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句体中，有一种“一句一绝”的格调。即每句写一景，多用两联骈偶，句子之间似无关联。它最初起源于晋代《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唐代作者已不多，唯杜甫最喜运用这种体格。或许是因为他太精于诗律，运用这种绝体，可以因难见巧。他最脍炙人口的绝句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糁径杨花铺白毡”“迟日江山丽”等，也都是用这种体格。这些诗的优点不只在于写景生动，律对精切，而尤其在于能形成一个统一完美的意境，句与句彼此照应，融为一幅完整图画。

这首诗写夜泊之景。诗人写月夜，不从空中之月写起，而写水中月影（“江月”），一开始就抓住江上夜景的特色。“去人只数尺”是说月影靠船秀近，“江清月近人”，它同时写出江水之清明。江中月影近人，画出了“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江间月夜美景，境界是宁静而安谧的。第二句写舟中樯竿上挂着照夜的灯，在月下灯光显得冲淡而柔和。桅灯当有纸罩避风，故曰“风灯”。其时江间并没有风，否则江水不会那样宁静，月影也不会那样清晰可接了。一二句似乎都是写景，但已暗示出一个未眠人的存在（第一句已点出“人”字），这就是诗人自己。从“江月”写到“风灯”，从舟外写到舟内，由远及近。然后再写到江岸，又是由近移远。由于月照沙岸如雪，沙头景物隐略可辨，夜宿的白鹭屈曲着身子，三五成群团聚在沙滩上，它们睡得那样安恬，与环境极为和谐；同时又表现出宁静的景物中有生命的呼吸。这和平境界的可爱，惟有饱经丧乱的不眠人才能充分体会。

诗句中洋溢着诗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于自然界小生命的热爱，这与诗人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诗人对着“沙头宿鹭”，不禁衷心赞美夜的“静”美。由于他与自然万类息息相通，这“静”与“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的寂静幽独该有多少不同。忽然船尾传来“拨剌”的声响，使凝神睇视着的诗人猛地惊醒，他转向船尾，只见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跃起一条大鱼，在夜空中画了一条若隐若现的弧线后，又潜入水中。

诗的前三句着力刻画都在一个“静”字，末句却写动、写声，似乎破了静谧之境，然而其表达效果恰好相反，以动破静，愈见其静；以声破静，愈见其静。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陪衬的手法，适当把对立因素渗入统一的基调，可以强化总的基调。这是诗、画、音乐都常采用的手法。诗的末两句分写鱼、鸟，一动一静，相反相成，抓住了江上月夜最有特点同时又最富于诗意的情景，写得逼真、亲切而又传神，可见诗人体物之工。

此诗乍看上去，四句分写月、灯、鸟、鱼，各成一景，不相联属，确是“一句一绝”。然而，诗人通过远近推移、动静相成的手法，使舟内舟外、江间陆上、物与物、情与景之间相互关联，浑融一体，读之如身历其境，由境会意。因而决不是什么“断锦裂缯”（胡应麟）。“老去诗篇浑漫与”，从诗题“漫成”可知是诗人一时得心应手之作，这种工致而天然的境界不是徒事雕章琢句者能达到的。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

由于冬至特定的节气和自然环境，诗人墨客们都会感叹时光与人生，感叹岁末与寒冬，讴歌冬至节。诗圣杜甫《小至》诗中的“小至”，是指冬至日的第二天（一说前一天）。

《小至》写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不仅用刺绣添线写出了白昼增长，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山上梅花冲寒欲放，生动地写出了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景象。诗的末二句写他由眼前景物唤起了对故乡的回忆。虽然身处异乡，但云物不殊，所以诗人教儿斟酒，举杯痛饮。这举动和诗中写冬天里孕育着春天气氛的基调是一致的，都反映出诗人难得的舒适心情。

全诗紧紧围绕“小至”的时令，叙事、写景、抒感，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切而不泛。开篇二句：“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是说冬至后白昼渐长，阳气渐舒，冬至既到，春天也就不远了。作者以咏叹笔调点明“阳生春来”与冬至的诗题紧扣，作为总起。中间两联：“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是分承：颔联，直承首联“冬至”的自然节令特征；颈联，直承冬去春来的景物特征；最后是尾联：“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它以抒情作结。在这无可奈何的情景下，就让儿子取酒来尽饮吧！“事”、“景”、“感”三者烘托，从中可自然地悟出诗人写的只能是“小至”时令，而断非其他什么节候，这正是诗人感受敏锐，立意高远，选材典型，热爱生活的不俗体现，正是：“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了。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范成大是一位热爱自然、热爱农村生活的诗人，他虽然“累官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尝帅蜀，继帅广西，复帅金陵”，但却对乡土具有一种赤子之心的感情，从“不须飞盖护戎装”一语来看，这首小令当写于戎马倥偬之中，写于他军旅生活的江村道上。

小令上阕写他在江村道上的所见：十里平畴，稻穗已黄，微风袅袅，送来阵阵新谷的芳香，而那素净的木槿花在农家篱笆前飘落下片片洁白的花瓣，丛丛的青竹间缕缕游丝正在秋天的丽日下闪着熠熠的金光，词人骑着马来到一处果木林立的山冈下，举头一望，满树果实累累压在枝头，有的还青绿未熟，有的则已经透着成熟的金黄。这三句诗是三个典型意象群，它把秋日农村的美景作了极其形象的概括，写出了江南农家的独特风貌，而且，富有视角的流动感和行踪的变化性，使读者随着诗人的马蹄“走马看花”地欣赏江村道上的一路风光，词人对农村生活与自然景物的热爱也便由这景物的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使读者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

下阕写词人在江村道上的感受。当然上阕也是词人的一种感受，但偏重于主观上的一种情绪的抒写：“浓雾知秋晨气润”，写出清晨在浓雾中行进的那种微妙的感觉：秋晨田野上往往飘散着浓浓的雾霭。古人说“一叶知秋”，殊不知浓雾亦可知秋，这种由艺术到哲理性的提炼为人所未道，因而显得非常新颖独特。雾浓则湿度大，湿度大则空气润。“秋晨气润”又是一句艺术性兼生活哲理性的概括，它毋宁是词人希望归返自然的象征。“薄云遮日午阴凉”是词人行于江村道上的又一直觉感受，它与“不须飞盖护戎装”相连，就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薄云”就是一柄遮天盖地的太阳伞吗，有了这样的天伞，人就可以受用天然的荫凉，而避免酷日当头的曝晒，这比用车前的飞盖来遮阳要强似百倍。词人在这里好像也有一种寄托：归返大自然比之戎装事主要自由自在得多，小令的深层意蕴就在这里。

这组诗描述了这样的情景：皑皑雪中，寒风凛冽，行人稀少，只见一位衣服褴褛的卖菜老人，伛偻着身子，挑着箩筐，踏着冰雪，走门串户，嘶哑的叫卖声，颤颤悠悠，回荡在大街小巷。这是一幅“雪中叫卖图”。

“携箩驱出敢偷闲”，首句发问，一“敢”字道出卖菜老翁的无可奈何。二句对不敢偷闲的原因未作回答，而直写“雪胫冰须惯忍寒”。雪胫，指被埋于雪中的小腿；冰须，结着冰的胡须。前者极写雪之深，后者极写天之寒。而一“惯”字把卖菜老翁饱经风霜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无论雪再大，天再寒，卖菜老翁总是要挑着箩筐，走街穿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卖菜老翁天生并不是这样一副苦命，当然他也想坐在温暖的屋里和亲友围炉畅叙。三句再问，四句不作正面回答，而用“忍寒”、“忍饥”作比较，一个“犹可”，一个“难”，个中原委，无需多说，读者自可品味。对于一般人来说，忍寒、忍饥都是难事。但对于卖菜老翁来说，寒冷已经算不了什么，可饥饿实在难熬。可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饥寒交迫的生活！

卖菜老翁的叫卖声多么凄厉，简直和受冻的雀儿、挨饿的乌鸦的叫声没有什么两样，叫声之苦，让人不堪去听。苦苦地叫卖，为的是多卖出一些鱼菜。一升一斗的粮食在他看来，就和一千金那么难得，也许冻饿了一天的妻子儿女在盼着他换些粮食回家开锅呢。对于关心民生疾苦的范成大来说，听到这凄苦的叫卖声，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诗人感慨万分，愤愤问天：“悠悠大块果何心？”大块，指大自然。《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意思是说，大自然负载着我的形体，它用生命使我劳苦，用老年使我闲适安佚，用死使我安息。这里仅用此意，是说，生活竟然使人劳苦到如此地步，悠悠苍天啊，你到底安着什么心呢？这里是同情，是怜悯，更是控诉。一个封建士大夫文人能够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穷人民鸣不平，实在难能可贵。

范成大29岁中进士，历任徽州司户参军、吏部员外郎等职，官至参知政事。官位不浅，但他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苦难，留下相当多诗篇。如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咏河市歌者》以及这两首绝句，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诗人深切的同情心，和唐代白居易著名的《卖炭翁》颇相同。

这首诗描写农村夏日生活中的一个场景。

首句“昼出耘田夜绩麻”是说：白天下田去除草，晚上搓麻线。“耘田”即除草。初夏，水稻田里秧苗需要除草了。这是男人们干的活。“绩麻”是指妇女们在白天干完别的活后，晚上就搓麻线，再织成布。这句直接写劳动场面。次句“村庄儿女各当家”，“儿女”即男女，全诗用老农的口气，“儿女”也就是指年轻人。“当家”指男女都不得闲，各司其事，各管一行。第三句“童孙未解供耕织”，“童孙”指那些孩子们，他们不会耕也不会织，却也不闲着。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喜爱劳动，于是“也傍桑阴学种瓜”，也就在茂盛成阴的桑树底下学种瓜。这是农村中常见的现象，却颇有特色。结句表现了农村儿童的天真情趣。

诗人用清新的笔调，对农村初夏时的紧张劳动气氛，作了较为细腻的描写，读来意趣横生。

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

这是首写农家生活的五律，重点描绘秋收前的片段。

诗以欢快的节奏开始，说农民们互相呼唤着，拿起锄头，忙忙碌碌地赶着修筑打谷场。秋收是农民一年的寄托所在，从起首两句，人们马上可以感受到今年的收成一定不错。范成大的诗，善于在首联渲染气氛，为全诗的主题作好铺垫，这首诗可作代表。

以下，诗忽然掉开，不写筑场打谷事，转说小孩子睡在落叶上玩耍，鸟雀在斜阳下热闹地飞鸣，远处村庄升起了袅袅炊烟，原野中草木发出浓郁的香气。这两联，着力对农村作描写，落叶、鸟雀及野景都点明节令是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写小孩子无忧无虑地玩，从侧面反映了大人们忙于准备秋收的喜悦。鸟雀到了傍晚，总是成群地在稻田上空飞翔啄食，“鸟雀噪斜阳”不是经历过的人写不出来。作者选录的每一幅场景，都带有欢乐气息在内，于是诗出齐尾联，不再傍写，直接说明今年真快乐，田野里的稻子一片金黄，像云彩一般，一直铺到与天相连，丰收已经在望了。这样，通过末联的明点，前数联所表现的欢快都得到了落实。

这首诗，首尾呼应，中间采用了几组跳跃性的镜头，忽写筑场，忽写儿童，忽写鸟雀，忽写村庄，看似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而以“丰收”这条线作感情上的贯穿，烘托点染出一派庆祝丰收的喜悦景象，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诗，很像是范成大在《秋日田园杂兴》中写的打谷的场面：“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这一派欢乐的景象，正是这首《田舍》诗所表现的内容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