬，跟唐朝一起灰飞烟灭，没有留下一处。我因此曾说：“馆第园林的繁盛或毁灭，就是洛阳兴旺或衰败的征兆啊。”

况且天下的太平或动乱，从洛阳的兴衰就可以看到征兆；洛阳的兴衰，又可以从馆第园林的兴废看到征兆，那么《洛阳名园记》这作品，我难道是徒劳无益、白费笔墨的吗？

唉！公卿大夫们现在正被朝廷提拔任用，放纵一己的私欲，为所欲为，却忘掉了国家的太平或动乱的大事，想以后退隐了再享受这种园林之乐，能办得到吗？唐朝最后覆灭的情形就是前车之鉴啊！

请告诉金国统治者，不要以为许久不见南方出师北伐，便认为宋朝没有了人才。但愿您这次使金发挥才干魄力，只手擎天，终究会显示万夫莫当的英雄气概。我们堂堂汉使必能完成使命，哪能像河水永远东流那样，年年向金廷求和？这次遣使往贺金主生辰，是因国势积弱暂且再让一步，终须发愤图强，战而胜之，获彼王之头悬于藁街。

在这个尧、舜、禹圣圣相传的国度里，在这片孕育着汉族文化的国土上生长着的伟大人民当中，总该有一个半个耻于向金人称臣的志士吧！让金人玷污和践踏的中原大地充满腥膻臭气，怎么能令人容忍？我们先烈为国献身的精神何在？我们的民族正义何时得到伸张？金人的气数已尽无需再言，我们现在正如日中天，必将获得最后胜利。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

管仲作丞相辅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夷、狄等异族，终其一生都使齐国富强，诸侯不敢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被重用。桓公死于宫廷内乱，五位公子争抢君位，此祸蔓延，直到齐简公，齐国无一年安宁。功业的完成，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由一定的因素而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于作乱之时，也必有其根源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由于管仲，而说是由于鲍叔。至于齐国的祸乱，我不说是由于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由于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三人本就是乱国者，但重用他们的是齐桓公。有了舜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然后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桓公是什么人，回头看来，使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时，桓公询问丞相的人选。此时，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三个人，不讲人情，不能亲近”罢了。

唉，管仲以为桓公果然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桓公相处多年了，该知道他的为人了吧。桓公是个音乐不停歇于耳，美色不离开眼的人。如无此三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由于管仲在，一旦管仲没了，这三人就弹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桓公吗？齐国不怕有这三人，而是怕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这三人只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一个也不剩地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着眼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时，推荐天下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管仲虽死，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就是不提他们也可以啊！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宽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文公的余威，还能在一百年里充当盟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练达的大臣存在。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疑问奇啊！他仅依靠一个管仲，管仲却死了。

天下并非无贤人，确实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我不相信。管仲的书里有记载他将死时论及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是他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而且预料自己将死。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鳅，因为活着不能荐用蘧伯玉和斥退弥子瑕，为此有身后劝谏之事。萧何临死，推荐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一个人而灭亡。贤人不悲痛自己的死亡，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必须再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放心死去。那管仲，凭什么可以死掉呢？

作为将领的原则，应当首先修养心性。必须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麋鹿在身边奔突而不眨眼睛，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才可以对付敌人。

军事崇尚正义。如果不合乎正义，即使有利可图也不要行动。并非一动就有危害，而是因为后来将有不能应付的事情发生。只有正义能够激愤士气，用正义激愤士气，就可以投入一切战斗。

作战的措施大致是：当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要积蓄财力；当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要培养战斗力；当战争已经打起来的时候，要培养士气；当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要修养心性。小心谨慎地设置报警的烽火，严格认真地在边境巡逻放哨，使农民无所顾忌，安心耕种，这就是积蓄财力的做法。用丰盛的酒食等物慰劳战士，让他们悠闲自在，养精蓄锐，这就是培养战斗力的做法。取得小的胜利，要使战士感到更加紧迫；受到小的挫折，要让战士得到更大的激励，这就是培养士气的做法。使用战士要注意不让他们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修养心性的做法。所以战士们常常积蓄着怒气，心中怀有欲望却不能完全实现。怒气没有消除干净就有余勇可贾，欲望没有完全实现就将继续追求，所以即使吞并了天下，战士也不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的军队经历了七十次战斗也不懈怠的原因。如果不修养心性，战士们打了一次胜仗后就不能继续作战了。

将领要聪明而严厉，战士要愚昧。聪明就不可预测，严厉就不可冒犯，所以战士们都把自身完全交出来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呢？惟其战士愚昧，然后才能跟他们一道舍生忘死。

大凡出动军队，要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才能够在危险的地方出兵。魏将邓艾率兵伐蜀汉，从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用绳子拴着士兵从山上坠下深谷，如果不是蜀汉后主刘禅昏庸无能，那么百万大军也可以坐而捆绑擒获。邓艾本来就对刘禅轻慢，所以才出兵于危险之地。因此，古代的良将，能用大军去试探敌人的强弱、虚实，同时也用敌人的反应来衡量自己，这样就可以决定行动方针了。

作为主将的原则是：明白道理然后可以出兵，了解形势然后可以增兵，懂得节制然后可以用兵。明白道理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困窘。见了小利益不轻举妄动，遇上小祸难不回避。小利益、小祸难不值得辱没我的本领，然后才能够应付大利益、大祸难。只有善于蓄养本领又爱惜自己军队的人，才无敌于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抵御百勇，一静可以控制百动。

军队自有长处和短处，无论敌我都如此。请问：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却不与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隐蔽起来，敌人却竭力与我对抗，怎么办呢？回答道：我方的短处，我故意显露出来，使敌人心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隐蔽起来，使敌人轻慢而陷人圈套。这就是灵活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要使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但有所依靠。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就知道牺牲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握一尺长的鞭子，面对着猛虎，敢于奋力呐喊而挥鞭打击；空着手遇上了蜥蜴，也会吓得面容变色连连后退，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带兵了。假如赤身露臂但手握着剑，那大力士乌获也不敢逼近；要是头戴着盔，身穿铠甲，靠着武器而睡觉，那小童也敢弯弓射杀了。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能够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那就威力无穷了。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受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全国各路兵马。当时元兵已经逼近都城北门外，交战、防守、转移都来不及做了。满朝大小官员会集在左丞相吴坚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适逢双方使者的车辆往来频繁，元军邀约宋朝主持国事的人前去相见，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就可以解除祸患。国事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顾惜自己了；估计元方也许可以用言词打动。当初，使者奉命往来，并没有被扣留在北方的，我就更想察看一下元方的虚实，回来谋求救国的计策。于是，辞去右丞相职位，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

刚到元营时，据理抗争，言词激昂慷慨，元军上下都很惊慌震动，他们也未敢立即轻视我国。可不幸的是，吕师孟早就同我结怨，贾余庆又紧跟着媚敌献计，于是我被拘留不能回国，国事就不可收拾了。我揣度不能脱身，就径直上前痛骂元军统帅不守信用，列举吕师孟叔侄的叛国行径，只要求死，不再考虑个人的利害。元军虽然表面尊敬，其实却很愤怒，两个重要头目名义上是到宾馆来陪伴，夜晚就派兵包围我的住所，我就不能回国了。不久，贾余庆等以祈请使的身份到元京大都去，元军驱使我一同前往，但不列入使者的名单。我按理应当自杀，然而仍然含恨忍辱地前去。正如古人所说：“将要有所作为啊！”

到了京口，得到机会逃奔到真州，我立即把元方的虚实情况告诉淮东、淮西两位制置使，相约他们联兵讨元。复兴宋朝的机会，大概就在此一举了。留住了两天，驻守维扬的统帅竟下了逐客令。不得已，我只能改变姓名，隐蔽踪迹，奔走草野，宿于露天，日日为躲避元军的骑兵出没在淮河一带。困窘饥饿，无依无靠，元军悬赏追捕得又很紧急，天高地远，号呼不应。后来得到一条船，避开元军占据的沙洲，逃出江口以北的海面，然后渡过扬子江口，进入苏州洋，辗转在四明、天台等地，最后到达永嘉。

唉！我到达死亡的境地不知有多少次了！痛骂元军统帅该当死；辱骂叛国贼该当死；与元军头目相处二十天，争论是非曲直，多次该当死；离开京口，带着匕首以防意外，几次想要自杀死；经过元军兵舰停泊的地方十多里，被巡逻船只搜寻，几乎投江喂鱼而死；真州守将把我逐出城门外，几乎彷徨而死；到扬州，路过瓜洲扬子桥，假使遇上元军哨兵，也不会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两难，几乎等于送死；坐在桂公塘的土围中，元军数千骑兵从门前经过，几乎落到敌人手中而死；在贾家庄几乎被巡察兵凌辱逼迫死；夜晚奔向高邮，迷失道路，几乎陷入沼泽而死；天亮时，到竹林中躲避哨兵，巡逻的骑兵有好几十，几乎无处逃避而死；到了高邮，制置使官署的通缉令下达，几乎被捕而死；经过城子河，在乱尸中出入，我乘的船和敌方哨船一前一后行进，几乎不期而遇被杀死；到海陵，往高沙，常担心无罪而死；经过海安、如皋，总计三百里，元兵与盗贼往来其间，没有一天不可能死；到通州，几乎由于不被收留而死；靠了一条小船渡过惊涛骇浪，实在是没有办法，对于死本已置之度外了！唉！死和生，不过是昼夜之间的事罢了，死就死了，可是像我这样境界险恶，危难层迭交错涌现，实在不是世间的人所能忍受的。痛苦过去以后，再去追思当时的痛苦，那是何等的悲痛啊！

我在患难中，有时用诗记述个人的遭遇，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底稿，不忍心废弃，在逃亡路上亲手抄录。现在将出使元营，被扣留在北门外的，作为一卷；从北门外出发，经过吴门、毗陵，渡过瓜洲，又回到京口的，作为一卷；逃出京口，奔往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的，作为一卷；从海路到永嘉、来三山的，作为一卷。我将把这诗稿收藏在家中，使后来的人读了它，为我的志向而悲叹。

唉！我能死里逃生算是幸运了，可幸运地活下来要干什么呢？要求做一个忠臣，国君受到侮辱，做臣子的即使死了也还是有罪的；要求做一个孝子，用父母留给自己的身体去冒险，即使死了也有罪责。将向国君请罪，国君不答应；向母亲请罪，母亲不答应；我只好向祖先的坟墓请罪。人活着不能拯救国难，死后还要变成恶鬼去杀贼，这就是义；依靠上天的神灵、祖宗的福泽，修整武备，跟随国君出征，做为先锋，洗雪朝廷的耻辱，恢复开国皇帝的事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誓不与贼共存”，“恭敬谨慎地竭尽全力，直到死了方休”，这也是义。唉！像我这样的人，将是无处不是可以死的地方了。以前，假使我把尸骨抛在荒野里，我虽然正大光明问心无愧，但也不能掩饰自己对国君、对父母的过错，国君和父母又将会怎么讲我呢？实在料不到我终于返回宋朝，重整衣冠，又见到皇帝，即使立刻死在故国的土地上，我还有什么遗憾呢！还有什么遗憾呢！

这一年夏天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庐陵文天祥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诗集名《指南录》。

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衣劣布，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

不喜欢陪伴着老儒一块清谈过“烹瓠叶”那样的苦日子，决定随从举子们参加科举考试。

口袋里没有钱不置办那“看花”的马，但会看取令人眼花缭乱的“择婿车”。

考试得中仍然可以向世俗的人们夸耀，诏书上如鸦的黑字新写着俺的名字。

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衣劣布，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

不喜欢陪伴着老儒一块清谈过“烹瓠叶”那样的苦日子，决定随从举子们参加科举考试。

口袋里没有钱不置办那“看花”的马，但会看取令人眼花缭乱的“择婿车”。

考试得中仍然可以向世俗的人们夸耀，诏书上如鸦的黑字新写着俺的名字。

落日中卷起绣帘眺望，亭下江水与碧空相接，远处的夕阳与亭台相映，空阔无际。为了我的来到，你特意在窗户上涂上了清油的朱漆，色彩犹新。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平山堂的时候，靠着枕席，欣赏江南的烟雨，遥望远方天际孤鸿出没的情景。今天看到眼前的景象，我方体会到欧阳醉翁词句中所描绘的，山色若隐若现的景致。

广阔的水面十分明净，山峰翠绿的影子倒映其中。忽然江面波涛汹涌，一个渔翁驾着小舟在风浪中掀舞。见此不由得想起了宋玉的《风赋》，像宋玉这样可笑的人，是不可能理解庄子的风是天籁之说的，硬说什么风有雄雌。其实，一个人只要具备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在任何境遇中都处之泰然，享受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