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下勤奉养，乐朝夕，惟恬安无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炀赫烈之虞，以震骇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给，吾是以始而骇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清代批评家沈德潜在《说诗啐语》(卷上)中对诗歌的开头的创作说过这样的话，“起手贵突兀……直疑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章的创作。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就是这样一篇“令人惊绝”的文章。

本文标题下笔诙奇，出人意料，颇有悬念。王参元是鄜坊节度使王栖曜的小儿子，是作者柳宗元的朋友，朋友家里“失火”，生活失去着落，作者不去劝解、安慰，反而要“祝贺”，实在是“奇特尤甚”(清·过珙《详定古文评注全集》卷七)。

文章开篇，先交代自己从朋友杨敬之处得到王家失火的消息，作者描写了自己听到消息时的思想情绪的变化，“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始”“中”“终”，从时间的角度，反映了作者对“失火”一事的认识过程；“骇”“疑”“喜”，则形象地交代了思考的结果，简洁地概括了为什么要把“安慰”改为“庆贺”的原因。这句话也是全文的纲领。

文章接下来就从“始骇”“中疑”“终喜”三个方面，分三个层次一一进行了说明。

王参元家里经历了一场火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被烧得一干二净，一个“唯恬安无事是望”的人遭此一劫，确实让人感到很是不幸，让人骇怕，柳宗元起初也是这样的反应，这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然反应。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接着分析“中疑”的原因。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老子以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柳宗元认为，这样的等待过于长久，也是“荒诞无稽”的，对于一个有志向抱负的人而言，这样长时间的等待是一种折磨，一种生命消耗。王参元所遭遇的这场火灾是否是“福”，是否预示他将要接受“大任”，看看王参元目前的处境，柳宗元并不认为“火灾”与“大有为”“能光明”之问有必然的联系。另外，柳宗元自己也命运多舛，对这类凡人相信的说法有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因此他表示不解，表示怀疑。

第三层，具体分析“终喜”的原因，这是全文的重点。王参元勤读古人书，认真创作文章，擅长小学研究，是个“多能”的进士，凭他的学问才识，早就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展“济世救民”的才干，但到如今依旧是“进不能出群士之上”，郁郁不得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王参元无由施展才能呢？作者把笔锋一转，直接刺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渐次展露行文的真正用意。

原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当时之士追求“好廉”的虚名，明明知道王参元的才干，但因为王家有财，怕推荐了王参元就被人说是接受了贿赂，从而影响自己的名誉仕途。作者自责自己也不能免俗，虽然担任“天子近臣”，也怕别人“窃笑”，所以，心里虽然对这样的现象表示不满，但也只是“痛”而已，只能表示无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猜忌横行、俗见混乱、积毁销骨的不合理现象，也流露了作者对怀才不遇之士的深切同情。

如今一场大火，烧掉了王家的财产，却也让王参元摆脱了多财的累名，也可算是种“幸运”，终于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了。“则仆与畿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这看似滑稽可笑的话语中包含着无尽的悲哀。明明相知多年，也充分了解王参元的才学，但终究没有帮助朋友发挥才能，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哀。因此这次王参元家失火，虽然家产荡然无存，但人们自可毫无顾忌地与他交往，为之延誉，这正好为王参元扬名提供了大好机会，故值得庆贺。柳宗元庆贺王参元家遭遇火灾，正是意图借这常人看来十分“别扭可笑”的想法来有力地抨击不合理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今后可以“咸得开其喙”“授子而不栗”，所以反而“大喜”了。

接着，作者引用古人的事例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真实的想法。《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宋、卫、陈、郑灾，陈不救火，许不吊灾，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现在自己面对朋友家遭遇火灾，不仅不“吊”反而过分地“贺”，这样的做法貌似与古人的“不吊”相同，但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柳宗元声明自己上面所说的是愤激的反话，做的是“反事”，并不是真的希望朋友家遭遇火灾而倾家荡产。“颜、曾之养”分别指颜回和曾参的言行。《论语·雍也》中记有“子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庄子·让王》说“曾子居卫，绲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这两位儒家杰出人物的言行都体现了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境界。柳宗元引用这两位古代贤人的事例目的是鼓励朋友要学习先人的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品德，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志趣。这两处典故的弓l用把自己的劝慰、朋友的想法和盘托出，语言简洁但富有趣味。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这封信，作者通过奇特的构思表达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在幽默的笔调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情趣事趣皆出，令人回味再三。

《国语·晋语八》有“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邵昭子富而无德，“恃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风姿摇曳，娓娓动人。本文在表达技巧方面与“叔向贺贫”颇有相通之处。

这是一首和诗，诗人闲话家常，回答友人刘遗民的提问，并对其表示安慰和劝勉之意。

在陶渊明的众多诗文中，《和刘柴桑》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讨论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重要作品，而有人认为历来将其与陶渊明“雅不欲予莲社”相联系得出陶渊明反佛之说实为误读。清代吴瞻泰《陶诗汇注》谓“此诗为庐山无酒而发”，张玉榖看作是“别刘归家和刘之作”（《古诗赏析》），方东树《昭昧詹言》却说是“和刘即自咏”。见仁见智的理解中，却折射出这首诗歌的潜在容量与张力。题材上，这是首田园交游诗，融田园诗、交游诗于一体，首四句、末八句畅叙交游，中间八句共话田园。

诗歌前四句组成一个独立整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为刘柴桑的问语，“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是陶渊明的答语，二者浑然地融于一体。援引他人的问语入诗，一问一答，是陶诗的新创。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九）“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直接镶田父语入诗；《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直接援引旁人的规劝语入诗，而不是陶渊明的自述语。前两句“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相问，后两句“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作答。陶渊明以“爵”、“虚罍”自比，表示不愿受尘垢的沾染；“寒华”比喻入仕的营苟之人，“徒自荣”表明陶渊明不愿效仿他们，人各有各的操行。从这四句一问一答的方式看，可能在此之前曾有人劝仕过陶渊明（如《归去来兮辞》序云：“亲故多劝余为长吏”），陶渊明作了这首诗表明长期归隐的心迹，算作回答。这种问答体的写作范式，对后来杜甫“三吏三别”的创作影响很大。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是兴来之笔，半空劈面而至；“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陡然作答，前句淡然，后句紧促，奠定了全诗的内容基调。下句“良辰”、“奇怀”紧承“未忍言索居”而来，是“未忍”的落脚点；“挈杖”、“西庐”展现的是隐居之人、之境的惬意、悠然。整体构筑而出的是一幅人、物交相而织的静穆画面。这种静谧随着一“入”一“还”，顿时洋溢着的仿佛满是动感，微微起伏着，荡漾着。这一“入”一“还”，带着鲜明的方向感，仿佛由画面的一个小角边缘向中央延展。“入”动作轻快敏捷，“还”行动缓慢蹒跚，在同一组动态的画面中构成鲜明的比照。一急一缓，朝着同一方向进发，目标的指向上传递而出的是同一种浓郁的归宿感，一种自然、温馨、心灵的归宿。“良辰”给人的是扑面而来的自然春光，下句“新畴”、“谷风”、“春醪”的田园风光，就围绕着“良辰”而展开。“良辰”成了中间八句田园写景的“诗眼”。“奇怀”情意深长，耐人寻味。陶渊明嗜奇，爱读奇书，好采“奇”字入诗。“奇翼”、“奇文”、“奇歌”、“奇光”、“奇姿”、“奇绝”、“奇踪”等意象，在其笔端层出不穷，铸造奇幻纷纭的精彩世界。

如果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展示更多的是幽雅、闲适，那么“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就顿然衰败不堪了。“荒途”、“无归人”、“时时”、“废墟”，字字用力，着墨狠重。显然前后两组镜头有着天壤之别，但却又都是真实的描绘，是诗人“挈杖还西庐”途中所见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处的江州为东晋军事重镇，屡经桓玄、卢循叛军的蹂躏掳掠。诗人也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这种衰败：“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其四）、“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回看这些诗，语气外似平淡，但一个个狠重、密集的衰败意象攒集，其力透纸背的力量也绝不逊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平淡之中，却足以穿透时空，传响于古今。这种“诗而史”的写法，表明诗人在欣赏着“良辰入奇怀”的惬意与飘然时，并未忘怀现实。他依然还在回答着“未忍言索居”中“未忍”的理由，亲旧固然是一方面，“良辰”也是一方面，但他最“未忍”忘却的恐怕要算是触目惊心的废墟了。留下来整饬这些时时可见的“荒途”与“废墟”，就成了他不“见招”于“山泽”的最大原由。“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清晰地展示着诗人整饬一新的景象；“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一种整饬后的劳累与欢愉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四句既是自然田园风光的描绘，也是一种社会风光的象征性写照。陶渊明并非真的忘却世事，在百事凋敝、儒业失传的年代里，他牢记“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本分的事。弃官归隐后，他从事讲习之业（《感士不遇赋》序），传授门生。所以诗中“茅茨”、“新畴”，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而是如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一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不仅仅是香草之名，而且成了诗人培养下人才的代名词。所以这四句写景之中，又暗蕴着比兴之体。

“栖栖”以下六句，作者又从大处上进行劝勉，回想尘世中的事，忙忙碌碌，而现在岁月已使人们彼此越来越远。耕田织布，只要自己够用，也没有过高要求。百年之后，身体与名声是都会被淹没的啊！这种人生苦短的思想自然有消极的成分，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浮云富贵，敝屣功名的观点也好似一副清凉剂，对那些热衷于刀口上舔血的如蝇小人也是一篇极好的醒世之文。

全诗语言朴素，平白如话，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给人一种情真意切，平易随和之感。

这首诗自起句至“骨肉十年终眼青”为第一段，写送别。它不转韵，穿插四句七言之外，连用六句九言长句，用排比法一口气倾泻而出；九言长句，音调铿锵，词藻富丽：这在黄庭坚诗中是很少见的“别调”。这种机调和词藻，颇为读者所喜爱，所以此诗传诵较广，用陈衍评黄庭坚《寄黄几复》诗的话来说，是“此老最合时宜语”。但此段前面八句，内容比较一般：说要用蒲城的美酒请王纯亮喝，在酒中浮上几片屈原喜欢吞嚼的“秋菊之落英”，酒可用来浇消王郎胸中的不平“磊块”，菊可以像陶渊明所说的，用来控制人世因年龄增而早衰；要用歙州黟县所产的好墨送王，用王维《渭城曲》那样“阳关堕泪”的歌声来饯别，墨好才能让王郎传写“万古文章”的“心印”（古今作家心心相印的妙谛），歌声以表“兄弟”般的“一家”亲戚之情。此外，这个调子，也非作者首创，从远处说来自鲍照《拟行路难》第一首“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等句；从近处说，来自欧阳修的《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嘉》起四句：“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鬂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虽有发展，仍属铺张，不能代表黄庭坚写诗的功力。到了这一段最后两句“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才见黄诗功力，用陈衍评《寄黄几复》诗的话来说，就是露出“狂奴故态”。这两句诗，从杜甫诗“别来头并白，相对眼终青”化出，作者还有类似句子，但以用在这里的两句为最好。它突以峭硬矗立之笔，煞住前面诗句的倾泻之势、和谐之调，有如黄河中流的“砥柱”一样有力。从前面写一时的送别，忽转入写彼此长期的关系，急转硬煞，此其一；两句中写了十年之间，彼此奔波千里，到了头发发白，逼近衰老，变化很大，不变的只是亲如“骨肉”和“青眼”相看的感情，内容很广，高度压缩于句内，此其二；词藻仍然俏丽，笔力变为遒劲峭硬，此其三。这种地方，最见黄诗本领。

第二段八句，转押仄韵，承上段结联，赞美王郎，并作临别赠言。“连床夜语”四句，说王郎来探，彼此连床夜话，常谈到鸡声报晓的时候，王郎学问渊博，像“无底”的“书囊”，谈话的资料没完没了；欣喜王郎读书有得，功深如此，别后必然继续猛进，就不用怨恨书信不能常通了。由来会写到深谈，由深谈写到钦佩王郎的学问和对别后的设想，笔调转为顺遂畅适，又一变。“炒沙作縻”四句，承上读书、治学而来，发为议论，以作赠言，突兀遒劲，笔调又再变而与“江山”两句相接应。这四句的意思是：追求写“工巧”的文章，像“炒沙作縻”，无法填饱肚子，像镂刻冰块，不能持久；应该收敛心神，潜心道义，战胜虚华，才能体会出孔子、孟子之道如日月经天。黄庭坚致力于词章，力求“工巧”，但又有文章要为“道”服务的观念，所以认为读书治学，要以身体力行孔、孟之道为主。实际上黄庭坚本身是诗人，不可能真正轻弃词章，这里只是表现他把儒家的修身、济世之道放在第一位而已。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说王郎的弟弟能替他管理家事，妻子能烹制美餐孝敬婆婆，儿子能读诗书，女儿能织丝麻，家中无内顾之忧，可以好好烹茶读书，安居自适。王郎曾经考进士不第，这时又没有做官，闲居家中，所以结尾用这四句话劝慰他。情调趋于闲适，组句仍求精炼，表现了黄诗所追求的“理趣”。

这首诗多数人喜欢它的前半，其实功力见于“江山千里”以下的后半。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入思深，造句奇崛，笔势健，足以药熟滑，山谷之长也。”要体会这种长处，主要在后半。

《谢张仲谋端午送巧作》这首诗是北宋诗人黄庭坚的一首诗，在端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送别友人，或是还乡，或是感慨于时光的流逝，总是别样的日子别样的情啊。

整首诗运用了对仗，比喻的手法。表现了对友人离别时的劝慰，同时也对自己的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