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白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这三首诗是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杜甫从左拾遗任上被放还鄜州羌村（在今陕西富县南）探家时所作。关于这组诗，《古唐诗合解》这样评说：“三首哀思苦语，凄恻动人。总之，身虽到家，而心实忧国。实境实情，一语足抵人数语。”足见这组诗所蕴含的社会现实内容。

第一首着重写诗人刚到家时合家欢聚惊喜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战乱时期出现的特有心理。

“”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天边的夕阳也急于躲到地平线下休息，柴门前的树梢上有几只鸟儿鸣叫不停，这喧宾夺主的声浪反衬出那个特殊岁月乡村生活的萧索荒凉。即便如此，鸟雀的鸣叫声，也增添了“归客千里至”的喜悦气氛，带有喜迎归者之意。诗人的归来连鸟雀都为之欢欣，更何况诗人的妻子和儿女。这首诗开篇四句措词平实，但蕴意深厚，为下文的叙事抒情渲染了气氛。

“”此二句诗人逼真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诗人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家人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满了泪水，泪水中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于是，诗人发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从诗人幸存的“偶然”，读者可以体会到悲哀的“必然”。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能使读者在读后惊心动魄，其秘密就在于它绝不只是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邻里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而在这种感叹和唏嘘中，又含有诗人自家的伤痛。“”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诗人感觉不够真实。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诗人觉得犹如在梦境中一样。诗人用这样两句简朴的语言将战争年代人们的独特感受更强烈地呈现出来，由写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这种描写十分具有典型性。

第二首，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群鸡的争斗乱叫也是暗喻时世的动荡纷乱，同时，这样的画面也是乡村特有的。正是鸡叫声招来了诗人出门驱赶群鸡、迎接邻里的举动，“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起首四句，用语简朴质实，将乡村特有的景致描绘了出来，而这种质朴，与下文父老乡邻的真挚淳厚的情谊相契合。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四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四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四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

此诗的开篇四句，便直接了当地表现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着，人们都在惊惧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调军队的文书，表示紧急；“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凭据，以铜刻作虎形，劈为两半，调兵时需二者验合。说“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快速地飞来，可见急上加急；说“虎符”在各州各郡一个个地合着。更见征调之多、频繁不已，边疆告急，形势紧张的情况则不言而喻了。继之“喧呼”一句，紧承前两句诗意，写出催迫应边之状。是谁在“喧呼”呢？诗中并没交代，但不难体会，这里既有传檄人的呼声，也有调兵长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乱，以至连林中的鸟雀在深夜中为之惊动都鸣叫不已，则人之被惊扰不宁可以想见了。这几句诗，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

接着，犹如影、视镜头转换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诗，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宁的画图。“白日”象征皇帝，“紫微”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称“三公”。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按道理说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天下统一、四方安定。这里在颂扬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谴责了当权者，通过前后鲜明的对照，对于征南诏的发动者策划者给予了讽刺，诗人和广大人民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其中，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这两句是对以上诗意的具体说明，意思是：国家原来很安定。现在为什么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呢？这完全是因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时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讨南方的军队。这里运用问答的形式，不仅在句式上显得灵活变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构架上也起到了勾联纽结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渡泸及五月”，这个“泸”指金沙江，古时称“泸水”，相传江边多瘴气，以三、四月间最为厉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将赴云南征”，这不仅是诗人的叙述，也表达了士兵的心情，他们听说要渡过泸水，去遥远的云南打仗，心头紧缩，都感到有去无回，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写到这里，诗人对统治者这样的穷兵黩武，而不顾惜人民的生命，感到异常愤概，充满不平之气，于是议论道：“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被抓来的百姓，没有经过阵势，是难以上战场的，更何况去边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从“长号”到“心摧”四句，具体地描写了出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被抓去充军的人们，临行前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告别，这是生的分离，也是死的作别，彼此号大哭，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直到哭尽了泪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断，两无声息。诗中连用“长号”、“惨”、“泣尽”、“心摧”，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现了这种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悲剧。

“困兽”四句，又是议论，以“困兽”、“穷鱼”喻没有战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鲸”喻凶悍强大的敌人。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进行着扩边的战争，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众多的应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葬身于沙场之上，成为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几句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也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诗的结末两句，内容上又发展到一个深的层次，进一步地揭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个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这两种兵器用在误乐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传说舜时有苗叛乱，大禹建议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举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习，有苗氏便归服了。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正是暗讥“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动辄诉诸于武力，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显然这里的意思与“白日”以下四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应的。在结构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这首诗在运用传说、夸张及想象方面，虽也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叙的是实事，写的是实景，抒的是实情，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达到了精湛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少年行》，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古代诗人一般以此题咏少年壮志，以抒发其慷慨激昂之情。李白的《少年行》，一组两首，这里所选的是其中的一首。这两首《少年行》，皆沿用乐府旧题，以寥寥数语勾勒了豪侠少年的形象，摹写了其个性特征。

诗体为七排，是古代诗人极少创作的一种诗体，杜甫集中仅存数首。此诗乃诗人触景伤情、感慨入怀之作。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诗篇开始，诗人紧扣清明时令入题。“新火”，古代四季，各用不同木材钻木取火，易季时所取火叫新火。唐宋时清明日有赐百官新火的仪式。苏轼《徐使君分新火》诗云：“卧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即指此。首联一点时，二点地。诗人清晨起来，匆匆赶路，清明新火正袅起缕缕新烟。天气晴暖，春光明媚，一叶小舟荡漾在万顷湖水之上。一个“净”字写尽了天宇的明静，湖水的澄澈。此景如诗如画，可惜在诗人心中惹起的却是阵阵苦痛酸愁。“客船”之“客”轻轻一点，把诗人从美好的自然境界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人生，诗人不得不面对飘荡流离的艰难处境，幸福和快慰转瞬即逝。景愈美，痛愈深。诗人看到天上飞过轻盈的小鸟，地上游戏的快活的儿童，他只是苍然感到“他自得”，“我无缘”，诗人历经苦痛，身老倦游之态如在目前。绣羽，美好漂亮的羽毛，代指鸟。鲍照赋云：“曜绣羽以晨过。”又，宋之问诗：“衔花翡翠来。”红颜，此非指美貌女子，而是指少年，李白《赠孟浩然》诗有句“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即是。骑听，以竹当马骑，乃少儿游戏。此联直写诗人之哀之倦，与首联隐于其中、详察方觉不同。意义上隐显结合，表达上动静相照，取景由高及低，由水及岸，时空勾画宽远阔大。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第三联上承第二联，写本地风物人情。胡，泛指少数民族。湖南是多民族杂居省份，土家苗民很多，少数民族的儿童服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迥异于北国中原，楚地女儿腰肢苗条，美丽可爱，又是别番情调。在诗人笔下，小鸟轻翔，少年游乐，儿童装扮新奇，少女袅婷款款，衬以朝火新烟、湖光山色的背景，构成一幅明快爽朗、色调纷呈的清明风俗画。很明显，诗人意在以此反衬自己悲凉暗淡的心怀。前三联从现实、眼前着笔，第四联则由当地古迹转到对历史人物的回忆了。定王，汉景帝第十子刘发，唐姬所生，微无宠，故封王于卑湿贫国长沙，卒谥定。定王城又名定王台、定王庙等，在长沙县东一里，庙连岗，高七丈，故又谓之定王冈，相传乃定王为望其母唐姬墓所建。贾傅，即贾谊。年少通诸家书，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他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又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发抒不平之气。盛弘之《荆州记》里说：“湘州南市之东，有贾谊宅，中有井，即谊所穿也。上敛下大，状似壶。井旁有局脚食床，形制甚古。”诗人为何于此想及此二人二事呢？定王、贾谊失宠于皇帝，不遇于时运，被逐僻远卑湿之国，与诗人经历是颇相近的，而定王之望远在长安的母亲坟茔，贾谊之吊屈原而自伤，也正与诗人情感和思想合拍，诗人是借古人而遣已之郁怀。所以下联作者即从古人想到自身境况。

“虚沾焦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要禁火三日。相传春秋时介子推辅佐晋文公重耳回国后，隐居不出，重耳烧山相逼，之推抱树而死。重耳为悼念他，禁止在之推死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食，以后相沿成俗。而太原旧俗，每冬至应寒食一月，平民不堪其苦，周举为并州刺史时，作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非贤者之意，故改为三日。其实，禁火乃周朝旧制，与子推之死无关，是《后汉书·周举传》附会为之。诗人在此不过是借用这个清明传闻而己。沾，润泽。寒食时虽赖周举之福开了火禁，诗人一无所有，舟鲜熟食，故只有虚承周之美意了。严君，即严君平，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读老庄，扬雄曾从其游学，称为逸民。这两句概括写诗人贫困潦倒生活。诗人到处奔波，左冲右突，却生计无着，写此诗前后即在潭州卖药度日，有诗云“药物楚老渔商市”。诗人提及严君平，非即思君平卖卜自给，更含有对君平闭帘读老庄的向往之情。诗人一生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为了社稷，也为了生计，想积极用世，同时也不乏退隐山林，过一种平淡安稳生活的热望，经过十余年的流浪颠沛后，这种心灵的追求更日趋强烈，《过洞庭湖》、《次空灵岸》和《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作品都有明显的反映，所以结联诗人明言已志。他讨厌击钟而食、列鼎而烹的富豪生活，希望顺依自己“山林”“天性”，有“浊醪粗饭”伴送岁月，颐养天年就足够了。这不过是诗人在生活重负之下残存的一点起码的生存要求，虽不太积极，仍然体现了诗人不愿趋奉权贵，追慕荣华的高洁品质。可惜的是，诗人这个最普通的愿望都根本无法遂愿，第二年诗人即因贫病交加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年仅五十八岁。

第一首诗，诗人由清明景事兴感，抒写自己的悲惨遭遇与高洁志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段落。第二首在内容上是第一首的继续和发展，着重写飘泊之感，情怀抒发则更挚切深痛而饱满。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首联概写诗人苦于飘泊，年老病废的不幸命运，并启二三两联。偏枯病名，《黄帝素问》说“风疾或为偏枯”。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第二联紧承首联，“系舟”应“飘泊”，“左书空”对“左臂偏枯”，“双下泪”“左书空”如两个特写镜头，将首联漂泊病废内容具象化，“寂寂”、“悠悠”两个叠词，更强化了诗人无依无靠，飘泊不知所归，流浪难与人语的悲凉气氛。茫茫人寰，无人可语，卧病在舟，飘荡无期，右臂残疾，左书难以成字，虽想停舟驻足，却又无岸可登，思前想后，诗人泪雨滂沱，心如刀割。此为近承。第三联在上联具写的基础上概写，远承首联。蹴鞠即打球，与荡秋千等都是清明时节游戏，诗人选取它们入诗既照顾诗题，更含有深意。《杜臆》认为蹴鞠乃军中击球之戏，此代指兵乱，战乱频仍中的飘泊就更为艰辛，此其一；清明打球乃唐旧俗，不止军中，宫中犹耽此戏，王建《宫词》描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诗人用此，寓有想望京华之意，此其二；其实，蹴鞠秋千在此还具有比喻、双关意义，诗人的一生不正象球那样被人踢来踢去，命运不定，也不正如秋千般飞荡往复，高低起落，难以自控吗？此其三。“十年”言久，“万里”言远，诗人从时空两个角度叙写自己不幸。“十年”既是虚指，也是实指，从诗人贬出朝迁到现在已是十年光阴过去了。多少年来，诗人象毡球象秋千飘泊动荡，本已足悲，挈妇将雏，一天一天远离京华，则更增其若，荆楚的清明风俗虽与长安相同，正因其同，却不得不使人忆起流窜四处的亲朋，这益使人难堪万分，柔肠寸断。诗人在这十四个字中熔铸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它们依次叠现出来，既富有层次感，又极见浑然一体，具有极强的内在情感张力，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联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诗人由上联蹴鞠秋千等物事巧妙转入对景物的描写，情感也逐级上升到新的高度。春来了，去冬南来的雁阵又纷纷穿云北去，赶赴北国的家园；四野人家也纷纷钻青枫取火，一片清明风光。诗人从高下两个角度取景。紫塞，北地边关，诗人用此代北方的京华长安。南鸟北归有期，迁客返京无望，可谓人惭北鸟。古人钻木取火，四时各异其木，其后仅于寒食后一日为之，成为沿袭故俗遗迹。春季当用榆柳，荆楚却用青枫，足见异地异俗，更易令人想到《招魂》中的句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这与诗人当时心绪是极合拍的。北方紫塞，楚中枫火，两两相隔，山高水远，诗人之心禁不住越过千山万水，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都京华。长安的楼阁一定早掩映于阳春三月迷离朦胧的轻烟花雨中了吧？那奇瑰高峻的山河也早应万紫千红，一片锦绣了。诗人想念京华之深，欲归故都之切，在如诗如画的想象之景中淋漓尽致地渲泄出来，表达却又含蓄深婉，真切动人。诗人到底忘不了社稷和君王。第四联为眼前实景，旅雁青枫却给人以无穷想象的天空，景深因之加大；此联为想象虚景，烟花锦绣又紧扣节令，近远两景真幻交融，动静兼具，足见诗人构思之精密，技巧之高妙。

“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春水滔滔归向浩渺无边的洞庭，隔断了诗人的归路，举目皆茫茫白苹，更使白首诗人愁肠百倍，不能自持。“春”是节令的周而复始，“白”是色彩的比照烘托，两词叠用，极写诗人万般情怀。春水也如大雁一样，能够如期回归，诗人却不得不淹滞湖湘，返京无计；白苹虽有荣枯，尚能年年开花，诗人却盛年不再，衰落无成，然诗人偏又心系长安，不忘社稷，怎不愁上加愁呢？是景语也是情语，情因景生，情变景换，在情感的千回百折、跌宕渲泄中，结束全诗，只留下茫然、哀痛、无言的回声。结联素来为人称道，刘禹锡《嘉语》言此联人不可及，尤以叠字见妙，位云亭《秋窗随笔》赞其“风神摇漾，一语百情”，从艺术技巧和审美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了极高的评价。

在内容上，《清明二首》因节兴感，借景借物抒怀，既写平生不幸，更让人看到诗人心中交织纽结的矛盾和痛若。诗人平生抱负无望可展，加以身老病废，流离失所，意识中潜藏的释道思想不禁抬起头来。在最后岁月的诗稿中，他感慨自己“久放白头吟”，渴望能“忘机”“返朴”，他追慕桃花源式的世外“淳古”生活，认为“富贵功名焉足图”，希望在“乐国养微躯”，且欲与山鸟山花结邻为友。然而诗人终归是诗人，即使成了江湖“渔翁”失群“孤雁”，也永不失“每饭不忘君”的本色。他总是心系故园，“每依北斗望京华”，不舍辅佐君王“几回青琐点朝班”的过去，“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诗人依然雄心不已。这样，进与退，入与出的矛盾在诗人心中此消彼长，掀起剧烈冲突，当然前者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怀，也鲜明体现在《清明二首》中。贫病交加的诗人，眼前的欢乐之景无一不牵发缕缕哀愁，促使他追想严君，向往山林的任运生活。然而北回的大雁，飘流的枫烟，应时的春水，又注定他割弃不了“秦城楼阁”和“汉主山河”，且因之愈复悲哀。诗言情志。诗人这种深沉浓烈的情怀根植于诗人高尚深厚的爱国主义心灵，是诗人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而必然的写照。这种深厚的爱国之情是深可宝贵，值得今人发扬光大的。这也是这首诗的价值所在。

艺术表达上诗人也颇多成功之处。诗人善于选景构图。新火新烟，湖色春光，旅雁青枫，烟花锦绣，组成一幅有声有色、历历如见的江南初春图，而鸟衔花，儿骑竹，童妆胡服，女作细腰，定王旧城，贾傅古井，又是一卷具有鲜明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风俗图画。诗人选景注意大与小，远与近，高与下，动与静的角度变幻和配合，并把古与今，想象与现实有机融汇，内容丰富多彩，画面流走生动，境界高远阔大。诗人善于炼字炼句，以“净”写初春湖光山色的特征和神韵，以“远”状诗人欲留不能，京华日远的感伤，以“虚”道诗人囊空如洗的贫寒，“十年蹴鞠”一联高度浓缩概括，达到了言约意丰、辞断意属的审美高度。叠词、复字、双关等技巧，既增诗句声态之美，更使平常词眼产生了新的丰富深涵，扩展了诗的容量。全诗语言通俗朴质，感情却含蓄深沉，耐人咀嚼。

全诗以情感的构思线索，取景用事全为抒情服务，所以景随情移，步步变换。或以乐景衬哀，或直写哀景，第二首后三联则把情景高度统一于一体，一般景万种情叠起千重心浪，把全诗情绪推到最高点。诗人又善于多角度切入和转换，多重诗歌意象纷至沓来，仿佛随手拈出，又极妥贴自然。象第二首，首联点飘泊之苦，二联近承具写，三联远承概写，又带出清明物事，融深慨于其中。四联是眼前景，旅雁由地上云，新烟袅袅腾空，视点从低至高摇移；五联是想象着笔，结联又归于眼前茫茫湖水。结构上纵横开合，景致上伸缩自如，情感氛围步步加深，似淡实浓，似散实密，似漫不经心偏又构思绵密。语出自然，旨归深烈，简易纯熟，深然天成，正是诗人晚年诗作的鲜明特点。

在章法上，第一首前后两联都紧扣自身着墨，中间两联拓开一笔，写当地风情民俗，离合相间，跌宕起伏；第二首前三联叙事，叙中融情，后三联写景，景真情深，两大板块如又峰并峙，各显千秋。第一首起于风物人事，言志作结，第二首由自身飘泊启篇，又归于湖南风物，两首诗在整体结构上有一种曲折变化之貌，回环错落之美。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达上看，《清明二首》都是诗人晚年的好诗之一。

（一）

第一首先写草堂，举其四景：堂西的竹笋，堑北的行椒，园中的梅子，久七前的松树。诗人处在这远离闹市的幽静环境之中，因看到园中将熟的梅子，便想到待梅熟时邀朱老一同尝新；因看到堂前的松树，便希望和阮生在松荫下尽情地谈古论今。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草堂的爱赏，以及他对生活的朴素的要求。他久经奔波，只要有一个安身之地就已经满足了。显然，这首诗虽属赋体却兼比兴，于平淡的写景叙事中寓含着诗人的淡泊心情，以作为组诗之纲。当时杜甫因好友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足证严武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这里他所想到的草堂的座上宾都不是严武，而是普普通通的朱老和阮生。这就可见诗人当时的心境和志趣了。

（二）

第二首诗写浣花溪，状其水势浩大，借“欲作鱼梁”而抒情，非真“欲作鱼梁”也。因为“作鱼梁，须劈竹沉石，横截中流，以为聚鱼之区，因溪有蛟龙，时兴云雨，故公不敢冒险以取利。”（《杜诗详注》卷十三引）对此解说，浦起龙《读杜心解》认为“是为公所愚也”。他说：“须知‘蛟龙，之想，只从‘云覆、‘雨寒，生出，值云雨而墩起文情也。”是有道理的。但浦氏以为这首诗“为作鱼梁而赋，而自况不凡”，则未免有点牵强。其实，这首诗并非什么“自况”，只是流露出诗人对能否在洗花溪畔的草堂安居下去的担心情绪。这才是“不敢安”三字的真实含意。诗人觉得自己在草堂尽管心境淡泊，无所奢求，但仍难保不测。诗中谓溪下有坟龙，时兴云雨，固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却也十分形象化，隐隐可以显示出诗人身居草堂对成都局势的担心情状。这也正是诗人当时“三年奔走空皮骨”的心理状态。

（三）

这组诗一开始写草堂的春色，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此诗两两对杖，写法非常精致考究，读起来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雕琢，十分自然流畅。把读者由眼前景观引向广远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之中，引入对历史和人生的哲思理趣之中。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黄鹂、翠柳显出活泼的气氛，白鹭、青天给人以平静、安适的感觉。“鸣”字表现了鸟儿的怡然自得。“上”字表现出白鹭的悠然飘逸。黄、翠、白、青，色泽交错，展示了春天的明媚景色，也传达出诗人欢快自在的心情。诗句有声有色，意境优美，对仗工整。一个“含”字，表明诗人是凭窗远眺，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这两句表现出诗人心情的舒畅和喜悦。“西岭”，即成都西南的岷山，其雪常年不化，故云“千秋雪”。“东吴”，三国时孙权在今江苏南京定都建国，国号为吴，也称东吴。这里借指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千秋雪”言时间之久，“万里船”言空间之广。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襟何等开阔！这两句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境界开阔，情志高远。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拓宽了广度，使得全诗的立意一下子卓尔不群，既有杜诗一贯的深沉厚重，又舒畅开阔，实为千古名句。

苏轼曾经说过：“少陵翰墨无形画”。此诗就像一幅绚丽生动的山水条幅：黄鹂、翠柳、白鹭、青天、江水、雪山，色调淡雅和谐，图象有动有静。画的中心是几棵翠绿的垂柳，黄莺儿在枝头婉转歌唱；画的上半部是青湛湛的天，一行白鹭映于碧空；远处高山明灭可睹，遥望峰巅犹是经年不化的积雪；近处露出半边茅屋，门前一条大河，水面停泊着远方来的船只。从颜色和线条看，作者把两笔鹅黄点染在一片翠绿之中，在青淡的空间斜勾出一条白线。点线面有机结合，色彩鲜明而又和谐。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次开阔，出语雄健。全诗对仗精工，着色鲜丽，动静结合，声形兼俱，每句诗都是一幅画，又宛然组成一幅咫尺万里的壮阔山水画卷。

（四）

第四首诗为药圃而赋。王嗣爽《杜臆》说：“公常多病，所至必种药，故有‘种药扶衰病，之句。”（《杜诗详注》卷十三引）。今影印本《杜臆》元，仇氏（仇兆鳌）当另有所据。”前两句写药圃景色，种药在两亭之间，青色叠映，临窗望去，油然而喜。后两句虽也是写药物的生长情状，与前两句写药物出土，发苗及枝柯的生长过程相连，对一药物生长于隙地的根部的形状作了描绘，足见诗人对药用植物形态学的认识；但就药寄慨，与首章淡泊之意略同，却不是一般的咏物诗，更绝非某些赏花玩月的作品可比。仇兆鳌注：“彼苗长荒山者，不能遍识其名，此隙地所栽者，又恐日浅术及成形身。”浦起龙亦说：“空山隙地，萧间寂寞之滨也，亦无取于见知矣。”可以参看，以见杜甫虽因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但仍担心着“不测风云”，总是把自己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毕竟不是那种忘乎一切的趋炎附势之人。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几经漂泊初寓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山川雄壮奇险，历史古迹层积，初到夔州杜甫一连写下十首绝句歌咏夔州的山川景色和人文景观，合为《夔州哥歌十绝句》。

【其一】

中巴之东巴东山：首句点明夔州的位置并突出一个“山”字。到过夔州的人往往惊叹夔州的莽莽群山。从瞿塘起，下接巫山峡，两岸高山奇峰异岭。特别是瞿塘两崖，有如天开巨门，故称夔门。杜甫描写道：“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猱玃须髯古，蛟龙窟宅尊，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瞿塘两崖》）诗中说状如天门的两崖，雄奇绝伦，连给太阳推车的羲和看见了都生怕车子翻了跌落下来。清人张问陶在《瞿塘峡》一诗中写道：“便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岸山。”

江水开辟流其间：是说自三峡开辟以来，江水就奔流其间。何时开辟？在遥远的古代，

白帝高为三峡镇（镇，军队重镇）：白帝城下临瞿塘天险，有高屋建瓴之势，易守难攻，故为历代军事重镇，如公元221年刘备伐吴，翌年兵败，退守白帝城，吴人不敢西上。

瞿塘险过百牢关：瞿塘峡又名广溪峡。广溪，是广纳众溪的意思。四川境内的水和陕、甘、云、贵的一部分水注入长江，汇总到狭窄的瞿塘峡。这就是杜甫在《长江二首·其一》中写的“众水汇涪万，瞿塘争一门（夔门）”，故瞿塘峡水奔腾万状，如虎啸龙骧，加之峡口巨礁耸立，这就是滟滪。它是长江的“中流砥柱”，巍然而立。因江水湍急，造成回澜千转，惊涛骇浪，所以人称“瞿塘天下险”。（1959年冬，人民政府整治川江航道，采取洞石大爆破的的施工方案，把滟滪消除了。今已成了高峡平湖。）百牢关：《光绪奉节县志》载：“百牢关在县东十五里，魏辛毗云：‘夔州百牢关，兵马不可越。’”阎仑舒诗：“百牢关下古夔州。”浦起龙引《唐书》：汉中郡西县（即今陕西勉县）有百牢关；《图经》云：孔明所建，两壁山相对，六十里不断，汉江流其间，乃入金牛益昌路也。杨伦注亦如此。但从杜甫平生经历的地方看，他不曾到过汉中郡西县，也就没有见过那里百牢关的险状；见到夔州的百牢关则是肯定的。诗中的百牢关当是指夔州的百牢关，位置在古夔州城（今下关城）的上边。

【其二】

白帝夔州各异城：夔州古子阳城（今仍称子阳城）下面的下关城是唐时夔州城的所在地，其下偏东南处是白帝城，它和古夔州城地界相连。由于白帝城和夔州城的营建时间相隔五百多年，这两个古城的地界早已淹没，看不出来了，所以诗中指出“各异城”，不是同一个城。

蜀江楚峡混殊名：蜀江的瞿塘峡旧称西陵峡，与荆州的西陵峡名称相同，所以说“混殊名”。

英雄割据非天意，霸王（wàng）并吞在物情：这两句是互文，是说“英雄割据”、“霸王并吞”都不是天意使然，而在于人心归向。这两句概括了古往今来政治上的兴衰成败之理。

【其三】

群雄竟起问前朝：前朝，指隋朝；群雄竟起，是指隋朝末年民变四起。隋炀帝穷兵黩武，穷奢极欲，残害忠良，亲幸佞臣，造成民生无比惨痛，广大人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反抗。如邹平人王薄起兵于齐郡，漳南人窦建德起兵于高鸡泊，俞县人张金称起兵于太原河曲，蓨（tiáo）县人高士达起兵清河；统治者内部也有不少人乘机而起，如杨玄感是隋元老重臣杨素之子，袭爵楚国公，官至柱国将军，负有朝野重望。隋炀帝二征高丽时，特用玄感主持后方运输补给，驻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这时人心厌战，苦于兵役，一时漕运不济，而君命督逼紧急，玄感愤道：“独夫肆虐，陷身绝域，此天亡之时也！我今帅义兵诛无道如何？”各地响应者十余万人。于是玄感率兵进攻东京洛阳，声势浩大。从公元611年（大业七年）至618年（大业十四年）群雄竟起，天下大乱。

王者无外见今朝：这句是承上句“群雄竟起”，天下大乱，转说帝王任用贤臣，励精图治，视国人如一家而天下大治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曾见于唐朝。

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比（bì），直到，等到。讶，惊讶，惊奇。元，为首的，此指唐玄宗。玄宗前期知人善任，励精图治，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他晚年昏庸，于是宫内有杨贵妃的擅宠，宫外有李林甫、杨国忠的用事，因而国事日非，兴大狱，事聚敛，大小官吏贪污腐化，百病全生。终于造成安史之乱。凡此种种，诗人用“元听舜日旧箫韶”一句来概括。箫韶，传说是舜的乐曲，这支乐曲是体现他施行教化之治的完成。这里反用其意，指玄宗在开创盛世之后，认为万事已毕，不理政事，只爱听那支《霓裳羽衣曲》。于是野心家乘隙而入，佞臣安禄山其人狡黠，取得玄宗深信，一身兼领三节度使，拥有精兵二十万，他拜杨贵妃为干娘，自由出入宫廷。直到安禄山从渔阳起兵反叛，玄宗才感到惊讶，如梦初醒，怨恨安禄山口蜜腹剑，大胆妄为。正如白居易所描写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这两句诗，是对玄宗的指责和讽刺。全首诗则是概括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百多年历史。

【其四】

赤甲白盐俱刺（读qí，是穿的意思）天：赤甲，即赤甲山，位置在瞿塘峡西口的北岸，南基连白帝山，土石皆赤。宋人称西山、西郊和卧龙山，今人称鸡公山。白盐，即白盐山，位置在瞿塘峡中段的北岸，今称桃子山。因页岩遍布，色如白盐故名。这两座山。均高入去霄。所以说：“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的“山”，主要是指赤甲山。在赤甲山下，今称下关城的地方，是古夔州城所在地，人烟稠密，沿山逶迤而上有较多的人家。所以说“闾阎缭绕接山巅。”古时林木茂密，白帝、瞿塘一带枫树很多，杜甫在《秋兴八首·其一》中有“玉树凋伤枫林”之句。夔州曾有“水果之乡”的称号，特别是柑桔，唐时为贡品。所以仰望赤甲、白盐，在复道（房屋间天桥）重楼之间，桔树青青，金果累累，枫叶为醉，有如锦绣。所以说，“枫林桔树丹青合，复道重楼绵绣悬。”

【其五】

瀼东瀼西一万家：夔州人称山间之流水通江者为瀼，瀼东，是指傍唐时夔州城之东入江的一条小河——草堂河的东岸；瀼西是指距草堂河之西十里流入长江的一条小河——梅溪河的西岸。瀼东即东瀼之东，瀼西即西瀼之西。因为东瀼之东是唐时夔州城郊；西瀼之西是来往船只停靠的码头，那里也比较平矿。这两处人烟比较稠密，故曰“瀼东瀼西一万家”。江南江北春冬花：江南指长江南岸，江北指长江北岸。“江南江北春冬花”，是说夔州长江两岸四季花开。

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这两句是说，白鹤常从茂林香花中飞起，野鸭时时戏逐于江水之中。诗中不说“白鹤”而说“鹤子”，不说“野鸭”而说“凫雏”，不说“蒋草”而说“蒋芽”，这就显示出这些生物在那里生存繁衍、自得其所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其六】

东屯稻畦一百顷：东屯在白帝城东北角，因公孙述曾在此屯田，故称东屯。“东屯稻畦一百顷，”一百顷就是一万亩，但东屯远远没有这么宽的稻田面积，这是一个疑问。谭文兴教授多方研究的结论是：东屯的范围不仅在白帝城东北角，应当是从黄连树（地名）下面的大桥村起，一直到白帝庙东面的沿东瀼水西岸比较平坦的土地。这一大片土地正有一百顷左右宽。所以说“东屯稻畦一百顷。”

北有涧水通青苗：北，指东屯北面。涧水，就是两山之间的流水，就是上坝（地名）上面那一段东瀼水。东屯的稻田可以从东瀼水上游直接引水自流灌溉稻田。所以说，“北有涧水通青苗”。

晴浴狎鸥分处处：由于东瀼水源远流长，流量大，就是晴天流量也不小，鸥鸟到处可以游玩洗濯，所以说：“晴浴狎鸥分处处。”

雨随神女下朝朝：用“神女”这个典故，一是点明东屯距巫山近，二是说当地经常下雨。因为雨水充沛，灌溉东屯稻田的涧水充足。因为雨水充沛，东屯稻田还可以经常得到大量的天花水和两边山上的地面流水灌概。

【其七】

蜀麻吴盐自古通：是说四川和长江下游一带古已有物资交流，不仅指蜀吴两地；商品也非定指麻盐，夔州并不缺盐。杜甫《负薪行》中“死生射利兼盐进”可证。万斛之舟行若风：说明当时已常有巨舟大商来往。

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昼摊钱高浪中：长年，篙师。“三老”船工。这两句是说，船工们在高浪中驾船飞速行驶，放声歌唱；商贾们则只顾在阳光下摊钱赌博。“长歌”，当是一种减轻疲劳、抒胸臆的川江号子。诗中对行船、船工、商贾写得形象生动，语言朴实。

【其八】

这首诗的大意是：回忆当年长安都市上商贾云集，有人张挂山水画出售。我眼前的巫峡曾在画屏上见过，至于画上的楚宫是否在我面对的碧峰里，尚存疑问。

诗中的“巫峡”是指瞿塘峡。杜甫在夔州诗中，常把巫山峡和瞿塘峡统称巫峡。也常把夔州的山称巫山。如“巫山巫峡气萧森”（《秋兴八首·其一》）中的巫山是指夔州的山，巫峡是指瞿塘峡。关于楚宫：杜甫在夔州诗中提到的楚宫是夔州府治所在地的传说中的楚宫。楚宫遗址究竟在何处，尚无一致、准确的说法，所以说“楚宫犹对碧峰疑”。

【其九】

武侯祠堂不可忘：武侯，即三国蜀相诸葛亮。刘备死，亮辅后主刘禅，以丞相封武乡侯，谥为忠武侯。武侯祠堂：供俸诸葛亮的祠堂，在白帝城西数里的关庙沱附近，解放初尚存，改为村初级小学校舍，不久圮废。为什么说诸葛的祠堂不可遗忘呢？因为诸葛亮有卓越的见识和军事才干。他帮助刘备建立蜀汉，刘备死后又辅佐后主刘禅治理国家。他对刘备忠心耿耿，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气节深为杜甫所尊崇。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五》写道：“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空失箫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对诸葛亮的评价极高。

中有松柏参天长：这既是写实又是以松柏之长青喻诸葛之不朽和坚贞；以“参天长”喻诸葛之人品的高洁。

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为什么“干戈满地客愁破”这种感受呢？因为刘备是明君，诸葛是良臣。诸葛的一生是明良遇合的一生。杜甫虽然生不逢时，但他为诸葛的明良遇合感到欣慰而客愁破。

“云日如火炎天凉”：在葱葱郁郁的林木中，哪怕是盛夏也觉凉快。这是写实。另一方面，在这特定环境——武侯祠里的参天柏松庇荫下，好像诸葛之神对他有所慰藉而感到身心爽适。

【其十】

阆风玄圃与蓬壶，中有高堂天下无：阆风，阆风颠；玄圃，玄圊堂。都是传说中为人仙人所居之处，都在昆仑之顶。蓬壶，即蓬莱，传说为东海三仙山之一。高堂，也作高唐，高唐观。浦起龙《读杜心解》引范成大《吴船录》：“阳台、高唐观在来鹤峰上（来鹤峰在今奉节县城对岸偏西的文峰山上，其形似鹤展翅乘来，）是诗夸美夔州，以为十首结局。‘高唐’句，意不在古迹，特举本地仙灵之境，谓足与蓬阆相抗耳。推崇高唐，即是推崇夔州也。”杜甫有三首诗都写到“高唐”，但“高唐”实际在云梦泽中，杜诗中的“高唐”是据传说而言，所以说“意不在古迹”。

借问夔州压何处，峡门江腹拥城隅：“借问”是假设的问语；“压”本是压住的意思，这里作“坐落”解；“城隅”，本是城楼的意思，这里指夔州城。这两句是说：夔州城坐落在哪里？它坐落在瞿塘峡口长江腹部。

《夔州歌十绝句》在体例、语言和内容方面有如夔州民歌《竹枝词》，但每首末两句都对偶成韵，这是诗人吸取了民歌的营养，又有所创新，是竹枝的别唱。《夔州歌十绝句》对后世颇有影响，它开后来以“竹枝词”为题，专写一个地方的风光和民俗的组诗之先。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